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企业争端解决的优选方式:出口和解

摘要：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标志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但金融危机中形成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无衰退的迹象，甚至可能愈演愈烈。与诉讼相比，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出口和解因其可控性、灵活性和成本低等特点而更具优势。对于保护主义重压下的中国出口企业而言，面对“后危机时代”下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出口和解更具有迫切性、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应成为其解决贸易争端的优选方式。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四体联动”机制也保障了出口和解的高效与成功。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出口企业；争端解决；出口和解

中图分类号：D9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8-0059-06

收稿日期：2010-03-17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然而，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风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却并没有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有所减退。由于经济下滑对产业和就业的滞后效应，贸易保护主义在“后危机时代”依然盛行。中国有其特殊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又是全球第三大贸易体、第二大出口国，因而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中国的出口企业也因此成为贸易保护主义下的最大受害者。面对进口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出口企业通常有两种方式应对，即诉讼与和解。总结以往贸易争端解决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利弊权衡，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下，中国出口企业应更多以出口和解方式解决争端，以避免诉讼的诸多不利后果。

一、“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依然盛行

(一)“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当前，世界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后逐渐复苏。2009年11月18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年报《国际贸易环境发展情况综述》称，世界贸易和生产受到许多政府特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干预的支持，在经过2009年初的大幅萎缩后于2009年第二季度趋于稳定。贸易流在第二季度也走出谷底，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亚洲，贸易增长呈现快速回升现象。经济形势在第三季度继续改善，美国的生产恢复增长，其他大多数国家生产增长则加快。一些国家的贸易增长强劲恢复，特别是中国(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09)。2010年1月21日，世界银行(WB)《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全球GDP在2010年有望增长2.7％，2011年为3.2％(World Bank，2010)。2010年1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幅度为3.9％，2011年为4.3％。与2009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IMF的最新预测把201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幅度调高了0.8个百分点(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0)。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已经触底，尽管反弹并不明显，但已呈恢复态势，

“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

(二)贸易保护主义依然盛行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或是维护社会和政治制度安全的需要，或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竞争力的要求，或是解救经济危机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薛荣久，2009)。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关税、实施贸易禁令、出口补贴、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以及多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各国赖以仰仗的重要手段(肖冰，2009)。在“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而减退，相反，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依然强劲。

全球贸易警报网(Global Trade Alert，以下简称GTA)继2009年9月第二次报告之后，2009年12月14日又最新报告，该报告对2009年8月底至11月底期间全球可能影响到外国商业利益的贸易措施作了统计分析。根据最新报告，笔者整理出表1～3(GlobaI Trade Alert，2010)。从表1可见，在2009年8月底至11月底期间，全球共实施可能影响到外国商业利益的措施125个，其中，非歧视措施12个，以邻为壑的歧视措施105个，非歧视措施和歧视措施之比约为1：9，即在此期间，全球实施1个非歧视措施就有9个以邻为壑的歧视措施实施。从表2可见，即使是信誓旦旦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G20，在此期间也实施了63个以邻为壑的贸易歧视措施，而同期实施的非歧视措施为10个，非歧视措施和歧视措施之比约为1：6，每实施一个非歧视措施将伴随着6个歧视措施。作为世界经济支柱、承担全球经济复苏重任的G20尚且言行不一，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更不必说其他经济开放性相对较弱的国家。可见，即使在世界经济已呈复苏态势期间，贸易保护主义依然盛行。

世界银行在《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中警告.尽管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最差状况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因为财政刺激措施影响的减弱，2010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将减慢(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0)。WTO总干事拉米也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世界经济是否能在2010年走出危机(光明日报社，2010)。对包括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内的许多国家而言，较高的失业率对其造成极大的现实压力。2010年1月29日，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索马维亚在达沃斯举行的国际商业理事会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声明认为，经济复苏的重点应放在就业上(International LabourOrganization，2010)，没有就业的恢复就没有经济的复苏(BBC，2010)。然而，世界劳工组织在其2010年1月26日的报告称，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2.12亿人，预计2010年全球失业率将居高不下。报告预计，2010年全球失业率可能微降至6.5％。其中，北美、欧盟和日本的失业率将升至8.9％(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0)。拉米认为，由于较高的失业率，政府面临着政治压力，导致一些国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关闭贸易市场。所以，其对2010年全球贸易风险的最大关切是担心政府屈从于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压力，推行更加严厉的限制贸易的措施(袁雪，2009)。而未来几年内，劳动力市场形势可能会继续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将变得更加严重(新华网，2010)。可见，如果应对不当，在“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将可能愈演愈烈。

二、出口和解的优势

在金融危机中，尽管一些国家推出了一些新的贸易保护措施，然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仍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工具。面对进口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出口企业通常有两种方法应对，即诉讼与出口和解。诉讼是通过裁决机关的介入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争端解决方式，

