经济学家范文

经济学家范文第1篇

他的研究关注的是有效市场的设计。这是一个重要而且正在成长的行业，它已经影响到了国债拍卖以及器官移植优先顺序确定等领域。科尔斯甚至还与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文・罗斯（Alvin E. Roth）共事过。

但名誉并不足以让科尔斯继续留在哈佛。2013年，他搬到了旧金山湾区，现在旅行房屋租赁网站Airbnb工作。像Airbnb这样的技术公司都承诺提供大量数据和高额薪资来吸引经济学家的加入。

在永无止境地追求从现有市场抢占更多利润以及建立新兴市场的过程中，硅谷正在把目光转向沉闷的学术界。经济学家表示，他们也十分渴望探索数字世界，给为关于价格、激励和行为等永恒经济问题带来新鲜观点。

科尔斯表示：“对经济学家来说，硅谷绝对是一家糖果店。”

当然了，他们拿到的报酬也比在学术界更高。在学术界，经济学家一年的收入通常为12.5万到15万美元。而在技术公司里，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的年收入一般在20万美元以上。再加上奖金和赠予的股票，他们的薪酬随随便便就能在几年内翻番。负责管理团队的高级经济学家的薪水则更高。

企业雇佣经济学家已经有年头了。他们的工作一般是去研究宏观经济形势（比如经济衰退和货币汇率等问题），并帮助雇主解决相应的问题。

但经济学家在技术公司里做的事情却有所不同：他们考虑的不是国内或全球经济形势，而是在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数据轨迹，从而帮助技术公司做出正确决策，增强它们在广告、电影、音乐、旅行和住宿等领域的在线市场的影响。

这些技术公司包括了亚马逊、Facebook、Google、微软等大型企业，也包括了Airbnb及Uber等新兴企业，它们希望效率的提升可以带来更多利润。

Google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称，人们现在非常注重理解数字市场如何运行。但是他说：“我早在几年前就觉得这个领域很有吸引力。”

69岁的范里安是技术企业内部经济学家中教父级的人物。他曾经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知名教授，于2002年加入Google。

一开始他只是兼职，但很快就成为了正式员工。他帮助Google细化了AdWords市场，让广告商通过竞价将自己的广告根据用户输入搜索引擎里的检索词显示在搜索页面上。

Google的目的是要避免将最好的广告配置提供给出价最高的广告主。范里安开发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广告投放模式，它可以计算出用户会点击广告、并觉得该广告是否有用的可能性。这正是智能市场设计的一个典型案例。

自那时起，范里安和他的团队一直专注于将他们的经济学视角运用在Google的广告市场、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非常规拍卖方式，无线频谱及专利的拍卖与购买竞价策略，以及为无人驾驶汽车等新兴企业提供模型等领域。

目前看来，亚马逊在招募经济学家方面似乎最为积极，它甚至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亚马逊经济学家（Amazon Economists）的网站来收集简历。

在网站上的一条视频里，亚马逊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巴哈里（Patrick Bajari）说，公司经济学家团队贡献的决策已经为公司带来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响”。

亚马逊招聘网站上则列有为经济学家提供的空缺职位。截至9月2日，这样的职位有34个。 >> 离开哈佛大学、加入Airbnb的经济学家彼得・科尔斯在公司位于旧金山的总部。

注意到这个新兴的就业市场之后，全美商业经济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4月在旧金山举办了协会历史上首次为技术公司经济学家办的会议，并且计划10月在硅谷再办一场。

学术界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且开始适应这种变化。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技术经济学专家、微软顾问苏珊・阿西（Susan Athey）表示：“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我们很难跟上节奏。”

许多经济学学生也选修了计算机科学的课程，部分学生同时修读了两种专业。

今年秋天，耶鲁大学开设了一门叫作“数字经济设计”的新课程，目的是为了按照技术公司里数字经济学家的方式综合运用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课程主讲是微软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经济学家格伦・韦尔（Glen Weyl），而且这门课程会邀请来自亚马逊、Pandora和Uber的客座讲师。

这门课是课程改革的一次试水，它也许会是一个专注于数字市场及其设计的联合学位项目。耶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德克・柏格曼（Dirk Bergemann）解释说，经济学关注的是效率、价格和激励，而计算机科学的重点是算法和复杂性。

经济学家范文第2篇

编者按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意气风发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一个问题层出纷争不断的年代。发展中的问题也是问题，也需要解决，但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却总是众说纷纭。社会结构变动催生的新利益人群要求新的体制，而旧体制下的既有利益人群总会以极其雄辩的理由要求保留旧的生活；生活的变化超越了一些人意识跟进的速度，而另一些人的观感却是世易时移之慢永远都让他急不可耐。一切争议不是出于利益就是出于观念，而不论什么争议，事实与价值都必须判然分立，否则争议将永无穷期。

