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是否从对外开放中获益

内容提要：实证数据表明，由于外国投资者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和系统效率都得到了改善。在各种外资参与方式中，包括拥有中资银行的小额股权(这与新兴市场的典型做法并不相同)，战略投资者的效果看起来最为卓著。纯粹的财务投资人对银行业绩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时研究还发现，私人投资者比公共投资者更有影响力，无论公共投资者是国际组织还是财富基金。

关键词：中国银行业　外资参与 战略投资者 业绩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12-010-06

一、介绍

本文旨在评价中国银行业从非控股性的外国投资中的受益情况。由于外资性质和参与程度各不相同，本文亦考察了不同的外国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影响。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是宏大改革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决定。事实上，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系统仍然是制约这个经济巨人的阿基里斯之踵。尽管银行业是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2006年占金融资产总额的66％)，它仍然面临相对资本不足、盈利能力不佳和不良贷款负担的问题，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变过程中，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根深蒂固的联系。

上世纪90年代一些不成功的尝试之后，2003年中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改革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其新战略主要有三大支柱。一是再次补充银行的资本金，对经营困难的银行，剥离其资产负债表上的不良贷款。第二，通过逐步放开政府对信贷资源的配置和对利率的控制、对外资开放和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等措施，开始金融自由化。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并且努力改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提高其透明度。虽然近年来的改革的确改善了中资银行的表现，但政府干预仍然非常普遍。

在这场改革中，中国政府在对外资开放银行业的同时，对银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中国政府认为，允许外资收购中国银行的股份将改善本土银行的表现，尤其是在管理、风险评估和公司治理方面。但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失去对本土机构的控制，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只能得到非控股股权。单个外商投资者的最高股权比例为20％，外资的总投资额不得超过25％。外资机构可以开设分行和分支机构，但是严格的监管使这种自我扩张变得非常困难且缓慢。在这种环境下，外资银行所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接受一个小额股权，要么慢慢建设自己的分行和分支机构。

虽然有诸多对于控制权的限制，流入中国金融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还是巨大的：2003～2007年达到250多亿美元。截至2007年7月，已有28家银行获得外资。显示了已公布的外资和中资银行之间的协议状况。

很显然，中国采取了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完全不同的外资银行进入模式。中欧和东欧以及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开放银行业时只是简单地让外资完全控制本地银行。相较之下，中国的少数股权模式可被认为是“沉默的合作伙伴”，包括仅将股权看作纯粹的财务投资或者是只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银行管理的战略投资者。主动投资者的参与程度要受中外资双方之间特别协议的管理，同时受中国监管机构尤其是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

本文旨在评估中国银行业在外资参与中的收益。关于外资参与新兴国家银行业的研究几乎都是针对外资具有控制权的情况。而本文则相反，在外资具有少数股权情况下研究中国银行业是否和如何获益。此外，本文审视了何种类型的外国投资者(战略、财务、私人和公共)以及何种协议所取得的成效最大。最后，通过中资银行业绩表现决定因素的实证模型，本文调查了外资推动中资银行业绩表现的渠道。

二、文献综述

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日益形成一种共识：就通过提高资源配置和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而言，外资进入对国内金融业来说，收益超过其损失(见Levine，1996；Waiter and Gray，1983，Gelb and Sagari，1990)。在理论文献回顾中，Levine(1996)认为外资银行通过增加银行间竞争和推动先进技能和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国内金融市场的金融服务质量和覆盖率。外资银行也推动了银行监管和法律框架的发展，拓展了国内进入国际资本的途径。

在实证研究方面，有一些研究分析了外资进入――通过控股或者自身扩张一一对当地银行系统盈利能力和效率的影响。Terrell(1986)用14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分析了银行业(其中有8个国家允许外资进入)的情况。虽然允许外资进入的银行系统，其平均税前利润和总利息收入较低，但是其经营成本也较低。这可能说明外资进入促进了竞争、提高了效率。在同一领域，Ctaessens et al(2000)使用了80个国家的银行业数据，评估了外资控股如何影响本土机构的盈利能力、净息差和间接成本。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股权占比的增加降低了本土银行的盈利和开支。近期的Martinez-Peria and Mody(2004)根据1990年代后期拉丁美洲国家的样本，调查了外资银行参与程度和集中度对银行息差的影响。作者发现外资银行对银行体系更显著的溢出效应使息差和成本都得到降低。

