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开发初期汉移民的聚居形态

聚居形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模式的重要构成,实质函刻着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移民地区,台湾早期的开发离不开汉移民的辛勤努力,其开发进程中汉移民的聚居形态也历来深值人们关注及研究。特别是康熙后,汉移民纷纷涌进,至乾隆末年时已形成“北淡水、南凤山多广民,诸、彰二邑多闽户”、“近海属漳、泉之土著,近山多广东之客庄”的聚居局面。① 关于这种聚居局面的初始形态,尹章义先生认为清代汉移民在开发初期是杂处相聚的,经不断组合变迁才成型为上述状况,但也有人对此存有疑问。在此,笔者将对尹先生的观点展开释读和评析,并以史料为基础,提出不同意见,力图客观甄辨及描绘汉移民在清代台湾开发初期的聚居形态。

一、尹章义先生“多籍杂处论”及其存在的问题

汉移民在台湾开发之初,迫于自身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出于生存本能和开发需要的考虑,往往不论籍贯地缘之别,不分姓氏血缘之异,混而居之,杂而处之,这即是尹章义先生之主要论点。笔者概称这种观点为“多籍杂处论”。

尹先生认为,清代汉移民来台湾“开发之初,土旷人稀,需要大量劳动力和农业技术……移民中的福佬和客家二语系……大抵都是杂居共处,合作开发。”② 也就是说,开发初期在拓垦土地的过程中,汉移民之间不存在土地资源缺乏和分配不均的问题,反而是亟需汉人劳动人口又不易找到,所以在他看来,“不同籍贯的人杂居共垦是台湾拓垦史上普遍的现象。”③ 唯此,才能有效开垦土地和维持生存,才能更好防范和化解外在威胁。至于祖籍地缘关系,他认为,“在移垦社会中,血缘和地缘关系固然是一种凝聚力,但是不同宗族、不同籍贯也并不构成拒斥的理由。”④ “显然的利害关系在拓垦者做选择时,其优先次序高于血缘和地域关系。”⑤ 因此来自不同祖籍地的汉移民,“首先考虑的是利害关系,其次才是群体关系。”⑥开发初期汉移民最大的利害问题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优先考虑利害关系的结果,便是“各籍移民合作开垦或互为主佃,彼此相安合作”。⑦这不仅是“台湾西部开垦时的普遍现象,晚期的宜兰平原、新竹一带的丘陵区和埔里盆地群的开垦也莫不如此。”⑧

那么,尹先生是如何论证自己观点的呢?在其所著的《台湾开发史研究》一书中,他罗列了如下史料和例证来展开阐释。(1)“台湾县即府治,东西广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镇、道、府、厅暨诸、凤两县衙署、学宫、市廛及内地寄籍民居多隶焉。……诸罗、凤山无民,所隶皆土著番人。”⑨ (尹先生在书中的原话是“郡治台湾县城是番汉杂处,诸罗、凤山两县不仅极少汉移民,连两县衙署、学宫也都在台湾县内”。)(2)“失路之夫,不知何许人,才一借寓,同姓则为弟侄。异姓则为中表、为妻族,如至亲者。此种草地最多。亦有利其强力,辄招来家,作息与共。”⑩(3)“客属潮州移民领袖张达京在台中平原开发时(雍正十年,即1732年)联络了所谓的‘六馆业户’――包括不同籍贯和不同职业的六股投资者―和岸里社等社番共同开发台中平原。”此外,他还列举台北平原的开发(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新庄平原的开发(乾隆十七年,1752年)等都存在着不同籍贯汉移民共同拓垦聚居的现象。

通观尹章义先生的观点和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他在阐述“多籍杂处论”时把汉移民的生存需要和利益满足放在第一位,即以利害关系为中心,从人的本能及理性选择出发,认为汉移民在台湾开发初期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资资料和抗御客观环境造成的威胁,力求满足开垦土地过程中所亟需劳动力的缘故,相互杂处而不求同籍贯。然而,这其中却隐藏着两个重要问题,一为在清代台湾开发初期,汉移民果真是以利害关系为主要考虑因素来进行拓垦聚居的吗?二为利害关系与祖籍地缘关系相比较,则如尹先生所说的利害关系优先吗?

