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胡冕，女，（1987.8-），汉族，湖北黄石人。现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0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生态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理论对当今人类如何摆脱环境危机的困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实意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阶段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立足劳动、实践概念,从生态的角度批判了人类和自然的异化,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理论,为我们全面把握人的本质,认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通过学习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获得了新的启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必须保护自然,使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和谐关系,即相对生态平衡,以此推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环境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贯穿环境哲学体系的主要线索。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1.人本来就是自然界，它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马克思强调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在这里,马克思“完全以黑格尔的方式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自然在本质上具有物的性质,而人也是一个自然物”

2.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人是自然的产物,它来源于自然,依赖而又改变作为它生存的外部环境的自然,最后又复归于自然。众所周知,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实体,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空气、阳光和水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产资料,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自然界。因此,作为人类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的自然界,就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自身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句话不只是具有生物学的意义,人的生物的类生活依靠社会生活过程才开始成为可能。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产生了与自然的历史性联系。自然因此而对人类呈现出实践的意义。“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马克思还明确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她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3.人是自然的改造者。马克思在分析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时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尽管是自然存在之物,但同时又是自然物之中的另类,是自然的超越者。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客观性。因而,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4.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物质形成的演化和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产生的物质前提,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同时他又强调,“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因此,马克思还强调:“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美国社会学家福斯特在其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中指出:只有在实践的王国中,在人类历史中,才能发现解决人类对自然异化的方案,人类对其自身的类存在和对自然的自我异化，构成了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同样在相同的人类历史中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努力而超越这种自我异化

5.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和自然的异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但人类缺乏环保意识,不能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加剧了人和自然的矛盾。因此,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同时,环境污染也已成为普遍现象。环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马克思尖锐的批判道:“甚至人又退回了穴居,不过这穴居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而且他在穴居中只是朝不保夕,仿佛她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著作中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为他的生活要素。”马克思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倒不如说,就是19世纪40年代大城市“普遍污染”现象的真实写照。由于人类和自然的异化,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性工作,而且失去了生活本身的基本要素。

总之,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论见解,并不是一位天才瞬间闪烁的火花。相反,他在这方面的深刻见解来源于他对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环境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研究,又是通过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解而进行的。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克服日益严峻的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已作为非常紧迫且难度极大的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从马克思富于科学预见的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卓越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助于解决这一课题的若干重要启示。

(一)要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人来源于自然界,又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人就不应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或站在自然界之外,醉心于人类中心主义,而应融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人类珍惜、爱护自然界就是珍惜、爱护自己的家园,破坏自然界就等于自毁家园。当然,必须肯定,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也应当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或“泛自然主义”）的如下片面观点:借口恢复和保持人的外在世界的自然状态,否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普通公民,把人降到一般动物的地位,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界的秩序。

(二)要牢固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既然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物质变换和交互作用的关系,那么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就不能将自己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而要善待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其供给和再生保持平衡。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必须充分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支撑能力,最大限度地节约和有效使用资源,使地球上的再生性资源的更新能力不至于下降,非再生性资源得以稳定开发或能得到其他资源的有效代替,从而实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二是人的经济社会活动要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持相对平衡。要注重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要尽量减少生产、消费中废弃物的排放,以适应生态系统的纳污自净能力;要遵循自然规律,防止和杜绝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破坏自然的做法,避免产生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景观,损害后代利益的不良后果;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治理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三)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主要指两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一是代际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当代人要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负责,应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可能获得的机会平等。当代人“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了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要将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使一代比一展得更好;二是当代各部分人之间的利益协调。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任何人都拥有平等地享受地球资源的权利,代际内部不同发展空间(即任何国家、地区)以及不同个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的国家、地区或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必须采取资源公平配置的原则,特别要注意维护与满足后发展国家、地区以及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需求。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消除各种利益对抗,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的根本利益基础上结成新型的和谐关系,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只要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坚持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全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统一,就能逐步达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期目标,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最适合于人类的本性。（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陈学明.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马克思的自然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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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近20年来中以之间存在着秘密军事合作的说法引发了人们广泛的猜测，但一直遭到否认。［11］但由于不断曝光的安全部分高级官员的访问，以及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使以色列逐渐策略性的承认了它确实在军事层面帮助了中国的做法。中以关系的正常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军事关系促成的，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双方就不能自由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其中有很多经济动机。有一段时间，以色列的国防工业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大批工人失业，中国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受欢迎的、有吸引力的军事工业出口目的地。［12］中以存在军事合作的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证据是以色列大约在1989年帮助中国使用它雄狮战机（Lavi）技术的新型多用途战机。［13］ 这种飞机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J10战斗机。

总的来说，中以的军事贸易关系在中以贸易关系乃至整个中以关系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一定程度上它开启了中以接触的大门，并促进这扇门越开越大直至两国关系正常化。

3.2 基于中以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的双边经贸合作前景分析

目前，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但是受制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的绝大多数出口商品属于低附加值产品。这无疑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但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且要辅之以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变革才能实现。要想在短期内如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进而增强竞争力，就必须采取与外部合作的方法，而以色列无疑将是不错的选择。

以色列这个仅有600多万人口的国家竟拥有世界第二多的高科技新公司，仅次于美国。但是之所以称以色列为中国企业短期内获得高新技术的优秀合作伙伴，并不仅仅因为其高科技公司的数量庞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发展的瓶颈，对一些公司而言，公司被国际大公司收购就等于获得了成功。一些国际跨国公司已经看到了这一机会：德国工业软件巨头SAP公司收购了4家以色列新兴公司，改造成两个研发中心，为该公司的全球运营提供服务。思科公司更耗资10亿美元收购多家掌握战略性重要技术的以色列新兴公司。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同样是个机会。经过了多年的积累，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具备了到海外进行收购的资金和技术实力，通过对有技术实力的企业的并购，将在短期内有效的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实力，从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事实证明，一些企业已经察觉到了这种机会并积极的做出了尝试。2010年1月4日，深圳易方数码科技股份公司整体并购以色列的Pegasus公司，Pegasus公司是以色列的优秀高科技公司，拥有众多国际级的人才和50多项全球专利。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中以经贸合作中，以技术合作、企业并购、资本流动为代表的新型经济贸易关系将会超越以商品贸易为主的传统经贸关系，并且这一趋势将会愈加明显。（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650000）

参考文献：

［1］ Eytan ,First,pp188-189

［2］ Telegram:Moshe Sharett to Chou En Lai ［sic］, January 9,1950, MOFA folder 41/150/A.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Ⅱ，pp，22-2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4］ 《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3 1948―1996年中东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阿拉伯视角，利莲•哈里斯 pp，63，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 《佩雷斯传》, pp，14，肖月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6］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7］ Chian consider the Middle East,(London: L.B.Tauris,1993),pp.77-94

［8］ 《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 ，1 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色列，1911―2003年,江纳森•高斯坦,pp.28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9］ Yitzhak Shichor, Small cracks in the Great Wall: Prospects Sino-Israeli Relations. (London: Institute for Jewish affairs,1987),p.8

［10］ 资料来源于中国商务部。

［11］ 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Gerald Segal and William T.Two,eds., Chinese Defense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Urbana,Ⅲ.: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4),p.272.

［12］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January 19,1995

［13］ p.R.Kumarasway, “Israel and China Collaborate on Military Aviation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London），no.510 (October 6,1995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