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汉族移民民间信仰研究

[摘要]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内地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新疆地区,有的是为了生计的自发性移民,有的是为了稳定边疆政府的倡导性移民,类型多样。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流入,他们自身的多元信仰也随之来到新疆,开辟了新疆多元信仰的新局面,对新疆的发展和汉族移民产生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清朝;汉族移民;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0-0049-03

一、清朝移民的历史背景及其原因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意识范畴,不仅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流。它在人的思想领域发挥重大作用,清朝的汉族移民除了将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新疆外,还把内地的汉族文化和民间信仰带到了新疆,同时也将新疆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和信仰传入内地,扩大了内地与新疆的交流和联系,增强了内地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

关于“移民”概念,有多种不同的界定。葛剑雄在其《中国移民史》中将“移民”界定为“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1]他认为至少在迁入地居留了一代才算移民,而中途返回和民族的季节性迁徙都不能算是移民。在佟新著《人口社会学》中将“人口迁移”定义为“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的改变”,[2]其中对“永久性改变”的解释是指居住某地在半年或一年以上。《中国百科大辞典》中“移民”指“一定数量人口出于各种目的和动机,离开原来居住地,到另外一个距离较远的地方定居和谋生,并且不再返回原来居住地的人”。[3]一般认为,改变居住地一年以上即可称为移民。笔者认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外,诸如派驻西域的官吏、戍守的军队、流落西域的使者等人群,虽然他们任期、服役期满后即可回中原,或者多年以后得以返回中原,这些人群在西域居住的时段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同时本身也受到了西域文化、社会的影响,自身已起了一些变化。因此,本文也将这类人群纳入到移民的群体。

现将清代移民的原因归结如下:

(一)人口压力加剧,内地人口为谋生而迁移至边疆地区

中国人口至清代迅速增长,康熙时突破1亿,乾隆末达到3亿,咸丰时人口突破4亿。巨大的人口基数使有限的土地几乎到了难以承载的地步。汪士铎曾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由,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 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即使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弹矣。”[4]同时,全国各地人口的分布很不平衡, 内地“地狭人满”, 而边疆则“地旷人稀”。由此,内地人开始向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流动,新疆则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

(二)边疆危机加重,为了政治需要移民边疆

19世纪上半叶的沙俄依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国家,沙皇政府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外扩张,才能满足农奴主阶级的利益需求,从而维护,并不断扩大其统治基础。除了农奴主阶级之外,在19世纪上半叶,新兴的沙俄资产阶级也开始成为推动沙俄政府向外扩张的一股重要势力。沙俄19 世纪中叶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和伊犁地区7万余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沙俄又提出“巴德马耶夫计划”,阴谋以兰州为中心组织武装暴乱,把中国西北边疆并入俄国版图。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在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失序,资源、财富也屡次遭到掠夺。从1865 年开始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 沙俄也于1871 年侵占了伊犁。除巴里坤一地外,全疆失陷达14年之久。至左宗棠出兵收复时,新疆各地已遭到严重破坏。乌鲁木齐等繁华之地, 屋舍荡然,极目荒凉,“户口伤亡最多, 汉民被祸尤酷”,吐鲁番“靡有孑遗”,其他地方损失也极为惨重,乾隆以来的移民屯垦成果几乎完全丧失。中国大片领土的丧失和日益加剧的边疆危机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动,在险恶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新的措施用来巩固边防,稳定边疆。

这样不仅有大量为谋生计的平民百姓、商贾等流入新疆,也有大量负有政治使命的屯戍部队、驻防新疆的官吏、使者和政府倡导的政治移民带着他们自身的文化和民间信仰来到新疆,形成了一种多文化、多民族、多信仰的聚居和杂居局面。

二、汉族移民的多神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意识范畴,不仅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认识,而且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流,它在人的思想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清朝的汉族移民除了将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新疆外,还把内地的汉族文化和民间信仰带到了新疆;同时,也将新疆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和信仰带入内地,扩大了内地与新疆的交流和联系,增强了内地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

(一)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区域

民间信仰作为社会基底文化,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壤中,广泛地影响或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并丰富着民族文化的内涵。就分布区域而言,清朝前期,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巴里坤、木垒、奇台、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伊犁地区,乾嘉时期,除驻防绿营兵丁和少数商人外,南疆汉人为数很少。这一情况到清朝中期发生了变化。平定张格尔之乱后,清朝政府仿北疆之例,始在西四城实行屯田,于是内地人陆续迁往南疆各地,至清末汉人已分布全疆各地。但总体来说,历史上的新疆汉族人口绝大多数仍分布在新疆东部和北部地区。[5]

