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情不再是主角

8月中旬，秋老虎在掀起新一轮热浪。正被里约奥运“吸睛”的观众，被“宝宝离婚案”刷了个满屏，几乎是在瞬间完成了屏幕的切换。

这让我想起，去年10月，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所带来的全国轰动，转眼间就被“黄晓明大婚”给“切了屏”。

似乎是，全体奥运明星的“风头”抵不过一个娱乐明星的；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分量”，远没有“大婚”的娱乐明星的重。

何以如此？原因当然有很多。但究其根本，则是在一个“看客”时代里，后者“好看”得足够。当然，这“好看”，表面上是看“别人”；实则，却是在看“自己”。因为，粉丝真正爱的不是偶像，而是另一个自己。

可以说，当代中国观众对时下公共事件关注的倾向和程度，表征的是他们对自我心理与情感的一种投射方式和角度。

当观众在宏大叙事中再怎么睁大眼睛，都看不见自己时，就会慢慢地、自然而然地转向看大众明星，且直盯其私生活，尤其是爱情与婚姻部分。 婚姻状况

既然“观众”的感受会有千差万别，那么暂且搁置个体性，看一下整体性，即当代社会的整体婚姻状况吧。

不得不说，现代婚姻置身于现代风险社会之中，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充满了更多变数。一些不得不直面的时代难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现代婚姻危机。而危机的具体表现有多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婚姻中爱情的比重在缩小；其次，信任的成分在减少；再次，维持的时间在缩短；又次，离婚率在增长。限于篇幅，只谈第一点。

从骨子里，人们是渴望相信爱情的。但残酷的现实是，无论是否相信爱情，都改变不了它在当代婚姻中分量变得越来越少的这一“大势”。

多年前，一个饱受恋爱困扰的同事告诉我，她每谈一次恋爱，就往里面注入一次“水分”，以此来稀释爱情，以免再次受伤，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最近，一个已悟透人生的忘年交朋友告诉我，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

恋爱自由是件好事，婚姻自由是个进步。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当下社会，婚姻自由带来的不仅是结婚自由，还有离婚自由。一个基础不牢的自由结婚，也会埋下自由离婚的种子。

现实是，爱情在当代婚姻中的成分减少，与经济的权重干系太大。其他暂且不论，明显的一点是：当代婚姻被房子给“绑架”了。

“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的判断，是建立在他有机会去爱别人的可能上的。而今天，这个可能已大大变小甚至是几乎不可能了。也就是说，当代“焦大”很难再有机会去爱别人，这不仅与社会的性别比相关，而且与人们的婚姻观念有关。

婚姻观念背后，是一份沉重的现实生活。眼下，“城市式居家生活”已在房产大潮、经济政策、大众媒体的合力下形成，不论是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农村，它紧紧地裹挟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结婚必须有套房，已成为恋人及家长心中铁的定律和共识。农村人需要在县城买房，中小城市的人至少要在当地买房，最好是在大城市买房，且房子越大越好。

然而，放眼每一寸城市土地，在今天，买一套婚房又谈何容易。对平民之家来说，往往要耗掉“三代”之力。

从整体上看，裸婚时代已在当代社会迅速悄然谢幕。对于这点，我在发表于今年第14期《南风窗》上的《崇明岛社会文化生态调查：“光棍危机”》一文中，已做了管中窥豹式的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从根本上讲，现代婚姻问题主要已不再是爱情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就“王宝强离婚案”的目前进展来看，人们质疑最多的是其中爱情的有无，关注更多的是其中财产的分配。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此事，就因它是现代婚姻的一个典型，表征了一个时代的症候，不同的人读出了对婚姻的不同理解和体会。 家庭关系

经济之于婚姻，不是停留在空中的，而是置于两个现实的场域之中：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

在家庭空间中，婚姻的控制权是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此，我举两个在调查中得来的小例子：一个是关于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婚姻控制权的；一个是发生在夫妻之间的。

宋先生今年37岁。他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山村，因为读书进了城，在北京和上海求学多年，一直读到了博士，目前在上海的一家大公司工作，已事业有成，但还无结婚对象。原因是，他认为此生，自己与理想的结婚对象已黯然错过。