从史料来看,“杂处聚居论”主要是尹先生根据成书于康熙年间的《裨海纪游》、《诸罗县志》以及从民间搜集发现的事例而推断出来的。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提供与之有关的史料与例证。试想,在清代台湾开发初期,如果汉移民多是各籍杂处共垦的,那为何所引用的史料是如此稀少?是史料本身就匮乏,还是另有缘由或隐情?如果由于劳动力不足和客观环境的束缚,亦或者是出于某种原因,的确出现过不同籍贯的汉移民杂处聚居的状况,那这种现象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能否代表早期开发过程中汉移民的聚居形态?

二、开发初期汉移民的聚居形态

针对如何解释尹章义先生“多籍杂处论”所内含的诸多问题及疑惑,笔者认为,关键是应厘清清代台湾开发初期汉移民的聚居形态究竟是怎样的,受到何种因素影响或决定?明晰了这两个问题的结论与答案,就是对尹先生观点最适当的纠正。下面就先从史料谈起。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郁永河来台湾采硫,他在其所著的《裨海纪游》一书中详细记载到,“土著既鲜,流寓者无期功强劲之亲,同乡井如骨肉。疾病相扶、死丧相助,棺敛埋葬,邻里皆躬亲之。贫无归,则集众捐囊襄事,虽悭者亦畏讥议”,表明同乡关系即祖籍地缘关系在汉移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十三年(1714年),诸罗县事周钟在《诸罗县志》一书中说,“北路自诸罗山以上、南路自淡水溪而下,类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庄亦称客庄……漳泉之人不与焉,以其不同类也”,反映出来自同一祖籍的移民常“聚集以耕”,不同祖籍的移民则各自“分类”。六十一年(1722年),第一任巡台御史黄叔在台湾巡查时已清楚看到“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两粤之人行乎江浙两粤”的情形。至雍正初年,来台的蓝鼎元提供了他亲自调查的材料,大埔庄“居家七十九家,计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无土著,或有漳泉杂其间,犹未及十分之一也”;雍正六年(1728年),以钦差御史身份前往台湾的夏之芳说到:“闽、粤人错处,凡粤人庄田之曰‘客仔庄’,又曰‘内庄’,与闽人气味各别”, 进一步表明汉移民主要是以祖籍地缘关系而聚居的。乾隆年间,担任台湾府淡水厅新庄县丞一职的翟灏在谈到汉移民聚居情况时云:“台地素无土著,皆漳、泉、广三郡之人徙居焉。地分南北,广人实居其南,别以主客之名,而庄以立((漳、泉人呼粤庄曰客庄)。此疆彼界,判然畛域”,更是宏观概括出汉移民的聚居形态。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时期,依祖籍地缘关系结合而形成同籍聚居的局面,自始至终皆是当时汉移民的主要聚居形态。为便于分析,笔者就把此种观点称为“同籍聚居论”。具体来说,就是在开垦拓地时,不同祖籍地的汉移民常常构成不同群体,且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聚居形态上,来台汉移民多愿意选择与同一祖籍的移民相互聚居。

事实上,汉民族历来重视祖籍地缘关系,闽粤地区更甚。受禁渡政策的影响,开发初期汉移民大部分是孤身前往台湾的,在缺乏血缘关系维系的情况下,“漳泉百姓但只知漳泉是亲,客庄居民又但知客民是亲”,“先至者各主其本郡,后至之人不必赉粮也”,因而“台湾向系漳、泉、粤三籍之人,分庄居住”, 祖籍地缘关系成为汉移民进行拓垦聚居的最主要考虑指标。“早期的移民,由于禁止携眷,极少出现举族、举家的搬迁,社会的聚落形态主要是由于同乡、同籍的互相牵引而形成的地缘性聚落”,施天福所著的《清代在台汉人的祖籍分布和原乡生活方式》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这些移民(指清初迁台的汉移民)……乃于抵台后,逐渐按乡贯祖籍的界限,分别在垦区建共居,或依附同籍业户立庄同住。其中闽、粤划地分居的现象更为普遍,甚至由垦户所招的佃丁,亦在佃垦区分籍聚居一处,而少有各籍混居杂处的情形。

