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浮世绘

时间:2022-07-30 05:10:54

1997年7月,香港回归没几天,我正式成为香港居民。那一年,正如陈果的电影名称:《去年烟花特别多》,我住在九龙的老区红北拱街某公寓25楼,小窗远眺,恰能越过维多利亚港窥见港岛上空一角,时有烟火璀璨。当时既失业,又怀念故乡。心中甚是寂寥,看着那远处的烟花和霓虹,只觉得那个香港并非我的香港。还记得那年十一国庆节,窗外更是火树银花,香港电视的英文台却在播放《阳光灿烂的日子》,不知是误读还是有意讽刺,我在空落的屋子中看罢只有苦笑。

1997年的7月阳光当然灿烂,我无所事事,终日背着我伯送我的一台老尼康相机闲逛,走遍九龙的老街、废旧的工厂和码头,累了就钻进香港无区不有的公共图书馆,享受空调和禁书。最爱留连的,是尖沙咀海旁的文化中心,它的美术馆和艺术图书馆我几乎每两天光顾一次,看着琳琅满目的名画、艺术品、外国画册,那些都是我以前求之不得的恩品,如今却徒添惆怅。看腻了这些和自己生活相去甚远的艺术。我会信步溜达去天星小轮码头,坐只需一块八毛钱的过海渡轮(也许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也是香港最怀旧的一景,60年代的遗物。木头的椅子、木头的窗子,由蓝色海魂衫老水手带领着,伊伊呀呀二十分钟才到达对岸),到对岸湾仔艺术中心看看免费演出,然后又带着被音乐灌得醉熏熏的脑袋再坐渡轮回来。

一天下午,我在天星小轮码头售票处外面,碰见了我最热爱的香港“艺术家”曾灶财。他正在一个邮筒上面大肆涂鸦,用钝笔浓墨书写着他那份循环重复的家谱:“九龙国王曾灶财曾富堂曾荣华……”

那天我拍了两张他的剪影,其后多年却没有碰见他的机会,只能拍摄他各处的墨宝了。此后我在香港慢慢认识了一些诗人、前卫艺术家、作曲家、传媒名人等,却大都未如只见过一面的曾灶财可亲。在民间,年轻人中间,更难找到这种有至真艺术家性格的人。直到我认识了阿高和查理,才接触到一个更真实和我更贴近的香港。第一次见阿高和查理,在一个画家的画室派对上,阿高腼腆地坐在画室一角,查理则自顾自地一直在院子里玩滑板。我越看越觉得厚嘴唇的阿高除了肤色偏白一点,像极了我热爱的60年代吉他大师Jimi Herdrix,于是以此为由和阿高攀谈起来,原来他也极其喜爱60年代文化,自己画画和玩音乐,我们一下子谈得兴高采烈。

但那夜过去后,差不多一年我都没见到阿高和查理,其间我换了几个工作:婚纱摄影,书店店长……直到1999年冬,我和几个诗人朋友一起开了一间文学书店“东岸”。取“东方的塞纳河左岸”之意,书店位于旺角熙熙攘攘的西洋菜街“上空”,某老式唐楼三楼。西洋菜街值得一提,你会惊讶这个香港最繁华的地段怎能容下这么有书卷气的一条街,短短百米街道上见缝插针地挤了近十家书店,而且各有特色。更奇怪的是与这些书店比邻而居的,是海味店、服装店、小吃店甚至妓院,而就在这“食、色、性”之间,这十来家书店仿佛一个个得道鸿儒,风雨不动安如山。东岸书店曾是当时西洋菜街上最有特色的书店,它的主打项目竟然是诗!在东岸,你总会碰见一些诗人把书畅谈,仿佛忘记了一窗之隔就是带着浓浓脂粉味的红尘俗世。但东岸书店最终还是因为曲高和寡,在2002年停业了。