具有强制性。和解则是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以协议的方式快速地解决争端，以灵活性见长。笔者认为，与诉讼相比，无论是站在出口方还是进口方的立场，出口和解都更具优势。

(一)出口企业视角

首先，与出口应诉相比，出口和解费用较低。企业出口应诉费用较高，普通出口应诉案件应诉费用常须数百美元，复杂案件的费用可能高达几千美元。高额应诉费用是企业出口应诉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对许多出口企业而言无疑是个难题。通过出口和解，则可以极大地减少费用支出。

其次，出口救济案件的败诉率较大，出口和解则无绝对的输赢之分。有资料表明，进口国反倾销案件的胜诉率很高，约为2／3(Sarut Wittayarungruangsri，2004)。反之，则为出口企业的败诉率很高，约为2／3。因为提起反倾销诉讼要支付高额的费用，所以，对于一般企业而言，提起反倾销调查并非易事。但是，如果进口国企业有足够的财力提讼，出口企业则多败诉。避免败诉的一个较好办法为促成出口和解。出口和解是争端各方妥协、让步的结果，没有绝对的输赢之分。

再次，出口和解可以避免案件审理中贸易保护主义因素的介入。众所周知，出口救济案件从来都与贸易保护主义不可分离，而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气氛主导了案件，案件的处理结果将极大地不利于出口企业。例如，关于中国企业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国乔治城大学约翰・H・约翰逊认为，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乃是出于美国的政治考虑。约翰・H・约翰逊还认为，中国对美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及在全球贸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也是美国维持现有法律的重要原因(陈力，2007)。近年来美国在反补贴政策上的变化值得关注。1984年美国商务部通过一项政策，即反补贴法律不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该政策于1986年由联邦上诉法庭在乔治敦钢铁案中得到确认，并形成判例。然而，2006年11月21日，美国对中国的铜版纸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并于2007年3月30日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征收10.9％－20.35％的临时反补贴税，改变了其23年反补贴法律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贯做法。美国出尔反尔的行为乃利益驱使，但该行为无疑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而能够避免上述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的办法是尽可能地摆脱外国政府对案件的干涉，出口和解正是这样的一种办法。

最后，出口和解可以避免出口企业因败诉而失去进口国市场的不利局面出现。市场是企业的生命线。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出口和解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和解避免被进口国征收高税率税收，维持其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相对优势，保留住其产品已经获得的进口国市场。只有在保留住进口国市场的前提下，出口企业才愿意谈判。而一旦出口和解达成，一般意味着出口企业将保留住进口国市场。

(二)进口企业视角

首先，出口和解费用较低是进口国企业愿意和解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出口企业一样，进口国企业也面I临着救济费用高的问题。例如，反倾销案件一般历时较长，环节较多，需要持续投入。成本问题是每个提起救济案件的企业都予以重视的问题，出口和解的达成可以减少进口国企业诉讼中的继续投入并能很快地收回成本。

其次，判决胜负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进口国企业某种程度上也愿意通过出口和解方式解决争端。就反倾销而言，尽管总体上而言，反倾销案件约有2／3胜率，但是，具体到某个案件某个企业，案件的胜负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具有不确定性。任何一个企业在提起反倾销调查时，都没有确定胜诉的把握。适时和解可以避免败诉，并能减少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裁决等阶段的费用投入，如果和解的条件又是可以接受的，进口国企业将愿意接受出口和解。

最后，出口和解可较大程度地满足进口国企业的经济目的。进口国企业之所以提起进口调查案件，经济利益使然。出口和解是争端双方均做出让步以解决争端的方式，为了能达成和解，促使进口国企业撤销案件，出口企业必须付出较大数额的费用，用以补偿进口国企业因其行为所遭受的损害。也只有在出口企业作了较大数额补偿的情况下，进口国企业才有可能放弃进一步请求救济的行为而接受出口和解。如果进口国企业的经济目可以得到较大满足，进口国企业将愿意进行出口和解。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出口企业优先选择出口和解的正当性基础

IMF总裁卡恩于2010年1月18日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即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却依然恢复乏力(新华网，2010)。这种经济恢复速度和程度的不平衡将给国际贸易市场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一方面，中国因经济的快速恢复将要求更多的贸易自由，另一方面，美日等经济发达体因经济恢复的疲软以及就业压力的沉重将会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种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中国与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国际贸易交往中。拉米认为，2010年中美贸易争端将升温。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争端，而在于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常雁，2010)。对于中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在“后危机时代”正确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方式应为优先选择出口和解。