关于非控股外资对于银行业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尤其是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金融类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情况。例如，有研究表明，大型的少数股权股东，如机构投资者，改善了非金融企业对经理层的监管、缓解了“搭便车”问题(shleifer and vishny，1986：McConnell andServaes，1995；Agrawal and Knoeber，1996)。在金融企业中，Berger and Bonaccorsl di Pattl(2006)用美国的数据考察了对美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并发现机构参与的正面效应。

据我们所知，Berger et al(2007)首次尝试研究外资对中资银行的影响。他们提出证据表明有外资参与的小银行比其他银行更有效率。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外资和投资规模的影响。而且，该研究缺乏中外资银行合作协议方面的内容，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该样本截止于2003年――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当局开始鼓励战略投资，一些重要的合约也在当年签署。作者集中于效率的研究，却忽视了更广泛的绩效范畴，如盈利能力。

三、变量和数据

本文数据包含了从1999至2006年82家中资银行的年度数据。这些银行代表了中资银行的主体，占银行总资产的80％。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提供每年的信息，而且有些银行被兼并或者关闭。为了反映中国银行业的变动情况，我们选择了非平衡面板数据(unbaIanced paneI)以避免损失过多的自由度。我们的样本共包括358个观测量cobservatlon)。银行的数量最少为1999年的36家，最多为2004年的67家。需要注意的是，所

使用的样本个数小于可获得的观测量总数(664)：如果观测量缺少中资银行绩效模型所需的变量数据，就会被放弃。

关于合作协议特性的数据来自于作者对银行报告和媒体报道的整理。其他银行数据主要来自于Fitch／IBCA／Bureau Van Dijk提供的Bankscope数据，包括全球银行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信息。宏观经济变量来自于CEIC数据库的官方信息来源。

我们尽量使用未合并报表，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取得数据，我们必须依赖合并后报表。很显然，我们倾向于使用未合并数据，因为它们能反映利润和损失的有关差异，避免了总部和分支机构报表合并后资产负债表信息的损失。所有的银行比率都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计算得出，数据由Bankscope所提供。同时，我们的重点是本土经营情况，而不是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海外机构的规模还相对较小。

我们的目的是衡量外资是否对中资银行的表现有所影响。衡量银行的表现一般都非易事，更不用说中国的银行了。事实上，中国的金融业并未完全自由化，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都仍然各有下限和上限。很显然这样的措施保证了所有银行都有最低利差。此外，中国的银行未必都有商业目标和根据市场原则来经营。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干预信贷分配的现象。

据我们所知。已有两篇文章研究了中国银行业的表现。Berger et al(2007)关注于效率，而Garcia-Herrero Gavila andSantabarbara(2006b)考察了盈利性。我们认为盈利是更好的衡量工具，因为现有银行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银行转变成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在这里我们更关注于盈利，同时我们也将效率视作盈利的决定因素之一。

实证研究中有很多对银行盈利的衡量手段。这里我们选择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衡量手段，因为它包括了营业效率和贷款损失准备，这都是银行表现的重要方面。而且，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很不理想的衡量手段，银行的净资产水平极低，而且由于国务院的重新注资计划使其净资产水平受到很多重大的人为影响。

我们的研究变量反映了外资对中资银行参与的不同层面，即我们鉴别了外资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中资银行的表现。特别是，我们考虑了中资银行和国外投资者之间协议的四个方面：外资的规模，投资的类型(战略还是财务)，股权结构(公众还是私人)，协议的期限。

