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德散文对都市特性的思考

都市日益扩展为现代人无法规避的生存环境之一,并以其巨大的能量影响、渗透甚至塑造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面对都市及都市产生的种种现象与问题,很多华文作家在散文中都展开积极的思考与书写。他们或兴奋,或愤懑,或无奈,或困惑,或质疑,或焦虑。但他们往往强调人的主体性,或召唤其复归,或痛斥其丧失,或直陈其沉沦。同时,又相对轻视或忽略都市的主体性,仅把都市作为被动的观察对象。

台湾著名的新生代作家林德作为“都市散文”的倡导者,在散文书写中呈现出另一种切入角度与姿势。他号召长期生活在都市的写作主体积极思考都市的形形,全方位体验、思索和领悟都市空间,通过书写“让都市中的建筑空间变成一种有机正文,充满着立体的动感、方位的诱导性、透视感,进而提供读者或作者某种或多种与空间交谈的可能性” 。他在散文中将审视都市的笔触聚集于各种分享都市特质的物,或者说符码,如房间、街道、各种家用与办公用品等,涉及的都市“建筑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物(buildings),而是现代人在都市建筑的各种空间。他笔下的都市物基本可分为两个层次:都市景观与生活方式构筑物。它们都脱离了“物”本身,成为自足的小空间。前者着眼于都市外在构成物,是都市空间里随处可见的“物质建筑空间”;后者着眼于都市生活内里的附加物,是现代都市人生活必不可少的“智能建筑空间”。

关注城市景观已是很多写作前辈的文学实践。相对于热情满溢地赞誉或苛刻挑剔地批判,林德充分实践了他自己的都市文学号召――介于“亲”与“不亲”之间。他双重、暧昧的态度首先源于他对都市景观的崭新认识。在长期城乡对立认识模式的熏染下,乡村、乡野景观似乎一直在文学园地里占据优势位置,是城市人心向往之的心灵休憩之所。但在林德的认识中,城乡的断裂被同一性代替,两者的分歧在本质上竟是无所区别:“现代都市终究是我们生活所面对的现实;其实,田园的景观也逐渐冷漠化了,在农业步入工商业化纪元之后,那一望无际的单一作物栽培只有在温度和色泽上与沙漠有所区别,这种残酷的重复和单调的本质又何异于都市中一式的水泥窝巢。”作者强调了农业异化后与都市环境的趋同性,从而从外在景观角度否定了城乡对立的书写模式,认为应该充分正视都市,“整部人类文明史无疑将发展中的箭头指向都市化的路径” 。生活在都市的诗人也应该紧紧抓住时代咽喉,将都市的一切表征――铁轨、升降机、帷幕大厦表面成百上千的铜面减光玻璃、斜挂在升降机中的建筑蓝图和熔焊面罩,停留在垃圾桶盖上的白蝶以及报表机里吐出的穿孔纸张等入文,变成诗作的部分内容甚至主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模式,他的书写对象自然不会舍弃都市光怪陆离、缤纷异色的景观。这一点体现在他各种体裁的文学实践中。在散文里,他更借助景观思考都市空间的强大力量、历史属性、前世今生。景观超越单纯的物质或人文景观,成为都市身世的言说者与表达者,如夜市、清晨台北、公车、电梯、公寓、公园、房间、旅馆、街巷等。

叙写都市整体景观的篇章内容杂糅,情感也不再断然分明。如:《靓容》、《夜市》,将不同时间段的台北生活景观细细呈来,有喜爱,也有嗔怪;有热情,亦有冷静。《靓容》选取了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空间来展示台北的“靓容”。“靓容”本为好看、漂亮的容颜,而在台北的“靓容”里,有破晓前基隆路上“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的安谧和宁静”,如墓场碑石般的巨硕而错落的建筑物,有绚烂朝阳烘托出的都市那“爽朗艳丽的色彩和光泽”,有积聚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乘客的公交车,有载着千万种不同的心情也载着隐匿的罪恶的电梯,有夜幕下热闹的夜总会、地下舞厅等。它们有美丽,同样有拥挤、罪恶、噪音和污染,“交织着文明和无明、交杂着希望和失望、交融着理性和缪性”,共同筑就了都市的靓容――现代都市人必须面对的生存现实。《夜市》则直接将笔墨集中于都会夜市的版图,逐次谱绘了流动摊贩、警察、乞婆、摸彩游戏、蛇店、服饰摊等种种情状。它们“无歧义而多歧义地包容在夜市的怀里”,体现了社会是“庶人的、民主的、饱含散文精神的;在制度和整齐外,都市里必须存在发泄随便和拉杂的空间”。他这种宽容甚至是赞赏的态度就压缩了另一种情感指向――面对乞婆的心灵粗糙、屠蛇者与观赏者人性深处的虐杀心态等可能产生的谴责、批判等,正与他利用“靓容”一词的歧义、暧昧相一致。因为他把都市与田园、乡村、城镇同看作是“人类改造地球不同程度的现象”,诗人的“自觉”使他意识到这一切正是文明的本身在说话――它们是都市的必然之物。因而,他清醒地看到了都市靓容里的繁荣以及难以解决的“文明苦果”等。但在书写这些都市符征时,他有效地控制了情感的漫溢,显示了对它们的理解。林德对都市整体景观所抱持的态度正是一种“饱含散文精神”的态度,也是他力倡的抓住生活现实本身的态度――本然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本然视角的观察中,都市只有色彩缤纷的生活、五光十色的当下、汹汹然的律动。历史在这里是隐遁的,或者说是完全缺席的。