《经济》从这一期开始专设栏目“我们这个时代”，以对话的形式剖析我们这个时代中的种种争议。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位、价值和功能在近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争议，我们首先来剖析它。

甲：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地位扶摇直上，俨然已成头号显学，其中是否有“虚火”的成分？

乙：中国经济学的实际水平与其显赫地位的确反差很大：与世界经济学主流相比，整体上处于幼稚状态，于国际学术界影响甚微；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无论学科建设还是学术成果，均不特别突出。但某一学科能否成为显学，与其学术水平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瘟疫横行时，医学成为显学；战争爆发时，军事成为显学；经济学成为显学，乃拜改革开放之赐。

甲：也就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就了经济学的显学地位？

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地球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只是极少数，大凡正常社会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均不曾享有如此显赫地位。经济学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成为头号显学，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面临太多的经济问题，既有转型的问题，又有发展的问题。

甲：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不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吗？为什么相应的学科没能取得显学位置？

乙：其他学科不如经济学幸运，或者其自主性空间不足，或者其议题处于社会边缘，因此经济学家出镜的机会远较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为多。

甲：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到处活跃着大量著名的与不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们的经济学家是否太多了？

乙：判断经济学家是否过剩，不能看其绝对数量，而应考察社会需求。中央需要经济学家起草文件，人大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立法，部委需要经济学家策划方案、拟订细则，地方需要经济学家建言献策、包装造势，企业需要经济学家顾问、公关，大学需要经济学家传道、授业，媒体需要经济学家点评热门话题、分析政策走向。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经济学家，归根到底还是需求拉动的结果。不同的社会需求催生不同的经济学家，每一类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活动天地，在某个圈子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另外的圈子就不一定著名了。

甲：这些圈子究竟是学术圈子还是利益圈子？

乙：很难如此截然划分。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风格，也有自己的立场。

甲：谁的立场？经济学家自己的立场还是他所服务的利益集团的立场？

乙：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服务是再正常不过的，那些标榜“中立”的经济学家其实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某个社会集团服务。经济问题关系到各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如果每个利益集团都有经济学家代言，那么意味着人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并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诉求经由社会博弈正可达致均衡状态，这其实是一种最理想的局面。我们的问题在于，代表强势集团的经济学家太多了，而代表弱势集团的经济学家又太少了；更严重的是，某些代表强势集团的经济学家将自己打扮成“中立”模样甚至诈称自己代表弱势集团，肆意推销实际上不利于弱势集团的方案和主张。

甲：这似乎在“诛心”了。某经济学家曾提出讨论问题的两条规则：“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

乙：如果你总是犯初级错误，那么我就有理由怀疑你的智力；如果你一再坚持理论上难以自洽或已为实践证伪的东西，那么我就有理由怀疑你的动机。

甲：穷人自然请不起好律师，弱势集团缺乏代言人也是正常的。

乙：穷人请不起好律师，不等于穷人不应该享有律师服务；如果穷人请不起律师，法庭应为他指定一位律师。如果第三部门充分发育、公共领域足够开放，弱势集团的代言人问题不难解决。强势弱势是相对而言的，也并非一成不变，如雇员相对于雇主处于弱势，但组织起来就很强势了。

甲：“利益集团”与“代言人”这样的字眼总使人想起著名的“皮毛论”，也许它适用于那些为政府或企业服务的经济学家。大学中的经济学家是否可以更超脱一些呢？

乙：恐怕很难。

首先，经济学不是一门超脱的科学。经济学家尽管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而且应当恪守“价值无涉”原则――全面占有资料，严格逻辑推导，不以个人好恶左右研究结论，但在研究选题乃至提问方式上无疑而且也必然是“价值关联”的――不同的经济学家关心不同的经济问题或同一经济问题的不同方面。大学中的经济学家或许学术兴趣与研究范围较为政府或企业服务的经济学家更宽广一些，但其研究同样受价值观影响。

其次，经济学家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研究经济运行和影响经济政策时无疑也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再次，经济学与所有理论学科一样，研究经费依赖托钵化缘。许多人以为经济学乃是教人致富的学科，这是极大的误解，曾有经济学家对此打趣道：“读了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不站在领救济金的队伍之中，但能够保证你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站在那儿。”大学中的经济学家研究经费乃至生活费主要来自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提供的各种基金，故其研究很难不受有关利益集团影响。

甲：或许西方的经济学家以向各类基金会“乞讨”为生，我们的经济学家据传却有不少“暴富”的。

乙：作为知识精英阶层，经济学家先富起来没什么奇怪的，但“暴富”就有问题了，其财富积累很可能源于“寻租”。

甲：除在政府部门任实职的少数经济学家外，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掌握行政权力，谈何“寻租”呢？