另据邓孔昭教授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台湾的汉人人数约为7万人,而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人数已达到了912920人。这一时段内“台湾(汉人)人口增加了七八十万,……其中大部分属于移入增长”,表明汉移民的较高增长主要是源自移入人数的快速增加。而大量汉移民移入台湾后,则多是依据祖籍地缘关系实施开垦拓地和选择居住区域的。台湾《湖口戴姓族谱》就曾记载,祖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的戴南珠(族谱世系上列为第十五世),于乾隆年间渡台,在安平港登陆后,本欲在该地谋生,因闽人多、粤人少,不便立足,乃转至今新竹县湖口乡(为粤人聚居区)。

类似尹章义先生谈论的多籍杂处之现象,在史料中虽也确有记载,如“平居亦有闽、粤错处者”;“白沙坑等庄,粤之潮州府人,与泉人比屋杂处”等,但此种状况是零星存在的,就像蓝鼎元在《东征集》所言的“犹未及十分之一也”。相反,祖籍地缘关系则贯穿着汉移民来台之初的生活。其一,汉移民在开发初期多是通过同乡关系前往台湾谋生的,“台人谓漳、泉曰‘唐山’,称初至者曰‘唐山客’,‘唐山客’之来,或因乡党,或由亲朋,互相援引,咸有投宿之处”;“初期前往台湾的多是一些单身汉,他们通过同乡同族的关系结伴来台,然后又通过同乡的介绍和指引,大批地移民来台共同开垦。当时不可能整个家族、宗族迁移来台,所以宗亲很少,不能形成单一姓氏的血缘村落。……同乡关系是一个相当密切的关系。”其二,在初期开发过程中,因“同籍各庄之中,偶闻一异籍村庄众寡不敌,易致欺凌”,从而引起同籍汉移民之间多是“朋比齐力而自护”,共同守望,协力开发,“遇到问题,同籍人便会互相帮助,一致对外”。正如蔡渊在《清代台湾的移垦社会》一文中所说:

清代台湾移民,大部来自闽南粤东,两地虽毗邻相连,但语言风俗不尽相同,各有不同的次级文化。即使同属于闽南,移民亦各有不同的原居地意识。在同类相求、异类相斥的分类意识影响下,次级文化和原乡的地缘关系遂成为移民选择定居地的重要因素之一。清代台湾移民分布……主要乃是当初移民对定居地加以选择有以致之。因此,自然而然形成‘同类相聚’的情况。

可见,在清代台湾开发初期,汉移民主要是依靠“祖籍地缘关系进行组合,同一祖籍的移民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各自的社会群体”。与之对应的是,“各地的拓垦,基本上(也)是以同一祖籍的移民集中在一个地区从事开发的。”如泉人施世榜招募同籍移民,开发彰化地区大片土地;漳州府海澄县人郑维谦率领漳籍移民,到淡水开垦芝兰一带;陆丰人罗朝宗、黄魁兴、官阿笑等合垦堑十一股地带等等。现在台湾遗存下来的一些地名,如同安、安溪、德化、永定等以原籍县名来命名的地方,潮州镇、泉州厝、漳州里等以原籍府名来命名的地方等,都是当年汉移民按照祖籍地缘关系组合的历史见证。尽管存在来自不同祖籍的移民共同拓垦聚居的情况,但这只是个别的,也是极其特殊的,不能代表当时整个状况,总的说来依“祖籍地缘组合是清代前期普遍的现象”,同籍聚居自然也就为开发初期汉移民的主要聚居形态。

三、“同籍聚居论”的原因分析

既然同籍聚居是清代台湾开发初期汉移民的主要聚居形态,那么有没有什么内在缘由呢?换句话说,当时汉移民为何依靠祖籍地缘关系来选择居住地呢?从本质上来讲,“移民是指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移民在移入地的各种选择必然取决于迁出地和移入地的双重影响,因而笔者就以迁出地、移入地各自对汉移民的影响来展开系统叙述。