那时我天天在柜台伏案看书,一天抬起头,看见阿高很憨厚地对我微笑。原来他也在离旺角不远的大角咀上班,工作竟然是糕饼店的面包师傅。他每天在面包店工作10个小时以上,每周休息一天,而这一天,他会约上查理和我,到他们租的一间位于葵兴工厂区的房子玩,画画、玩音乐、看影碟,或是无尽穷聊。这样的厂房在九龙的葵兴、观塘一带非常多。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期最为繁盛,大多从事加工业――服装、印刷、电器组装等,自从90年代大量厂家北移到广东(因为那里相对香港廉价的劳动力),香港原有的工厂区都没落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工厂大多空置,以极低租金出租,结果成了渴望自由的年轻人的乐土――比如说阿高他们租房子玩的那座大厦,起码有20支地下乐队驻扎于此。这些简陋的工厂可以让年轻人发挥无穷的精力和想象力,每一间“band房”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像阿高他们,就把房子漆上了60年代精神的象征:胡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海报、Beatles《黄色潜水艇》的色调。工厂的工人绝大部分都“下岗”了,只保留了几个“看更”的老保安,他们对这些乐哈哈的前卫年轻人都见怪不怪,有时还跟我们打趣几句:“今晚也歌啊?猫王定披头四?”

阿高和查理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艺术家,查理还算干着和艺术有点沾边的工作――平面设计师。阿高却很神奇地一直在做面包。但是他们的心性却完全属于艺术,并通过他们在社会基层的生活,他们的艺术和曾灶财的相类,比学院里的更为可信和可亲。后来香港经济越来越不景气,查理的公司倒闭了,他失业了足足两年,阿高的工资也减了。但他们还是想办法维持着那个“band房”,因为那几乎是这个高速都市里他们唯一可以悠然飞翔的地方。

葵兴的“band房”是我们隐秘的乐园,但是仍有光怪陆离的冒险纪录在这个城市的角落等待着我们,我们平日最经常流连的是九龙油麻地的庙街和荔枝角的鸭寮街。那都是热爱寻觅这个城市的隐秘历史的人所热衷徘徊的地方。庙街名字来源于它中心的榕树头公园的一个小庙,从40年代起就是各色闲杂人等的聚脚地。庙街有廉价的小玩意、魔术师般的算命先生和专卖老照片和假画的摊档,满街的退休老人和买异国情调的尼泊尔人,到了傍晚,在街头还有专业的粤剧票友,唱起南音《客途秋恨》“凉风有信,秋月无边――”我在庙街最惊险的拍摄不是因为偷拍那些来自北国的,也不是因为在一条条后巷追拍那些玩杂技般的流浪猫,而是一天我发现了一些隐蔽的地下赌局,中年人和老人们围成一圈赌“大小”、赌“鱼虾蟹”。我蹲着把相机裹在脱下的衣服里只露出镜头,小心翼翼地从人们的小腿中伸进去偷拍,幸好人们的叫吆声掩盖了快门声。

名字古怪的鸭寮街则都是卖二手唱片、二手乐器、二手照相机的地摊,足够让我们像一个沉醉于对发黄的旧时光的幻想的老先生一样,消磨整个下午。鸭寮街最厉害的人就是查理的好朋友,一个叫阿Paul的40岁独身男人,他的唱片店,拥有数十万张老唱片,所谓的“店”都被这些没人买的黑色塑料塞得满满的,仅能容一个人出入。晚上阿Pad要把一些唱片搬到街上去,才能打开他的折叠床睡觉。阿Paul不怕唱片被盗,因为那都是早被遗忘的歌手、乐队的东西,如果有小偷识货,阿Paul还应有知音之乐呢。鸭寮街他的小店早被存货挤满,阿Paul又在新界的旧厂区租了两个廉价的大仓装货,不知他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些唱片严重的出入口失衡。阿Paul完全是一个生活在旧时代的人,永远穿着落伍的飞鹰标志皮衣(就像60年代歌坛偶像许冠英),留着重金属长发,时有一些属于旧时代的浪漫行为――比如说。如果你在小店门口看不见他,而门上又插了一枝玫瑰的话,那就表示他的老相好:一个空中小姐又飞回香港啦。

我们自由的流连和消磨时光一直延续到2001年,那年我和查理去了北京,从此我成了一个在香港和北京来回飞的两栖动物:查理在北京呆了两年,做了两年广告公司的廉价劳动力,终于抑不住对香港的想念,去年回去了:只有阿高还一直在面包店做着一个个香喷喷的鸡尾包。

我写过两首诗:《查理穿过庙街》和《阿高在街上弹吉他,在BAND房睡觉》,值得在这里引用,因为它记录了当年像我们这样的香港年轻人的郁闷、愤怒和坚强。曾灶财、阿高、查理、我,还有许多也许可以称为香港的波希米亚人的人,曾经如此。画下了香港的浮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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