(二)汉族移民神庙群基础上的公共祭祀、节庆活动等的信仰体系

以名目繁多的神庙和在此基础上的祭祀活动或节庆活动构成了清朝汉族民间信仰的主体。绥来、米泉、伊犁的多元信仰和城乡许多祠庙宫观,伴随着底层民众一生的祭祀仪式,潜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鬼神观念以及形形的宗教意识和宗教行为,可让我们认识到当时此地汉族民间信仰的繁荣程度。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八旗、绿营军所到之处,除兴建城堡、驿站外,还兴建了众多的庙宇。除了当时大批兴建的佛、道二门的庙观外,还有龙王庙、火神庙、风神庙、子孙圣母庙、八蜡庙、城隍庙、老君庙及社稷坛、先农坛、刘猛将军庙、文昌宫、魁星阁等。

1.绥来县的多元庙宇及以其为基础的信仰活动

新疆在清光绪十年(1884)建省之后,居民包括从关内安置来的屯民和部队移驻落户的人,五湖四海各处都有。庶民虽经历了同治年间大乱后,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修庙供神是汉族群众的传统习惯,各界人士都很重视。文人学子,十年寒窗,祈求升宫;商民想发财,一本万利;众多的平民百姓则求神保佑,四季平安。当时新疆的神庙、会馆,在官绅和百姓的支持下相当发达。[6]

文庙位于北城东北角,砖木结构,主殿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位,配殿供颜(颜回)、曾(曾参)、思(子思)、孟(孟轲)四位,两廊东西供七十二贤位。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祭祀日,县上文武和学校师生参加,实行三献祭礼。有通赞、引赞、主祭、配祭、献帛、献樽、读条文,配有诗童、歌童各20～40人,在每个祭祀中配合朗诵,并有屠宰好的牛羊猪献祭。学校同时也过圣礼祭祀,但行简化祭礼。

武庙位于中城大街旁路书院东边,供奉关帝大圣(关羽),农历五月十三日过会,即老百姓说的大刀会。如果这天下雨,那就叫作关老爷磨刀雨。主祭官是当地武官,与文祭一样要行礼,其他礼节与文祭略同。因药王庙在关庙东侧,故老百姓还一同唱戏过会,至少三天。

玉皇阁街在南城东南面,供奉着玉皇大帝,正月初九日过庙会,唱戏三天。虽然此时北疆气候还正寒冷,但人们求神之心的热情却不受影响,

土地庙在全县农村各地分布较多,农历二月二日过会。这天的村民上庙拜土地,求神保佑庄稼五谷丰登,秋收满仓。传统长工短工,一律从过会这天起上工,一年农活从二月二日龙抬头这天开始。人们还利用这个庙会,推选会长、乡约、农官等集议村事。城镇居民一般不重视这个庙会。在绥来县盛行的还有娘娘庙、大佛寺、王爷庙、龙王庙、红山庙、城隍庙、虫王庙、财神庙、祖师庙、关帝庙等。这些庙宇及在此基础上的多元民间信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活动和内心世界。

2.米泉的佛教和道教信仰

公元7世纪,米泉县城属北庭都护,佛教已传入。清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清政府为巩固新疆的统一,实行“戍边屯田”、“移民实边”政策,佛教亦随之在乌鲁木齐城乡流传。乾隆三十七年(1772),巩宁城(老满城)建起第一座佛教庙宇。乾隆四十四年(1779),又在邻近本县的红山顶建庙一座。每逢佛事祭日,本县信教群众纷纷前往拜佛、听经。

清光绪十四年(1888),清政府实行《新疆屯垦章程》后,大批退伍清军陆续来米泉县为民。翌年8月,三道坝十二户东村的佛教信徒,用土坯建成一座约20平方米的土地庙。光绪三十三年(1907),留子庙一个姓冯的湖南籍退役军官,50岁无子,用土坯建成第二个庙,称之为“留子庙”。清宣统三年(1911),尔三迫坝河东建起一座约30平方米的观音庙。初时,信教群众每逢农历正月十五、二月初二、四月初四、初八、七月初三、九月三十、冬月十七等祭日,焚香拜佛,祭祀菩萨,祈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据《三州辑略》、《乌鲁木齐事宜》记载:“道教于乾隆二十年(1755)传入乌鲁木齐。”又据《新疆图志》记载:“清末,在迪化县(今乌鲁木齐)有道士83人、道姑2人,迪化城内外道教寺庙达二十多处。”因县域隶属乌鲁木齐,道教传入较早,本县信仰道教者多为老人。初时,经常到城内参加活动。