相对于整体景观的多点扫描,局部景观着重从各种具体的小空间内部发掘都市强烈的当下感。在此基础上,林德又特别强调都市历史的虚构性。《工地》以大厦喻都市,以建设中的工地喻都市的往昔,“华丽大厦诞生前的情景,竟是如此接近废墟;其实人生的至欢与至悲,看来也是相依的,高潮中饱欲的面容和哭泣的脸孔又有什么不同?” 都市人生辉煌的高潮与奋斗的过程、都市的当下与历史,正是一体两面的统一体:废墟的现在孕育着华丽的未来,喧嚣的现在岂不是带着面具的过去?历史、当下与未来倏忽统一在接近废墟的工地里!所谓都市的历史,只不过是当下的幻影罢了。这种历史的虚幻感在《路牌上的都市》里展示得淋漓尽致。所谓“路牌上的都市”,是都市台北为了纪念中国名城而在街巷路牌上标明的城名,如南京、长安、北平、长沙、福州、宁波等。虽然藉着历史教材上的描叙、现实及过去的各种影像资料,它们可以在叙述者“我”心中构成一定拼图,但每一幅拼图都在中心处留下空白,空白很快地扩张,伸出触须,画面的残余部分瞬即龟裂、幻灭。所谓的拼图只不过是幻灭,所谓的怀古世界只不过是架空的感伤而已!这些有着熟悉名字却完全陌生的都市,其意义也就仅限于蛰居于路牌之上的,被纪念的历史空间与厚度在“我”的叙述中完全压平,纪念的意义全然丧失。而以纪念行为沉淀历史记忆的都市台北亦随着拼图的龟裂、幻灭而变得可疑起来――被纪念的内容完全抽空而成为纯粹的扁平符号,其赖以存在的根基被剥离的同时,其历史身份与记忆旋即变得虚化,甚至是一种虚构。当与当下都市景观(“行人穿越道”、“绿灯”)相遇时,它也只能是路牌上的街巷名而已!因此,当历史遭遇现实时,它不得不成为都市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历史已不再是历史,而是沦为现实的符征、标志。

都市符征不仅指这些外在的都市景观,更重要的是构筑了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人类创造物――智能空间。于前者,林德强调它们的当下特质与历史虚无感;于后者,他则强调其力量属性与有机性。

电梯、房间、旅馆等是现代都市环境里必不可少的空间,产生并象征了生活的便利、焦虑、幽闭、欲望等,具有典型的都市性格,自然成为林德在游荡中探测的对象。作为构成都市大空间的小空间,它们一经创制与使用,就脱离了单纯的工具性,而成为自足空间。《电梯门》 表面上写一个人因恐惧而心脏病发作死于电梯,弥漫在小小说般篇幅内里的,却是密闭电梯空间赋予乘客的不确定感。正是在无处不在、无可把握的不确定性的刺激下,“他”才陡生恐惧,误把电梯的正常下行视为异常坠落。借叙述“他”在恐惧产生前想起同样死于电梯故障的叔叔和堂弟,林德将“他”的遭遇由个体推至群体,将“电梯门”背后的神秘力量由偶然推至普遍。电梯门合上的一瞬间就将乘客抛入“孤独”境地,并在其下沉的过程中,将孤独感放大。因而,电梯空间具有内有的吊诡性――既便利,又难以确知,正如都市人常在的房间、旅馆、酒吧等空间,既让人享受生活,又在自我捆缚中增强人的孤绝感。它们的力量属性不仅是自足的――具有内生性,而且是辐射性的――正如“他”一进电梯就陡生杂乱意念和坐以待毙的慌乱。都市以其强大的内生力量,“用不同的墙逼迫、压近着渴求空间的人,它所经过的空间,都有一股无形的烈火在燃烧”,“散发着烧焦肉体的气息” 。在生存空间炙热力量的渗透下,都市人不断收缩个体触角,丧失反击能力,成为被都市空间力量淹没的纯粹肉身。