他爱的是一个同村的女孩。两人一起长大，从一起玩小孩过家家，到一起上小学，再到读中学。大学时，两个人在两地，因为彼此的家庭都很穷，上大学的学费都是父母借的，也就都在学校里节衣缩食，根本没有买张火车票就出发的余裕和从容。在一个通讯与网络都还不发达的时代，只能依靠邮票来鸿雁传书寄相思。盛大的节日是寒暑假，因为两人可以回到老家见面了。

然而此时，父母出来了。母亲抱怨女孩长得不漂亮，认为自己的儿子一表人才且才华横溢，应该找一个倾国倾城之女，因此极力反对二人的继续交往，每天都在监督儿子的行踪。儿子告诉母亲，去姑姑家走一趟，结果出门不到半小时，母亲洪亮的声音就响彻在女孩家门外上空。原来，母亲刚从小姑子家出来。他说，当时听见母亲与街坊邻居说话的那一刹那，就像虫子听到了啄木鸟用长嘴敲击枯枝的声音一样。

父亲嫌弃女孩家一贫如洗，且她父亲身体不大好，就担心这将来会成为他的累赘，尤其让他父亲不能容忍的是，女孩母亲性格直爽，说话大嗓门，直来直去，大大咧咧，其就担心女孩再大一些，也会变成她母亲的样子。

父亲杜绝儿子再与女孩交往。希望帅气的儿子，依靠长相，在城里找一个有权有势家的女孩恋爱并结婚。儿子不从，专横的父亲，不仅打骂了他，还切断了他读大学的经济来源。

他说，自己本可以靠打工读完大学的，但怎奈心中一直有考研的梦想。最后，为了专心学习，经过8个多月的博弈后，他停止了打工，屈从了父亲，放假回家，再也不与女孩来往，慢慢地，鸿雁传书的次数也日益变少了。

他明白，在他的家庭空间里，尚无独立的经济能力的他，对自己的爱情丝毫没有话语权，也就谈不上有足够的反抗父母的能力了。

很快，20年过去。“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他，至今还在等待另一个“她”。而曾经的那个她，儿子都在老家的地级市上小学了。

2000年后，他先是随着毕业和工作，在家里有了一定的经济话语权；后是母亲一病不起，父亲失去劳动能力，只能靠他养家，从而他才有了完全的经济话语权。

两年前，他回家发现，曾经那个伟岸而专断的父亲不在了，站在眼前的是一个头发全白、瘦弱不堪、弓着背的老头，弱弱地诺诺地给他说话，听来是那样的语重深长：我想明白了，婚姻是你自己的，你全权做主吧，你看家里现在的样子，我不管了，也管不了了，你尽快找个中意的人结婚吧。你看你母亲，可能也活不了几年了，她还想在死之前见到下辈的人。

此时，母亲挣扎着，试图从床上起来，硬是要给他磕个头，让他尽快给自己生个下一代。

他什么也没有说，迅速地走出了家门，不知不觉来到当年与女孩读小学的废墟前，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看满天的在城市里看不见的宇宙星辰。次日凌晨，告别二老，回到上海。

说到这里，他掐灭了手中的香烟，泪水冲出了镜框。就在几分钟之前，他还与我说，经历了太多以后，他已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了。

在宋先生的家庭空间里，自己的婚姻决定权等同于独立的经济话语权，而不是伦理或其他。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从真正与女孩恋爱，到拥有独立的经济权；之后，才享有了父亲所“赋予”的独立的婚姻决定权。只是这时，在他的情感世界里，爱情早已烟消云散。

再简单地说一下第二个例子。

李先生今年45岁，与妻子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妻子长他几岁，20年来，对他像儿子一样呵护，外人都开玩笑说他家有两个“儿子”，一老一小。

结婚前十年，妻子做生意，挣钱多，他跟师傅学徒，挣钱少。在家里，妻子主管财政大权，再加性格强势，他只享受被爱的权利，没有任何对日常生活之事的拍板权，就连给父母买把香蕉也要汇报，如妻子不同意就断然不敢买，更不用说在外面走路时偷看哪个美女一眼了。

最近十年，他手艺精湛，挣钱多起来。妻子的生意，却成了黄昏产业，最后关了门。银行卡虽然还在妻子手里，但他有很多钱是现金交易的。这两年，好色的他，胆子日渐大起来，不仅有了新欢，而且还与新欢生了孩子，还给母子俩买了房。