清宣统三年(1911),河南籍高道士到上三道坝村河东观音庙传教,念诵《道德真经》、《玉皇经》,供太上老君,属全真派。平时静坐诵经,遇百姓红白喜事,修建房屋,即前往为其选择良辰吉日,斋醮超度。并给人抽签问卦、风水八字、诵经画符、治病求神,声誉较高。

3.伊犁名目繁多的多神

惠远城是清朝治理新疆的军政中心,庙宇也最为集中。据《伊江集载•坛庙祠宇》记载,伊犁城中庙宇林立,蔚为壮观。社稷坛在惠远城南门外,先农坛在社稷坛北,风神庙在惠远城西门外,火神庙在惠远城北门内,文昌宫在惠远城东门内,魁星阁在惠远城东门内,城隍庙在惠远城北门内,龙王庙在惠远城外,八蜡庙在惠远城鼓楼东,刘猛将军庙在惠远城鼓楼西,祠堂在惠远城北门内,节孝祠在惠远城东北隅。[7]

子孙圣母庙中祭拜的女神,应是传说中的女娲,其后又同佛教中的观音糅合一起,是祈子之神,仍然保存着某些原始母系社会中的生育崇拜色彩。此庙在多子多孙多厚福的古人价值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香火总是很旺,尤以女性参拜者居多。城隍庙是城市的保护神,因此不同的城市、城堡,都要建立不同的城隍庙,但神的级别较低。八蜡庙是汉人的古老祭祀场所,后来也为满族所继承,主要祭祀神农、司穑后稷、水庸、水房、猫、虎、昆虫等神灵,其中有人性神和动物神,都同农业有关。财神一般不独立为庙,但却总是同火神相辅相成,主要为商人所崇拜,财最怕火,因此财神总是火神的附属神。老君庙供祀的其实并不是被称为老君的老子,反而有些墨家色彩,主要为工匠所供祀,其中的主神是鲁班,是工巧技术之神。社稷神,是农业植物神,先农祭祀的对象则是我国最早从事农业的祖先,它其实是我国祖先崇拜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些神,如喜神、刘猛将军等。

三、民间信仰的作用

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打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使民族超逾各自狭隘的族群限制,实现相互间的社会、文化的渐次整合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汉族移民除了将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新疆之外,还把内地的汉族文化和民间信仰带到了新疆,同时,也将新疆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带入内地,扩大了内地与新疆的交流和联系,增强了内地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

(一)明晰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边界,强化了汉族的民族意识

冲突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群体之间的区别,只有在冲突中或通过冲突才能形成。冲突通过加强群体意识和分离感而在社会系统中的各群体间建立起边界线,由此使系统内的群体身份得以确立。

(二)信仰文化调节了汉族信仰者的心理,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人们通过信仰强化民族边界的同时,也在不断接受并实行着信仰的内容;人们在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将佛、道等教向善、平等、慈悲等教义与理念渗入日常生活中,并对周围产生影响,客观上达到了对信仰者心理的调节。在日常生活中,汉族移民表现出的这一行为很多,如捐资助学、与人为善、筑路修桥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的和谐。

(三)客观上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

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冲突有时是有益的,特别是低烈度高频度的冲突,会促成调节紧张的规范形成并使得冲突双方达成妥协,从而提高群体的弹性,促进群体的发展。汉族信仰与当地伊斯兰信仰之间的“对抗”并不是一种敌对的对抗,而是民族间在明晰民族边界、保持民族传统方面的一种文化抗衡,随着信仰之间碰撞的不断延伸,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包容也不断提高。这种调节在客观上加速了民族关系的整合,提高了民族关系的弹性,从一定成程度上促进了多民族间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与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0.

[2]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18.

[3]中国百科大辞典[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6363.

[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79.

[5]李洁,郭琼.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及其作用[J].烟台大学学报,2008,(7).

[6]米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米泉文史资料 [M].米泉:米泉县印刷厂,1990.146.

[7]薛晖.清初新疆的官主祭仪与多深崇拜[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