乙：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并不是只有占据行政职位才能“寻租”。如果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社会知名度和人际关系网络为企业争取上市指标、为地方官员宣传政绩工程、为垄断部门论证保持垄断的合理性并以此牟取经济利益，这不是“寻租”又是什么呢？

甲：那些据传“暴富”的经济学家往往有各种兼职。

乙：经济学家兼职是正常现象，但明显存在“利益冲突”的兼职就很不正常了，例如既为企业做顾问、又为监管该企业的政府部门做顾问，又如自己参与制定证券市场重大决策而直系亲属恰恰从事证券经营活动。

甲：权力导致腐败，经济学家也不能例外。

乙：重点在于防腐，应严格回避制度，如经济学家家属炒股，本人不宜参与证券市场政策制定。

甲：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乙：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出台之前能有公开的听证程序，如果我们的学术界能就现实问题展开坦率的讨论，如果我们的媒体能负起监督公众人物之责，某些经济学家就难以顺利“寻租”了。

甲：或许我们长期忽视了经济学家也是“经济人”。

经济学家范文第3篇

（Dani Rod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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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 Rodrik）

19世纪末以来，日益数学化和统计化的经济学表现出科学的虚荣，而经济学界被指责犯下了各种罪行。这些指控常常来自外部人士，那些非正统的边缘派―指控包括经济学界太过傲慢、无视收入以外的社会目标、过度专注于正规技术、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发展态势等。但最近，似乎经济学的领导者也开始感到不快了。

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兼报纸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开始不断抨击那些最新一代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忽视了老派凯恩斯主义的真理。而新增长理论创始人之一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也批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内，说他们“数学性”太强，结果是让问题变得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清晰。

芝加哥大学杰出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认为，这一学科为了便利而假设人是理性最优化者的模型，其实忽视了真实世界的行为。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指责同侪过度强调金融产品的好处，导致了社会动荡。

经济学巨擘的这些批判性考察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特别是在这个常常缺乏自我反省的领域。我也常常把目标对准经济学的“圣域”―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但对于这轮新批判，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潜台词需要澄清―并且拒绝。经济学不是那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模型的科学。问题不在于“达成关于哪个模型是对的的共识”（罗默语），而是指出哪个模型最适合给定的条件。而这样做永远带有一些艺术而非科学的成分，特别是不得不实时做出决定的时候。

社会世界与物理世界不同，因为它是人造的，因此有几乎无穷种可能。所以，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科学进步不是来自用更好的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扩大模型数量，每个模型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不同的社会现象。

比如，我们现在有许多关于竞争不完美或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的模型。这些模型并不意味着基于完美竞争假设的旧模型过时或不重要。它们只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不同环境需要不同模型。

类似地，强调启发式决策的行为模型让我们能更好地分析那些这一因素可能十分重要的环境。它们并没有取性选择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也仍然是其他条件下的首选工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型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的拙劣指导。强调预期的模型有时最好用于分析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在其他时候，具备凯恩斯主义要素的模型会更好。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经写过一则短故事―只有一段的短故事―也许能作为科学方法的最佳指导。在这个故事里，他描述了一篇遥远的陆地，在那里，地图学达到了荒谬的极端。一个省的地图详细到需要用整整一个市的面积才能把它展开。帝国全景地图需要整个省的面积才能展开。

而地图师的目标更加宏大：他们绘制了一张精确的一比一比例的帝国全图。博尔赫斯讽刺地写道，子孙后代根本找不到这张笨重的地图的实际用处。于是这张地图就这样烂在了沙漠中，和它所代表的地理学一起随风而逝。

许多当今社会学家无法抓住博尔赫斯的中心思想：理解需要简化。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最佳办法不是设计详尽无比的模型，而是了解不同的因果关系在每一次如何起作用，然后指出哪些在某个具体环境中最重要。

我们在上下班路上使用某张地图，在去另一个城市旅行时使用另一张地图。但如果我们是骑车、步行或计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么还需要其他类型的地图。

在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中导航―选择哪个模型更有效―比选择正确的地图难得多。经济学者用各种技巧使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实证方法。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经济学规则》（Economics Rules）中，我批评了经济学训练没有让学生具备该学科所要求的实证诊断能力。

但经济学的内部批评者宣称经济学错在经济学家没有形成关于“正确的”模型（当然也就是他们所钟爱的模型）的共识，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珍视经济学的多样性―理性人和行为人、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最优和次优、正统和非正统―把精力用在更明智地选择何时应该选择何种框架上。

经济学家范文第4篇

经济学是门奇怪的学问，对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而言，一定存在着一位实力旗鼓相当同时观点又完全相反的经济学家。也唯有经济学这一门学科，会出现两位学者互唱反调，而他们却分享着同一个诺贝尔奖（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纲纳・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就是个例子）。温斯特・丘吉尔也曾经说过，如果把两位经济学家关在一间屋子里，那么你将得到两种观点，除非其中一人是凯恩斯，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将得到三种观点。