为评估外资参与的规模，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

当外资机构对中资银行拥有股权时，设置虚拟变量值为1。

外资拥有的股本比例

为区分战略和财务投资，我们依据中国对战略投资的监管规定，即要求外资股权大于5％、长期承诺和将技术转移给国内合作伙伴。我们对战略投资采用了两种衡量方法：

对采用这种类型投资者的本土银行设置虚拟变量，或者

战略投资者占国内银行的股本比例

因此，当外资所持股权小于5％或者没有明确的长期承诺，我们则将其视为财务投资人。对此，我们也建立了两个变量：

对于那些有财务投资人但没有战略投资人的机构设置虚拟变量，

财务投资人占银行总股本的比例

第三我们根据外资结构，使用3个虚拟变量区分外资：国际组织。财富基金或者私人投资者。

最后，我们使用虚拟变量反映外资和中资银行之间协议的一些特点

外资获得董事会席位的可能性，

公司治理内容的条款(即加强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关系、提高风险管理、IT和内部控制水平的条款)，

建立合资企业(如信用卡公司和消费者金融)。

我们根据Garcla-Herrero et al(2006b)引入了决定盈利能力的其他潜在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银行特性因素、与中国银行改革相关的宏观经济和制度性因素。

在银行特性因素中，效率、资产质量和资本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本身就可以视为银行表现的衡量指标。对于银行效率，我们采用了一个相对复杂的方法，即x-效率法5。X-效率法的概念取决于在相似情况下的相同产出时，银行实际利润和最佳经营利润之间的比较。在衡量X-效率利润函数的诸多方法中，我们选用了基于常用超对数函数形式(Translog Functionalform)的参数估计方法。

对资产质量，我们将不良贷款比例(NPL ratio)作为指标7。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监管机构设定的改革目标之一。考虑到贷款分类体系和拨备政策的变化、以及将特定的不良贷款从某些银行转移至资产管理公司的特殊安排，对不良贷款比例指标需要谨慎对待。

关于资本的衡量，有限的数据迫使我们采用了股东权益帐面价值对总资产的比率。至于稳定性(robustness)测试，我们采用了资本比率，但是样本数的大大减少使我们很难对结果做出解释(大多数中资机构从2003年起才开始报告资本比率)。

在所有银行特性因素中，公司治理是最难衡量的。事实上，这个专有名词起源于几个世纪前西方民主制度中大学的决策过程，并艰难移植于中国的情境中。由于缺少政治干预和国家控制的信息，我们不得不引入一种间接方法来衡量公司治理状况。例如，反映银行所有制类型的虚拟变量应反映出政府干预的差异。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以反映银行是否在证券市场上市，因为上市与更好的银行经营业绩相关。其他与公司治理相关的衡量方法来自银行资产负债表比率，如贷款与总资产比和存款对总资产比。前者可能受政府道德说教而影响银行对某些行业的信贷分配的影响：后者可能源于政府对国有银行提供隐性的担保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干预。

市场力量是一个重要的银行特性因素。考虑到衡量市场力量的困难性而中国数据质量也不理想，我们采用了标准定义。但由于市场力量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首先用市场份额来衡量市场力量(即每家银行的总资产占总体银行系统的比例)，再考虑集中度。我们采用Herfindahl-Hirschman指数来衡量集中度，因为该指数考虑了所有银行，而不仅是大银行。该指标是指在特定年份每家银行资产市场份额的平方之和。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言，该值略大于0，在垄断情况下等于10000。

在宏观经济变量中，我们引入了实际贷款利率，实际GDP增速和通货膨胀。

最后，考虑了两大制度因素

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以最大存贷款息差来衡量

公众资金对特定银行的注入，此项以虚拟变量反映(资本调整)

四、研究方法

我们力图实证研究不同形式的外资参与对中资银行的影响。

以上每一步都存在经济计量方面的挑战。

为确定不同类型外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我们引入盈利能力滞后(lag)因子作为附加的回归量，以反映盈利能力的长期性。此外，在中国，银行间无法观察的非均匀性(unobservableheterogenelty)问题可能非常严重，尤其是考虑到对公司治理

进行评估的困难程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了Arellanoand Bover(1995)的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GMM”方法使我们能够考察银行未被观察到的时间固定效应(time invariant fixed effect)，并且可用滞后的因变量以及外资银行自变量的滞后值来控制一致性和内生性问题。

