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税法:五行并下,势在必行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于2007年3月16日颁布，并将于2008年1月1日起生效，此举结束了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长期“分制”的局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税法进步的标志。不过，按照立法惯例，作为法律层面的《企业所得税法》只对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做出了规定，而具体技术措施尚需通过其实施细则来阐明和解释。可见，旨在为“两税并轨”确立操作性规程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从阳春三月到金秋时节，在各界人士的期盼与呼唤中姗姗来迟，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据悉，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正在紧锣密鼓地反复斟酌，尽管不能期待她计出万全，但也有理由希望她能够关注时代背景下的五大关系，注意内在的逻辑关系与配套措施，使之承载起税收制度的综合工具作用。

“两税并轨”，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外资税收问题，所以，关注税法与对外经贸合作的协调，自然是头等大事。尽管基于对外资的五年过渡期及中国市场的魅力，“两税并轨”总体上对利用外资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必须注意其可能会带来某些间接影响：其一，应关注跨国公司约束弱化的转移效应。许多外资企业基于政策环境变化，会采取花样翻新的“避税”措施。如果不能真正强化税收征管，新税法也并不能使外资的获利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而且，在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为政绩目标的助推下，就可能会产生牺牲劳工权益、掠夺生态环境等现象，从而淡化税法改革的效果。其二，应关注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影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但是，他国会不会通过报复性壁垒向“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施压，对此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税法也不能独善其身，而应该注重与他国的协调，积极主动地应对这种情况。

税收有调节器的效能。要求制定税法细则时，务必注重税法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逻辑关系。新税法体现了“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思路。需要注意的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最终还是要依赖微观的企业主体的表现。因此，税法必须真正落实对企业的优惠鼓励政策，重点调动企业进行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尝试配合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延迟支付、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手段，对那些致力于创新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再往深里看，国内企业承受着名目繁多的收费，政府应从根本上改良收入机制，仅靠降低名义税率并不能构建一个好的税收环境。

基于财税体制的关联性，必须厘清税法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在推进所得税改革的同时，也要兼顾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无论从引进外资，还是在享受税收优惠方面，实施新税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地方政府既得利益受到损失，衍生出改革进程中如何面对道德风险的问题。对此，既需要强化税收执法与征管制度，也需要适度地筹划相关利益补偿和协调机制。

必须留意税法与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失衡的关系。“两税并轨”总体上属于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利润，进而又可能刺激企业的投资和扩张冲动。这在当前“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明显的背景下，就不应忽视税改对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和对现有经济金融失衡态势的影响。只有对此类问题未雨绸缪，才能使“两税并轨”的改革成本最小化。

从“鸡”与“蛋”的关系出发，还必须关注税法与会计准则的衔接关系。绝对的税法与会计准则“分道扬镳”是不行的。新的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其中，公允价值模式、资产减值政策等都导致了会计利润与现行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将会进一步扩大。税法如何处理与会计准则的差异？是依靠会计准则，还是完全独立一体，或者是走出一条中间之道，其路径不同，效果也不尽相同。如何尽可能降低“税会”差异所导致的社会成本，自然需要相当的睿智。

实施税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五行并下则是兴利除弊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