(一)“后危机时代”之贸易保护主义重压下产生的迫切性需求

对中国而言，贸易争端已成为常态。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贸易体、第二大出口国，连续多年成为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早已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靶心。不但发达国家与中国存在贸易利益冲突，一些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也存在着一定的贸易争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贸易规模的扩大，这种贸易争端和冲突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然而，在“后危机时代”，这些贸易争端渗透着贸易保护主义因素，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重压。根据表3，中国是全球已遭受和将要遭受以邻为壑的歧视性贸易措施最多的国家，其中，已遭受的贸易歧视措施数为146个，将要遭受的贸易歧视措施数为109个。中国的贸易伙伴对中国实施的歧视性贸易措施数约占中国已遭受的贸易歧视措施数40％。可见，在“后危机时代”中国仍然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号攻击目标，换言之，中国的出口企业必将成为贸易保护主义下的最大受害者。

(二)“后危机时代”诉讼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凸显和解方式的合理性

中国对于出口救济案件一贯倡导积极应诉，形成了“重诉讼轻和解”的观念。受此影响，中国企业也多积极响应并参与诉讼。在有的年份中国出口救济案件的应诉率甚至达到了100％。不可否认，与和解相比，以裁判方式决定案件的胜负更有利于强化服从。然而，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层面，由于国家公力的介入必然使得案件的处理过程伴随着国家利益的渗透，也必然使得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利益偏好。由此可见，以诉讼方式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出口和解因排斥国家公

力的强行介入从而可以避免诉讼的诸多弊端。因而，通过权衡利弊，除非迫不得已而采取诉讼方式，否则，就应当给以灵活性见长的出口和解留存空间。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大潮下，对多数企业而言，出口和解未尝不是一种较好选择。

在贸易保护主义依然盛行的“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借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手段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仍大行其道。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这些出口应诉案件的败诉可能性激增。以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为例，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以下简称“双反”调查)近期已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常规武器。笔者根据商务部贸易救济信息网公布的信息统计，自2006年11月美国对中国的铜版纸产品进行首次“双反”调查至2010年1月底，美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24起“双反”调查。其中，自2009年第二季度起提起“双反”调查11起，占美国对中国产品“双反”调查总数近46％。可见，尽管此阶段全球经济趋于稳定并呈复苏态势，但美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调查却频繁发生。究其原因，与“后危机时代”美国居高不下的就业压力不无关系。从已决案件的结果看，除了首例“双反”调查，即2006年铜版纸案外，其余案件中国皆败诉。毋庸置疑，“后危机时代”保护主义的盛行为中国企业出口应诉平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胜诉变得异常困难。因此，为保留住进口国市场，避免败诉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达成出口和解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实有必要。

要说明的是，就中国业界当前的观念而言，应当区分应诉与积极应诉。对于外国的贸易救济措施，国内涉案企业只要应诉，就应当认为在态度上是积极的。相反，如果涉案企业不应诉，在态度上就是消极的。所以，有积极的应诉和消极的不应诉之分。如若对积极的应诉做进一步分解，则可以分为积极应诉和消极应诉，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应诉结果追求的不同。积极应诉追求案件结果的胜负，消极应诉则不以案件的胜负为目标，通常通过终裁和诉讼外的其他方式解决争端，其中即包括出口和解。因此，应诉不排斥出口和解，出口和解伴随在应诉的过程中。

(三)“后危机时代”贸易各方仍然窘困的经济状况提高了达成出口和解的现实可能性

在“后危机时代”，出口和解固然有其迫切性和合理性，然而，如果出口企业一味地强调和解，逻辑上将会出现进口国企业滥诉的现象。因为和解以补偿为条件，且补偿数额较大，倘若出口企业在出口救济案件中不加选择的以补偿方式达成出口和解，势必导致进口国其他企业纷纷效仿而致滥诉成风。为防止滥诉，出口企业选择出口和解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即须在基于对案件事实作出胜负预判的基础上决定是否选择和解。只有在胜诉率不很高的情况下，出口和解才是较优选择。

对任何企业而言，诉讼都是一种负担。基于成本与收益、效率以及功能等诸多因素的衡量，诉讼不总是每个企业的最优方案。在有替代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企业将会对各种方案加以比较，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争端解决方式。有学者指出，针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损害调查，一起简单的反倾销案件，申请人要支付的法律成本约为25万美元；而一起复杂的案件，申请人要支付的法律成本约为100万美元。较高的费用使得规模小的企业难以提起反倾销申请，而只有市场份额较高的少数几个企业才有实力提起反倾销调查(Sarut Wittayarungruangsri，2004)。可见，由于诉讼费用较高，滥诉并不容易形成。特别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流动性资金不足问题凸显，企业多不愿涉讼，更难出现滥诉现象。可见，“后危机时代”贸易各方仍然窘困的经济状况提高了达成出口和解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