在评估盈利能力决定因素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某些决定因素的潜在内生性。例如，有较多利润的银行会有充足的资源为其不良贷款拨备。他们也可以通过更成功的广告活动拓展其客户基础，并因此提高盈利能力。最后，更多盈利的银行可以聘请最好的人才提高其经营效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没有选用目前已有文献中使用的方法(固定或随机效应，fixed orrandom effects)，而是在初始阶段选择了Arellano-Bover估计方法。为了避免损失变量的风险，我们采用了一个一般方程，涵盖了已有文献中决定利润的所有变量以及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使用Wald测试法，联合检验了非显著的变量系数等于零的假设。如果该假设不被拒绝，我们就用那些在一般方程中显著的变量，重新评估模型。否则，我们进行一个约束较弱的假设，同时尽可能减少那些非显著的回归量。按顺序进行检验(从一般到特殊)，直到我们拒绝所有剩余的控制变量系数(即为零)。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系数有更大的效果，因为回归量已被减少至最低，我们也可以识别那些真正影响盈利能力的因素。最后，由于我们的样本有一个大N和小T，对宏观经济变量(并不因N而改变)进行估计的自由度必然很小。因此，我们引入了第二个模型，宏观经济回归量被时间变量所替代。

随着盈利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被确认，我们现在估计不同类型的外资如何影响盈利能力。我们首先假设外资是决定利润的外在因素。这非常适合中国的情况，因为外资的进入要受到政府的严格指导。在这一情况下，固定效应估计量(fixed effectestimator)就解决了未观察非均匀性问题(unobservedheterogeneity)，并使估计结果无偏差。

五、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

在数据回归分析之前，值得说明一些反映外资股权和银行业表现关系的特征事实。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计算了银行不同表现方面的条件均值。例如，我们计算了有外资参与的中资银行的平均利润，并与那些没有外资参与的银行作比较。

显示了有外资参与的银行，整体上盈利能力较弱。但是当我们把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区分开来时，情况就改变了。拥有战略投资的银行，其平均利润高于没有外资的银行。同样，实施战略合作协定的银行，其表现要好于没有外资参与的银行(即合作协定允许外资进入董事会，改善公司治理或者双方成立新的合资企业)。至少可以从一些简单统计中看出，这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正面结果与拥有财务投资者的银行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拥有财务投资者的银行，其盈利显著低于那些没有外国投资者的本土银行。从外资的所有权结构看，国际组织参与的银行的利润往往低于没有外资参与的银行。外国财富基金和私人股权参与的银行的利润则高于没有外资参与的银行。

至于效率，有外资参与的本土银行的效率略高于那些没有外资的银行。这一点对那些私人战略投资者，如进入董事会或者在公司治理方面有合作协议的银行，更为明显。

中资银行普遍已经通过减少不良贷款改善了他们的资产质量。但是，没有外资参与的银行在清理资产负债表方面看起来更为激进。对于有战略投资的银行，差别并不是很大。外国私人投资也是如此。合作伙伴是国际机构的银行，其不良资产率的降低程度更小。最后，与外国战略投资伙伴合作成立合资企业的中资银行，其不良资产率的降低最为明显。

拥有外资伙伴的中资银行，资本情况显著改善，资本比率(capital ratio)显著提高。这一点与外资注入资本、扩大资本基础有直接关系。在此之前，有战略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的银行的表现更好。当以权益资产比(equity-to-assets ratio)衡量资本情况时(与资本比率不同，我们可以得到所有样本的该比率值)，我们无法得出外资改善资本情况的趋势。这很可能与测量指标的粗糙(roughness)有关。

这些简单统计反映出拥有战略投资者的中资银行盈利能力得到提高，至少是那些私人投资者参与的银行。银行表现的其他重要方面，如效率、资产质量和资本，也有同样的趋势。从统计的角度出发，我们现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panel re-gression arialysis)、检验这些初步的发现是否能被证实。