有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一次克林顿和叶利钦在首脑会谈的间歇闲聊。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有一百个卫兵，但其中一个是叛徒，而我却无法确认是谁。”听罢克林顿说：“这算不了什么。令我苦恼的是我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话，可每一次都不是同一个人。”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的卢克・约翰逊抱怨道：“我看不出职业经济学家有什么用。他们声称自己了解贸易和金融、了解市场和信贷，可是我很难看明白他们昂贵的建议和深奥的辩论有什么实际效益。西班牙等国家已经被失业率压垮了，对于这种灾难，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什么务实的解决方案？”

卢克・约翰逊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政策制定者、金融家、创业者应该更好地倾听他们的预测和观点。可是对于次贷危机，对于房地产泡沫，又有谁提出准确预测呢？

有个故事或者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学。有个学生在芝加哥大学选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课，有天，这个可怜的学生可能是前晚太累居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这让弗老很不满，他敲了敲这位老兄的桌子，要让回答他刚向全班提出的问题。这位仁兄擦着眼睛回答道：“对不起，教授，我没听到您的问题，但我的答案是调整货币供应量。”

在经济学家中，最坦诚的恐怕要属罗宾逊夫人了，她说：“我学经济学的目的就是想让自己不受经济学家的骗。”

经济学家范文第5篇

这个对财富很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在选择自己的财富领域时，也毫不逊色。他与全球规模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博茂集团（Permal Group）有了不错的合作。自2011年6月起，他开始担纲这家公司的首席顾问。公开资料显示，博茂集团成立于1973年，PMH在全球投资了200多只不同的对冲基金，实现了对冲基金的组合。

陈志武自己说，他其实近10年一直在管理一个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他说这类基金2008年回报率只跌了6.2%，跌幅在各类对冲基金中最小。当然，股票市场中性基金波动率很低，总的回报率也不可能太高，2008年之前年回报平均是6.3%，经过2008年的亏损后还有4.7%。

他在一次报告中说，博茂集团旗下的宏观投资基金PMH（Permal Macro Holdings）年回报率达到8.1%，已经超过了由索罗斯最早开始做的全球宏观策略（Global Macro）对冲基金。因为这类基金平均为投资者带来的年回报率才5.7%，提供的Alpha才0.7%。

陈志武在博茂集团做顾问也并非完全闲职。一方面，这家公司知名度有所提升，另一方iangmian，陈志武也会提供全球宏观数据分析等咨询方式，与博茂集团的投资委员会互通有无。据说这家集团的核心投资人员也并不多，投资委员会主要有高级管理人员和投资组合经理组成，因为主要做的是宏观对冲风格，所以对全球经济的把控、战略制定非常重视。

在这次交流上，陈志武直言不讳地说，对冲基金公司是当前最赚钱的商业模式之一。他列举了美国典型行业的股价与收入比——餐饮是1.43、机器制造业是1.51、软件业是3.38，而基金管理业是3.79。他说，15人做基金管理3亿美元，如果管理规模变大到50亿美元，增加的人手其实也比较有限，额外营运成本增加不多。

他说，这个行业有点像IT行业的腾讯。当年阿凡达热映的时候，腾讯靠卖QQ上虚拟帽子，短短2天半，就做出了3亿销售额。而这个虚拟商品对腾讯来说，是不增加太多营运成本的。最好的行业就是成本几乎一样，利润差一万倍。这也是他情有独钟对冲基金的原因。

我发现，像陈志武这样，拥有出色学术背景，同时自己又在做私募基金的经济学家也不在少数。

我在一些公开论坛上接触过的经济学家胡祖六也是其中一员。我与他交换名片时发现，他的抬头是春华资本董事长。春华资本是一个全球性的另类投资公司。从官方介绍上可以看到，春华资本旗下管理着人民币和美元大型境内外投资基金，为高净值客户提供超额收益。

这些经济学家都倾向于为另类投资公司服务，这一点倒是不难理解。因为这类投资公司一般对宏观领域要求更高，比如全球宏观对冲风格，就是对全球商品、自然资源、期货市场、国际股市间的赚钱交易机会，它们在对各国的宏观方向作出判断后，会分别在全球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中既做多又做空，灵活度在对冲基金中最高，让经济学家也有的放矢。

胡祖六本人有非常丰富的海外背景，他此前曾担任过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获得过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记得他在陆家嘴论坛上，一直非常提倡国内金融市场国际化，比如要大力开放国际板，他当时说，境外企业上市，经过一两年的准备上交所都做了很多工作，他认为大的宏观的环境从时间从市场来看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找一个成熟的位置推出。他还说，如果看全球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还有纽交所，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好企业都符合这个市场。他相信上海的目标是像纽约、伦敦这样，让更多国外公司来上市。外国企业上市对于提高我国金融软实力有很大好处。