邻居的风言风语，最终传到了妻子耳朵里。但已48岁的她，无论怎么打扮，都一无当年的风韵了，且因无任何工作，失去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就非常害怕离婚，最后只能选择了忍气吞声。

他说，现在妻子对他，至少在表面上，一如20年前。说完这话，他脸上挂着一副“小乔初嫁了”的神情。

在李先生的家庭空间里，经济话语权一直主宰着他们的婚姻关系。这话语权，与宋先生家里的一样，也在随着双方经济能力的变化而发生易手或反转，只是前者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后者发生在夫妻之间。但只要经济话语权变了，婚姻的控制权/决定权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只是，其改变，对宋先生来说，带来的是爱情与婚姻的“逝者不可追”；对李先生来说，是“美梦竟成真”。

不可否认，家庭空间里的经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婚姻关系并决定着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 社会关系

家庭关系，是紧密与社会关系互动并随之发生变化的，不是一直如此、一成不变的。

当下家庭空间里所呈现出的上述状况和关系，是随着20多年社会空间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应运而生的。那么，20年来，与家庭有关的社会空间部分，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大致说来，有以下四方面：

一、物欲膨胀，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整个社会空间里，充斥着金钱至上和金钱唯一的气氛。赚钱，成了大多数人重要的目标，从而对生命、生活和人生缺乏更多样的想象、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丰富的期待。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必然难逃这个大空间环境里的浸染和影响。

二、新家庭的建立，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房子，它是日常生活中最昂贵的必需品和家庭生活中的最大成本，需要大量的财力来支撑。这个支撑的落点是个体家庭，而不是单位或社会的其他功能部分。

可以说，一个家庭的实力和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房子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关系到家庭内部这一代人的恋爱与婚姻关系，而且关系到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人的未来。

三、快节奏生活，人人都很忙碌。很多人，虽然也许不知道为何而忙、忙了些什么，且做的有些都是无用功，但又不得不忙。常见的一种人生状态是：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二者界限不是很清晰。随时待命、加班加点和身体亚健康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甚至，有些年轻人忙得没有时间谈恋爱；否则，上海人民广场的“相亲角”，就不会有那么多对父母过去了。

四、年轻人被弱化、矮化，置身于“无物之阵”。社会阶层的固化和社会功能的老化，让很多普通青年成为新时代的“零余者”，常感到一种无力感，深陷一个“无物之阵”，却不知谁是“敌人”，也找不到支点，看不见未来。

“吊丝逆袭”成为很多人的梦想，但幸运者是极少数，对大多数来说，它终究只是个案或神话。当然，青年出路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韩国、意大利的朋友都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相互作用

这样一种社会空间，从根本上挤压了家庭空间，使后者只能在前者为之设计的“单向隧道”里前进，没有更大的自主性和余地，也就无法实现掉头和转身了。

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关系的范式。在一个物欲膨胀、金钱至上、房子为大、自顾忙碌、年轻人处于弱势的社会关系下，家庭之外的人与人之间，往往过于重视权力和利益，家庭内部的人与人之间，一般围绕经济话语权而调整关系。婚姻与家庭的幸福，不仅与经济基础有关，而且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捆绑在一起。

同时，家庭关系对社会关系产生一定的反作用。这至少表现在：一个只顾捍卫核心家庭利益的人，对家庭以外的陌生人，是很难抱有善意和信任的；一个靠“啃老”这种单向度的代际补偿方式而实现的家庭再生产，是很难培养起个人、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及认同感的。

至此，可以总结一下这个时代里的爱情与婚姻、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了。我想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金钱是沙漠，社会是绿洲，家庭是花园，婚姻是植被，爱情是水。

如果家庭和社会不再是建立在磐石之上，而是建立在“沙地”上，二者同时面临不断被“沙化”的危险。

那么，这个时代里的爱情与婚姻，就小心翼翼地踩在了“沙滩”上，既没有了“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坚定信仰，也没有了“白头到老”式的自信承诺。

谁还敢说自己的爱情永远保鲜、自己的婚姻亘古不变？谁还敢相信“经历风雨后一定见彩虹”？谁还有曾经的那种对爱情与婚姻的淡定、自信与从容？普通人，也许只敢说，今天“大婚”的不是我；但是不敢说，明天“离婚”的不是我。

既然环境如此变化，那么，如何打响爱情、婚姻与家庭场域的“环境保卫战”是时代给予已婚、将婚和会婚的人的重大课题和重要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