六、实证结果

我们使用了从1999至2006年多达82家银行年度面板数据调查了决定中国银行盈利的因素。尽管存在数据的限制，我们仍然采用了三步法，不仅确定外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也分析了这些影响的传递途径。每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都考虑了银行间未观测到的非同质性，而且如果有必要，也考虑到了回归变量的潜在内生性和盈利能力的一致性。这个方法应该能得到对参数的一致估计。

在第一阶段，我们评估了外资对中资银行盈利能力的直接影响，以税前资产回报率(pre-tax ROA)来衡量。外资往往会改善盈利能力，所占股权越多，改善的效果就越明显。这支持了外资对国内银行系统有益的假设。当把外资的类型分成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两类时，上述的结论只对前者成立，即只有战略投资者可以改善整个银行系统的效率。战略投资者变量及其滞后变量的系数的显著程度在99％，而财务投资人变量的系数并不明显。

研究结果表明，私人投资者会带来收益，但国际组织和财富基金却不会。合作协议签订后数年，外资的正面效应会更大、更明显，这也许是因为其他协同效应的显现。

关于合作协议，我们仅发现公司治理条款与更高的同期盈利有关(在90％的置信区间)，而董事会席位或者合作成立新企业对于银行盈利能力的改善却并不显著。

在第二阶段，我们确定了决定中资银行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我们有两个设定：一个包括宏观经济控制，另一个包含时间的虚拟变量以反映我们样本的较短时间。此外，针对每个设定，还有两个回归方程：一个是对所有解释变量，另一个是对基于前述Wald测试的有限变量。有限设定的估计显示了更高的×效率(90％以上的置信水平)、更低的不良资产率(99％的置信水平)和更高的股权资产比(95％以上的置信水平)是盈利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我们确认改善盈利能力最重要的渠道是效率、资产质量和资本。

第三阶段，我们的目标是评估外资对这些先前确定的盈利能力决定因素的影响，并以此总结外资可能影响中资银行盈利性的各种方式。

我们首先关注x效率。结果与盈利能力的因素非常相似。

外资通常会提高中资机构的效率(股权占比越大，效率的改善就越明显)；

战略投资人比财务投资人带来更多的效率改善；

私人投资比国际组织或者财富基金带来更多的效率改善；

在合作协议中，只有公司治理条款改善效率。

接下来，我们考察了外资对资产质量的影响。结果也很相似。

外资往往会降低不良资产率(参与程度越高，不良资产率越低)；

战略和财务投资人都似乎改善了资产质量，而前者的效果更明显；

私人投资者在降低不良资产率方面成绩显著，

公司治理是合作协议中唯一改善资产质量的方面。

最后，我们分析了外资是否影响银行系统的资本，以股权资产比衡量。这是外资唯一没有影响的方面。令人惊讶的是，唯一显著的因素是战略合作成立新企业，但只有90％的置信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衡量银行资本的指标并不理想。事实上，简单统计早已显示股权资本比变化与资本比率的变化有很大差异，而且糟糕的是，资本改善的情况只对一些银行成立。

总之，我们证明了外资(尤其是战略和私人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正面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善效率和提高资产质量。

七、结论

限制和指导外资进入的渐进式银行改革到目前为止给中国银行系统带来了收益，我们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但是这样的收益只有在外资非常积极参与(即战略投资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为了获得这些收益，战略投资者和中资银行之间协议的重要条款应是改善公司治理。在董事会有一席之地似乎更是名义而不是实际的优势。我们同时发现私人投资者比公共投资者更有影响力，无论公共投资者是国际组织还是财富基金。

总而言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对外资竞争的开放方式还是成功的。但是，仍然存在一个假设问题如果中国允许外资有更多的股权，甚至是控股，中国的银行业是否会受益更多?

中国模式是否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成立?现实是，要想吸引外资却不给予控股权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或许其他金砖国家是例外：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允许战略投资，相对于完全本土化，银行系统将会有收益。这个结论和我们的直觉是一致的，也与已有的文献吻合，也可以用知识和技术转移来解释。我们的研究也显示公司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