我发现，春华集团出了做一些宏观投资外，对收购控制、企业重组等也有深入研究，这部分业务与上市体系关系更加紧密，也就是说，胡祖六不放开原先在高盛投行业务老本行。

另一个我比较熟悉的经济学家谢国忠也做过投资。他曾在自己成立的玫瑰石平台下，做过一段时间股权投资。不过他对我说，当时只是成立了个股权基金俱乐部，组织了几个投资人在一起，看有机会的话就投。他主要是让一些网络股去美国上市，后来就不玩了，因为发现很多东西没法投，没有基本价，这些非流通的比上市还贵。

经济学家范文第6篇

黄志凌 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地方政府债务引发系统性债务风险可能性不大。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占GDP比例26.7%，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7.9万亿元，占GDP比例达到30%以上。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速度也不容忽视，如承诺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多，维护区域稳定、承担社会道义责任的压力越来越大等。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削弱，2014年和2015年是地方政府债务集中还款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趋于上升，部分地区的政府性债务已经严重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

但是，目前中国政府总体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并没有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同时，地方政府资产规模远大于其负债总额。地方政府举债也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些投入可以使政府获得多方面的“投资回报”。此外，地方政府规范性发债的法规和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各相关部门有强大意愿和动力去化解债务风险。

综合以上因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引发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可能性不大。（12月17日）

以有效供给管理对接“新常态”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和投资率的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综合效益。建议制度改革重点在已有部署上继续从以下方面深化：

一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

二是消除过度垄断，实现竞争性市场准入;

三是继续推进以“营改增”为切入点的财税配套改革，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合理调整及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目标;

四是加快以“推进普惠制金融发展、扩大金融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多样化改革，其中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健康发展，以及商业性、政策性金融与PPP的良性互动和结合，应当纳入通盘战略性考量;

五是加快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

六是深化以“落实微观主体投资自”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七是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为目标的对外开放制度安排的改革。（12月23日）

M2不能再被用作衡量货币松紧之尺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5年下行压力依然，中国经济或回落至7.1%。

仔细分析世界银行提供的1960年至2013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M2/GDP数据后，会发现M2/GDP的比值未必是度量货币超发的合适指标，即便其比值很高，也不意味着必定出现通胀或资产泡沫（特别对于我国M2/GDP的比值已达到195%）;无论我们如何卖力控制M2，也不可能令M2/GDP的比值最终出现系统性地下降。

在厘清上述流行误解之后，放弃M2的数量要求，转而以“保持适度的实际利率”作为度量稳健货币政策松紧的新“尺子”就是合适的。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就不仅仅是个操作层面改善和提高的问题，而是整个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转型，而这是一个需要自国务院层面进行的重大“顶层设计”问题。（12月24日）

2015年人民币不会大幅贬值

屈宏斌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正在加大，这一局面将延续至2015年。鉴于人民币对美元走强、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的预期，汇丰已将美元兑人民币的预测目标从人民币6.10元上调至6.22元。

从宏观层面来看，这将产生两个主要影响。

首先是外汇市场资金流入结构性放缓对货币状况的影响。目前不仅经常项目规模逐渐缩小，金融账户资金流出也在增加。由于中国希望保持资本流动的平衡，所以外汇市场资金流入减少可能成为结构趋势。中国2015年可能需要实施定向流动性释放措施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才能确保基础货币稳定的增长。

第二个影响在出口方面。预计2015年人民币的贬值幅度不到1%。不过这对人民币兑贸易伙伴的汇率（名义/实际）的影响则比较难以确定。

事实上，考虑到对欧元区可能采取量化宽松措施以及日本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预计欧元和日圆兑美元的贬值幅度将大于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也就是说，人民币兑贸易伙伴货币的名义汇率可能升值，而且考虑到中国的通胀水平高于欧元区和日本，实际汇率也可能升值。

决策者仍然有充足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通过内需来提振经济增长。力度更大的货币宽松措施和更高的财政赤字是支持2015年内需的途径。（12月24日）

2015年中国经济或将出现五大变数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经济突变式恶化的风险。当经济面临的压力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又或者经济预期大幅恶化，将会导致经济格局在短期内骤然失稳，进入“硬着陆”状态。从2014年的经济状况来看，这个突变点已经距离不远。考虑到2015年经济增速可能相对2014年进一步放缓，经济突变式恶化风险不可低估。

第二，货币政策操作。货币政策在2015年仍会以宽松基调为主，但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却存在不小变数。

如果近期刺激信贷增长的宽松方式成为趋势，将有望将积压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疏导至实体经济，在起到稳增长功能的同时，为金融市场降温。反之，如果定向宽松基调延续，那么金融资产泡沫化倾向还会加剧。