作为生活方式构成物,智能空间不仅以其自身强大的内生力量辐射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而且就是人类生活本身,规约着活动其中的都市人的情感、欲望、属性、交流等。现代都市人被自己创造的文化和各种类象包围起来,其主体性不得不退让给物的世界,成为物的一部分。在人由有机体逐渐降格至无机体的位置时,构成物则极力扩张有机性,上升为统摄人这个庞大客体的主体。正如作者在《Hotel》一文强调的:“进入Hotel里面的游客只是无机空间转化为有机空间的配件而已。” 在时钟的支配下,个体的活动汇集成区域性的人文景观,整个区域在时间的递嬗中不断规律地发射出有机讯息,完全按照都市庞大生物时钟的步伐行进(《生物时钟》);钥匙象征着权力与权利,是文字之外的另一种身份语言,虽然冰冷而微小,却操纵着我们的生命(《钥匙》);现代都市人在夏天离不开的冷气机昭示着“所有公寓中的人类,不问出身、不论收入、不管地位、更无关道德品格如何,都是一些四肢健全的天残地缺。似乎人类的整体和他们所处身的社会可以一分为二,没有了人类的城市可以喧嚣地继续运作下去,没有了机器的人类只能坐视自己荒谬而且丑得可笑的肉体被大自然吞噬”,冷气机俨然傲立于都市人之上;洗衣机清洗的“是一个混杂的族群,用‘家’的观念所搅拌而成的一堆记忆” ;电视机能将整个世界展布在观众面前,为公众制造一个“真伪不明、人与幻象相互渗透的新形态社会;这个社会本身既像是现实而透明的,其实又是小说场景般的虚构空间” ;电话机不仅通过传递的声音在无数情绪和思索的穿梭间建构起一座庞大无边的隐形城市,而且规定着人类的心灵――“拥有电话机的房间是阳性的,而没有电话机的房间自然是阴性的;拥有主机的房间是主人,拥有分机的房间则是奴仆” ;答录机记录灵魂的回声,躯壳中却隐藏着一具没有灵魂的人格,拥有空洞而寂寞的身世(《答录机》)。这些物象和传真机、果汁机、终端机、自动贩卖机等一起,构成现代简速文化的象征。它们以其自动化的“智能”系统,从制作工厂进入都市人的办公室、家庭与其他日常生活空间,更进一步切入都市生活中看似家常肤浅,实则异常深刻的层面。其深刻就在于,它们就是“一种灿烂的人工合成植物”,就是“钢铁蝴蝶”――不仅是都市符征,而且成长为“都市的人物”。因其“灿烂”与“美丽”,它们“适合进入精致的晚明小品”;但其人格化的本质,更“符合成为以人物素描为主流的英国散文对象”。这些都市文明的符征以其硬度和质感织就当下人类文化的结构,规定了人的位置,以其冷漠性表征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冷漠性,更濡染了人的性灵,使其逐渐异化为冷漠、职业性、无思考的物象本身。

至此,林德在书写都市物的过程中,逐次由扫描表面景观至探讨生活方式物象的属性,挖掘了都市浅层的当下性、历史虚无性以及深层的有机性、人格化力量,从而强调了都市的主体性、对都市人的统摄力,与传统都市描写仅止于“物性”的探讨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他对都市这个“钢铁草原”的生命性认识。

[本文为2009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华文文学‘新生代散文’艺术研究”(立项号:2009136)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林德:《空间剪贴簿》,郑明,《当代台湾都市文学论》,时报出版公司,1995。

[2]林德:《都市中的诗人•一座城市的身世》,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

[3]林德:《靓容•一座城市的身世》,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

[4]林德:《夜市•一座城市的身世》,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

[5]林德:《工地•一座城市的身世》,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

[6]林德:《空间燃烧•一座城市的身世》,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

[7]林德:《HOTEL•迷宫零件》,联合文学出版社,1993。

[8]林德:《冷气机•迷宫零件》,联合文学出版社,1993。

[9]林德:《洗衣机•迷宫零件》,联合文学出版社,1993。

[10]林德:《电视机•迷宫零件》,联合文学出版社,1993。

章妮:青岛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