(一)来自迁出地的影响。在清代开发初期,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汉移民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陈其南先生认为,“初期的台湾汉人移民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连续和延伸,移民社会的性质就是原传统社会移植或重建的过程”,即台湾的移民社会与汉移民的迁出地――闽粤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以祖籍地缘关系、原乡生活方式表现最为明显和强烈。

明末清初,“不少人(此指闽粤地区的汉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出门行商或靠手艺吃饭。他们往往与乡人结伙而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互助壮胆。有成功者,进而呼亲唤友,成批成批地带出去。同一地缘外出的人多了,认同乡、讲乡情的事就是势所必然的。”论祖籍地缘之别,视同乡情谊为重,已是当时汉人移居外地的最主要准则。而汉移民抵达台湾后,也基本上是依据祖籍地缘关系进行拓垦聚居的。《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语言篇)记载云:

本省居民来自闽粤,初多从事垦荒。当时,本省犹属海外荒 ,蛮烟瘴气,鸿蒙未开,雕题黑齿,分据各地,闽粤移民,……多聚群而居,于是形成两种村落,一以地缘关系,纠集同府同县之出身者,卜居一处;一以血缘关系,纠集同宗同族之出身者,卜居一处,以经以营,而至于今。

由于早期渡台的汉移民基本上为单身汉,拥有血缘关系的人极其稀少,通常“只视同姓为同宗”,而不必“同枝共派”,即使存在依血缘关系结合的汉移民,其在迁出地时仍多是聚居于同一处的,所以清代台湾开发初期照血缘关系聚居的汉移民,实质上也多表现为依祖籍地缘关系而聚居。

对于移民来说,原乡生活方式是指其在迁出地时所养成的文化观念、宗教风俗和生活技能等,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及延续性,即原乡生活方式一旦被人接受或掌握后不易发生改变,在移民开发移入地时仍将发挥着无以替代的效用,清初移居台湾的汉移民也不例外。“移民来台以后,就是以其所偏好和熟悉的生活方式认同人群,而建立同籍村落;同时,也以其所擅长的生活技能,选择适合的居住地以从事适当的行业。移民在原乡的生活方式决定其选择新乡区位的倾向。”如具有商业贸易意识的泉州人移居台湾时就会优先选择海口地区,对农垦生活技能和海洋生活技能都较为熟悉的漳州移民多集中在沿海一带及西部平原地区,擅长农耕技能的客籍移民则多聚居于近山的平原、丘陵地和山地。另外,拜祭原乡的神明也是清代汉移民在台湾开发初期所坚守的生活习惯,如三山国王是客家汉移民的守护神,开漳圣王是漳州汉移民信奉的神等。拜祭来自原乡的神明,是原乡生活方式影响汉移民的重要表现,在台湾社会中“实际上起了联络、团结同一祖籍移民的作用,……反映了当时以祖籍地缘关系组合的现实,又对以祖籍分类的社会现象起了强化作用。”

(二)来自移入地的影响。清代初期台湾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劲者覆顶,弱者蔽肩,车驰其中,如在地底”。对汉移民而言,试图在台湾这一片原始土地上进行拓垦和筑宅定居,不仅要忍受辛苦劳作的内在磨砺,更要应对源于客观环境造成的外在挑战。

明郑时期的卢若腾在其诗《东都行》中曾曰:灌木蔽人视,蔓草幂人行。木秒悬蛇爬,草根穴狸匙。毒虫同寝处,瘴泉供饪烹。病者于四五,枯耳声。况借苦楞腹,锹献孰能擎自夏而祖秋,尺土垦未成。