第三，房地产复苏强度。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刺激对地产行业的信贷，放松地产投资的资金瓶颈，是决定地产复苏强度的关键变量。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地产行业虽然复苏大方向没有问题，但强度和速度有不小变数。

第四，地方政府融资体制改革。2015年财政赤字规模估计不会放大太多（不超过2万亿元）。

这意味着在堵地方政府融资“后门”时，财政这一“正门”开得可能会不够大。这样一来，要么地方政府融资受限导致基建投资减速，进而经济下沉，要么促使地方政府用更偏的“后门”来寻求融资。

经济学家范文第7篇

《经济学家》（CN：51-1312/F）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经济学家》刊载经济学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极其运行机制研究、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等。刊登调研报告以及当代国外各派经济理论的介绍和评介等。读者对象为经济研究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以及经济院校师生。

经济学家范文第8篇

胡一帆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波动性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低水平，过去这曾出现在金融市场发生大幅波动之前。

VIX（恐慌）指数已接近2007年10.8的水平，而当时国际投资者忽视了次贷产品风险的过度累积。信用利差继续急剧下降，反映这些投资者采取了激进的冒险策略。

美国股票的远期市盈率已达到自2007年以来的新高。债券市场似乎处于危险之中，因为美联储和英国央行等主要央行正逐步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

在此情况下，什么将触发市场的回调？商品价格的波动或地缘政治事件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利率水平变化。比如伊拉克的政治局势迅速恶化并陷入混乱，可能需要进行外国军事干预，导致原油价格近期飙升。此外，尽管乌克兰已同意停火，但其社会和政治环境依然紧张。自2014年初以来，黄金价格已不断走高，反映出政治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增长。

虽然存在着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但市场并未表露出任何紧张情绪且波动性依然较低。只要美联储主席耶伦不表露出任何对目前股市估值或与风险资产相关潜在不稳定性的担忧，市场将继续认为美联储将长时间保持低利率。欧洲和日本货币政策的方向也有助于强化这种市场情绪。

在此环境中，暴风雨前的平静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7月7日）

给中国民营银行的七点建议

谢平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第一，民营银行股权最好分散。对此，银监会已规定每一家试点民营银行需有两个发起人，且单一股东比例不能超过20%。

第二，股东要选一批真正称职的董事。董事的核心素质应该是正直、诚信、专业、敢于发表意见、真正的履职，而且要增加一定的独立董事代表。

第三，要真正发挥董事会的作用，重大议案一定由董事会投票产生。尤其是银行高管的选聘、任免等事宜应完全交由董事会自主负责。

第四，要选一个独立的董事长。董事长不能受任何部门、任何大股东的控制，应该真正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尤其要能够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第五，管理层一定要专业。管理层的薪酬要市场化，而且一定要有独立业务线条的风险官，风险官应该直接对董事长负责，这是银行业与一般工商企业最大的区别。

第六，民营银行的股东要摆正位置。投资做民营银行，主要目标应该是净资产的增值和分红，不要希望通过民营银行为自身的工商企业做任何关联交易、担保、贷款，或者是想通过民营银行使自己的企业股东能够获得优于一般客户的利益。

第七，政府部门对民营银行不要过多干预，应将其完全委托给金融监管部门管理。（7月7日）

绿色金融体系政策建言

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绿色金融政策是指通过包括贷款、私募基金、发债、发行股票、保险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支持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

今后5年内，中国的绿色产业每年约需投入2万亿元左右，在全部绿色投资中，政府出资估计约为10%?15%，社会资本投资的比重将占到85?90%。在目前价格体系无法完全反映绿色项目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如何吸引社会资金配置到绿色产业，是政策面临的一大挑战。

关于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研究成立中国绿色银行，以绿色债券为主要融资来源。由政府作为发起人之一组建一家专业从事绿色投资的银行，充分发挥绿色债券的杠杆作用和专业评估能力的规模效益。

二、完善财政贴息机制，鼓励绿色贷款。由财政部门、发改委与银行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合作，制订一套科学、有效、便捷的对绿色项目的贴息计划。

三、银行和评级公司在项目评估中引入环境风险因素，建立绿色信贷体系。将环境风险显性化，从而抑制污染性投资。

四、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信息系统，为决策部门和全社会投资者提供依据。

五、在若干领域实行强制性绿色保险。有利于将环境风险通过保费显性化，从而抑制污染性投资。

六、加快推动碳交易市场发展，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的成本。

七、建立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国内的证券交易所应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定期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其环境影响信息。

八、成立中国的绿色投资者网络，建立投资者社会责任体系，提高投资企业的绿色偏好。

九、通过环保教育，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偏好。（7月8日）

不要执迷于中国经济再平衡

屈宏斌 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关于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一个普遍观点是“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为此开出的处方是“再平衡”――让经济摆脱对投资的依赖，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

那么，中国是否已经走到了由额外投资迈向过度投资的分界点？从宏观层面而言，中国的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仍然较低，不太可能遭遇投资回报率下滑的情况。中国的问题不是投资太高，而是资本市场发展不足，导致投资的资金是由错误的融资模式提供的。

因此，真正的再平衡调整要更加微妙。这包括改变投资的融资模式，以更加成熟的信贷市场改善信贷供应，为中小型企业融资提供方便，以及拓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为长期基建投资提供资金。

比起让政府对需求面进行微调控，造就进一步的扭曲，此举要更加高效。由于人口结构因素，储蓄率长期而言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但这恰恰凸显了中国当下投资的重要意义。否则，一旦储蓄率开始自然下滑，中国将更难为投资筹措资金。

通过刻意压低储蓄率来实现再平衡，不仅更加困难，而且更加危险。例如，主管部门试图降低实际利率，来打击储蓄的积极性。但如果不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来强化社会保障网络，此举可能会催生更大规模的预防性储蓄。消费将会萎缩，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收入也会萎缩，从而加大为建立必要的社保网络而筹资的难度。（7月9日）

宏观调控须把握合理区间中线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宏观调控要搞“区间论”，而不能只搞守住下限的“一点论”。所谓“区间”，就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线。

在国内外新的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减缓的换挡期。这样，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的情况。

然而，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原因有四个：其一，年年要打“下限保卫战”，使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其二，经济下滑具有惯性，随时可能滑出下限；其三，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不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其四，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

经济学家范文第9篇

我认为，经济学理论的专业训练尤其是批判精神，在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因此，本书也不乏这种精神的体现。例如我觉得，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应该学好微观经济学，而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去套中国经济并不合适。微观经济学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均衡分析的方法来构建各种各样的理论。这样的分析框架既可以用来分析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用来分析欠发达的经济制度。而宏观经济学至今仍局限于对发达的西方（美国）经济中的一些运行规律的研究，其微观基础仍很薄弱，其理论前提与中国经济现实仍有距离。

再比如，不少经济分析喜欢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尤其喜欢套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去预测中国的经济前景。其实，回归分析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无论观察数据如何多变，其分布必须相对稳定（stationary）――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环境大致不变。而中国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经济数据不一定符合稳定分布这个统计学的前提，所以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预测，其结果一定错率极高。

另外，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不过是讲管理者利益和投资者利益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一种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但是，今天它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宽泛了，很多经营管理问题也被装进公司治理这个筐里。

“公司治理”这个经济学术语最早应该是由吴敬琏老师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的。1997年到1999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谈论这个话题，如今收录于此书。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说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本质。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比如合同理论、厂商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现象特别有用，因为现在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而经济学关于制度(institution)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越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学的魅力就会越强。经济学确实可以说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大道理。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对市场运作的内外部条件和机理进行分析和界定的一门学科。市场活动的主体和基本单元是企业，它们主要应在资本意志的支配下进行经济活动，由此组成了复杂的、彼此依存的市场群落，就像是大量的细胞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一样，你也可以把它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至于政府，则应站在市场之外，为它的稳定运作提供一个基础框架，比如法制环境、社会服务体系、引导性的经济政策等等，以防止市场运作机制出现崩溃。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过数10年甚至上百年的摸索形成的一种比较完善和平衡的经济运作模式。

不过，中国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形成一种清晰有效的市场规则，各种利益主体往往是相互交叉缠绕、颠三倒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职能错位，使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变得一片混沌。尽管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解决的问题，但我想，目前至少应该从观念上帮人们理清思路，即明确资本权力在市场活动中的中心地位。行政为资本服务，政府为企业服务，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必须受到高度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没有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出现具有很高市场价值的企业。因此，国企改革的根本方向应当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对国有企业进行重塑。这轮企业重组活动的导演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资本市场。

经济学家范文第10篇

范必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我对“ 十三五” 规划的编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期望。

第一， 规划应当体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十三五”规划要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但绝不替代市场发挥作用。在市场可以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要少编或不编规划。

第二，规划应当突出指导性和预期性。“ 十三五” 规划对约束性指标似应作出进一步调整，数量有必要进一步减少。对必要的指标要科学论证，审慎设定。设置的指标应当做到可操作、可监测、可评估，在下达时兼顾不同地区的差异。对于经济增长、就业等涉及宏观调控的预期性指标，可以考虑进行区间调控，增加规划执行的弹性。

第三，用科学民主的方法编制规划。

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是一个全局性目标，不能简单地按行政区划层层分解，不能要求每个地区都同步达到小康，搞“一刀切”、“齐步走”、“上下一般粗”。同时，应当坚持开放民主编规划，充分借用外脑。

第四，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编制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发展改革稳定、中央与地方、空间布局与时序安排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编制规划要上下结合、几上几下，看清了再提，看不清的不要急于下结论。