清初台湾的状况也多与此相吻合。郁永河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来台采硫路过鸡笼、淡水等地方时,看到“人至即病,病辄死,凡隶役闻鸡笼、淡水之遣,皆唏嘘悲叹,如使绝域;水师例春秋更戍,以得生还为幸。”到台北后,他所见的情形已是“一榻之侧,病者环绕,但闻与寒襟声,若唱和不辍,恨无越人术,安得遍药之,乃以一舶悉归之。”周钟在《诸罗县志》中描述当时驻台班兵由于“初至不习水土,又地方辽阔,塘汛寡弱,无事空把瘴病之忧,有事莫济缓急之用”,致使“内地官兵换班渡台,妻子枪惶涕泣相别,如行万里。”清代前期台湾的自然灾害亦很频繁,陈亦荣教授在《清代汉人在台湾地区迁徙之研究》一书中统计康熙年间台湾共发生风水灾、震灾、饥荒、火灾等为33次,雍正年间为9次,乾隆年间更高达77次。同时,汉移民还须常常保持警惕和谨慎,以抵御原住民出草杀人,“野番出没,伏草莽以伺杀人,割首级,剥髑髅饰金,夸为奇货,由来旧矣”。综上可知,生存状况的恶劣,身体疾病的困扰,皆是汉移民在开发初期所必须面对的;土地辟垦的辛劳,原住居民的威胁,无不考验着汉移民的毅力与智慧。

广袤的待垦土地,艰辛的客观环境,单薄的个人力量,加上缺乏官方力量的主导及保护,促导汉移民求团结、共互助、众开垦的信念得到不断强化。“溯源大陆闽粤人民离乡背井,移居台湾之初,因客处异地,自然有物以类聚的趋势。……早期的汉移民……为了开垦自保,必须作相当程度的结合。”当时这种结合就主要表现为各籍汉移民以类相聚,是故“全台之民,不外粤之潮、嘉,闽之漳、泉。粤与漳、泉又名为三籍,各分气类”。而所谓分类,基本是以不同语言、不同祖籍而进行划分的,因此,“台湾移民社会早期(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进行组合的,来自同一祖籍的移民常聚集在一块从事开垦聚居”,这些“基于乡谊而建立的同籍村落,培养了强烈的分籍意识;而分籍意识进而促成了同籍村落的团结互保”,祖籍地缘关系俨然早已成为一个极其密切的关系。若“设开垦之时任听粤人聚垦一处,漳、泉两籍又各聚垦一处,是开垦之时,已伏分类之势”,在此种背景下,“同一祖籍的人便很自然地聚居在一起,(并)为组成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落准备了条件”。

四、结语

一般而言,“移民渡海来台之后,或随地开发,或者移民以登陆港口为其居住地,随机选择是决定居处的一个非常可能因素。” 来台汉移民在开发初期是依祖籍地缘关系而聚居,还是凭生存上的利害关系来优先决定,亦或是出于其它缘由来选择,皆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但逻辑上的可能性并不代表着史实的真相。经过探究与分析,我们知道尹章义先生提出的“多籍杂处论”多只是片面臆断的结果,极具不合理性,而同籍聚居则应为清代汉移民在台湾开发初期的主要聚居形态。

汉移民之所以依祖籍地缘关系而形成同籍聚居的聚居形态,是迁出地和移入地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在清代台湾开发初期的进程中,虽然这种祖籍地缘关系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却也成为引发社会出现分类械斗的关键要素。此后,伴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各籍移民之间的不断组合、迁徙,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祖籍地缘关系已被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所替代,台湾社会经济开发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注释:

郑光策:《清经世文编选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29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17页。

尹章义:《台湾开发史研究》,台湾研究丛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13页、第366页、第360页、第361页、第14页、第362页、第362页。

郁永河:《裨海纪游》,台湾文献丛刊第44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11页、第32页、第145页、第26页、第16页、第26页。

周钟:《诸罗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89页、第117页。

尹章义:《台湾北部拓垦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与功能》,《台湾开发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244页。

陈文达:《台湾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57页。

黄叔:《台海使槎录》,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38页。

蓝鼎元:《东征集》,台湾文献丛刊第12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83页、第81页、第87页。

夏之芳:《台湾杂咏百韵》,《台湾诗抄》,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31页。

翟灏:《台阳笔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0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3页。

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55页。

赵慎畛、孙尔准:《查办台湾清庄事宜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88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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