第五， 创新规划的组织管理方式。各部门在启动本领域“十三五”基本思路研究时，应当与总体规划编制做好衔接，并贯穿始终。（11 月28 日）

2015 年很可能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真正元年

陆挺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展望2015 年， 宏观经济政策会大致延续2014 年的思路，继续以稳就业控风险为主要目标。结构改革的速度加快，短期宏观政策的操作反而会更加独立，免受改革舆论的过多束缚。

汇改将会朝着以一篮子货币为锚的目标迈进，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将趋于稳定，从而避免今年大幅升值的情况。在基础货币供应方面，若外汇流入和央行购汇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央行实施全面降准的概率大大提高。

在利率方面，央行会进一步提升短期银行间市场利率尤其是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在作为基准利率上的地位。

隔夜和7 天的Shibor 将更加稳定，平均利率相较今年或进一步下降。诸如弱化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等其他利率改革会向前继续推进。同时以改革地方债务为契机，以央行再贷款的注资方式，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中

介，增加央行对地方政府新增信贷的供应，而省一级政府的发债额度也会在今年4000亿元的基础上有大幅上升。

在影子银行清理尤其是打破刚性兑付方面，出于维护政府信誉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考虑，及明后两年是地方债改革攻坚期，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几乎为零。

此外，户籍和必将成为2015年改革的重中之重。（11 月20 日）

2015-2016 年增长将进一步放缓汪涛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2015 年GDP 增速预测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来自房地产下滑幅度超预期。一旦基本面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情绪转变，房地产行业可能面临深幅调整。此外，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已进行了大规模基建和保障房建设、杠杆率大幅上升，且决策层期望转变增长模式，政策支持的空间将十分有限。预计未来将有15% 的概率会出现房地产活动急剧下滑以及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拖累2015 年GDP 增速至5+% 的风险情形（即“硬着陆”）。

与此同时，鉴于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大，外需弱于预期也是一个潜在的下行风险。此外，如果决策层收紧影子银行监管的力度过大，或者未能在资本大规模外流时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也会带来流动性和信贷意外收缩的风险。

预计面临的主要上行风险来自出口增速超预期、房地产活动下滑幅度较预期温和以及政策放松力度较大。总体而言，当前预测面临的下行风险大于上行风险。

但我们认为中国并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由于资本账户仍受管制、金融市场尚在发展中，银行仍拥有稳定且成本较低的存款;政府仍持有全部或大部分银行的股份，会在必要时救助银行;较为普遍的政府管制意味着违约更有可能通过长期谈判和缓慢重组来化解，而不是任由市场力量推动资产快速减值和一系列的去杠杆，从而引发金融危机。（11 月25 日）

货币政策不应担结构调整之责

沈建光 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之下， 货币政策已经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重负。考虑到近一年来，提及降准降息等常规性的使用往往遭到非议、央行避开传统货币绕道创新工具，甚至连文字上“ 强刺激” 与“ 微刺激”都被大量过度解读等，也都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这样一种困境。

如此看来，避免重走老路，真正需要做的并非是否采取政策而是采取什么政策，如何避免过度刺激？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尽管如此，结构性调整的重任很大一部分落到了货币政策肩上。

理论与实践都证明，想让中央银行在过多目标之间左右逢源，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该角度看，早前一段时间中国央行采取的诸多创新工具其实

是货币政策承担改革发展任务下，面对结构性矛盾所采取的次优选择，只应作为过渡性措施，不应纳入长期框架内容。

事实说明，大量不透明的定向措施效果往往事与愿违，比如早前定向资金难以流入定向领域，定向价格与市场定价差距较大，甚至有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形成，有悖于利率市场化的初衷等。

更严重的是，货币政策过多承担结构改革之责有固化结构性矛盾的风险。因此，加强配套改革仍是唯一选择。实际上，造成当前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资金运用低效以及金融风险加大很大程度上与配套改革进展缓慢有关。（11 月28 日）

存款保险制度符合中国国情曾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作为一项涉及基本

风险制度重大的改革，显性存保制度的建立将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推动金融风险的显性化，为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显性存保制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将隐形的风险显性化，以提高经济主体对金融风险的认知，以及对风险的准确定价和配置。在利率市场化加速的时期，这点尤其重要。第二，建立和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推进银行业市场化改革。通过抑制银行风险的外溢，存保制度为问题银行的破产处置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此，存款保险制度通常也是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对银行经营而言，有以下几方面影响：其一，保费缴纳在短期内会给银行带来一定的成本，不过，其初始水平较低，对银行盈利能力的直接影响应该有限;其二，差别费率的设置，对银行可以形成正向的激励，但在短期内可能会加重经营不善的银行的成本，并进而导致存款结构以及银行相关业务的调整;三，在长期内，当公众充分认识并接受存保制度之后，中小银行相对于大银行的声誉劣势有可能得到改善，有助于中小银行的竞争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