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奔流作家改稿班

2015年年初，《奔流》文学杂志复刊伊始，奔流作家丛书及奔流作家改稿班项目就已在同步孵化中。这一年夏，随着奔流作家丛书的顺利出版，奔流作家改稿班事宜正式进入河南时代传媒集团的议事日程。

之所以要开办奔流作家改稿班，是与《奔流》“繁荣文学，培养新人”的办刊宗旨分不开的。自1957年创刊至今，《奔流》几经沉浮，再次复刊之后，她义无反顾地将“培养新人”这一重任担在了肩头。长久以来，鲁迅文学院占据着各类作家培训班的重要位置，在鲁院学习成了学员们探索、升华之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基层文学爱好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或许此生难以踏进鲁院大门，而奔流作家改稿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之所以要办“改稿班”而不是“培训班”，是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的建议分不开的。早在2014年中国报告文学年会上，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秘书长、时代报告杂志社社长张富领向何建明汇报河南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在那一次，何建明根据自己多年来与基层作家的接触，提出了“改稿班”一说。确切来说，奔流作家改稿班从那时起已进入了实际意义上的酝酿阶段。“改稿”意味着授课专家要针对学员的具体作品进行一对一指导，而这也正是基层作家内心最为渴望、却又触不可及的。有了这样的认知，奔流作家改稿班从一开始就与众多培训班有了明显的界分。

之所以要在河南郏县开办奔流作家改稿班，是与郏县近些年来的突飞猛进的文学成就分不开的。郏县人大主任肖根胜是一名铁道兵，五年前，他将自己尘封了30多年的一篇《创造奇迹的人们》投给《时代报告》，编辑部同仁被他和战友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感染，他也自此与《时代报告》结缘，近乎知天命之年，文学梦想再次扬帆起航。此后，他夜以继日将自己的铁道兵生涯写成一部报告文学巨著《青海长云》。在肖根胜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之下，该县还承办了“时代中国万里行”“2014・中国报告文学年会”等全国性文学活动。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也不辱使命，除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之外，还将当地的三苏园、临沣寨、文庙等文化胜地做了大力推广。时代报告杂志社社长张富领称：“这是郏县的文学气象。”

之所以要在《时代报告》上以如此规模、篇幅推介奔流作家改稿班的明星讲师团，是和《时代报告》和《奔流》杂志均隶属于河南时代传媒旗下分不开的。以新闻和文学为两翼，创设集团旗下独一无二的起飞点，憧憬一个美好的传媒时代，紧跟一个走向世界的锐变中国，是我们最深的渴念。

我认为不是很好。”

李炳银认为，文学要和国家发展的脚步合起拍来。作者要看到生活中进步、文明的东西，不是只写灰暗、丑陋。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写，但写作的目的是要能够让人从不满和牢骚中得到解脱。要对生活有爱的意识，有贴近生活的视角。如若把人逼到绝路，逼到无法解脱的层面上去，那么读者在得到共鸣之后剩下的只有失落。写作首先要真诚，要用向善、向光明、向未来的眼光去写，这样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把人带到窄路上去了。

谈到如何对待写作，李炳银说，写作是为了表达生活感悟、生活发现，将需要对社会、对他人讲的把它讲出来，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他是用自己所有的人生阅历去写作的。托尔斯泰是将人生善恶的感受，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文学回归的东西，流行风、时尚风潮不要学。要真诚写作，不要功利。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设定很多个角色，但唯独无法随意设定成当作家。要把写作当成爱好，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写作才是幸福的。在文学的这种状态下，给自己一颗敬畏的心。用真诚对待写作，当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成名、也不是为了奖项，就不会有烦恼、有挫折感、有愤怒、有不平。

真实比技巧重要

李炳银说，1989年以后，我们的文学反而把内容抽空了，社会的内容越来越少，技巧的东西越来越复杂。一味地追求怎么编故事，怎么达到矛盾冲突，使得本来一个很有精神与情感的东西，成为一个技巧性的东西。随着现在改革的深入，社会意识的淡薄，文学从社会生活中淡化出去了，原因在于有些作家不再关心人民的生活。他们不写底层老百姓的苦难，不顾一个事件的合理性，而是把文学变成了、手艺、技巧类的东西。“比如一些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的情节，以及喊着‘再有7年我们的抗战就胜利了’的台词，完全脱离了生活。”

文学固然需要技巧，就像开车一样，要了解哪些是大灯、哪些是小灯，了解之后就可以轻松地避开前面的石头。但对于文学而言，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把握。写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作者对生活有没有感受，对事件有没有独特的理解。

李炳银认为，文学看起来是虚构，但是爱因斯坦讲了，逻辑可以使人从A点走到B点，但是生活可以使人从A点走向任何一个点。虚构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生活已经远远超过作家虚构的能力，许多事情作家在书房里是虚构不出来的。如果作者这时候能了解生活，对创作肯定是有好处的。与其编没头没尾的故事不如写写身边的人。没有力量解答所有人的问题，但可以力求解答自己的思考。而报告文学又和小说诗歌不一样，它是写真实发生的故事，写可以对照的真实，可以验证的对号入座的事情，可以是日常那些看似小的但文化内涵很丰富的故事。说到此处，李老师望向台下的改稿班学员周艳丽说：“我读了周艳丽的《印象安阳》，我觉得这个东西看了对我有用，增加了我们对安阳的了解。写这种题材是有意义的，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回归。”

李炳银又举例讲到，有个叫陈庆港的江苏人，从宁夏、甘肃、贵州、陕西等地找了十户老百姓，每年去走一遍，观察他们的变化，10年走下来看变化，写了部作品叫十四家。文中有几家生活水平变好了，但有几家日子过得还不如十年前。我们可以从文中作者所还原出来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中看出，每一家的生活现状都体现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平衡的地方。这种作品是有价值的。还有一位作家他善于观察个性的人，观察人的生活的改变，他在文章里写了河北邯郸几个县有三十多个越南的女孩，一夜之间全跑掉了。看似是生活特例，实际也不是特例，农村男女失衡，女孩不愿嫁，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的生活什么都懵懵懂懂的，真真假假。写作时不要被这些轻易得来的信息所左右，要相信自己的感觉，生活的领悟，这样下笔才能落到实处。如果把自己熟悉的东西放到一边，生活在虚构的状态下，很难写出好东西。其实报告文学是一个丰富人生的方式。比如李春雷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写过官员、农民、抗日的故事。作家每写一部作品就打开了一个领域，接触到之前不可能接触到的内容。现在有些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生命很长。不像小说家，他的成名作就是他最后的作品。有些作家写完一部，把人生的经历都写进去了，就像淘一口深井一样把井淘干了。报告文学不是淘，而是汇聚。

李炳银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要思考自己为什么写作，写作要实现什么目标。有知识不见得是知识分子。有知识的人很多，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放在实际当中，不解决实际问题，有种空谈误国的倾向。知识分子要善于运用你掌握的知识，改变世界。光有知识用不到实践中没有用，要有引领社会方向的旗帜性作品可以引航。

确实，写报告文学很难、很辛苦，需要各种直接、间接的采访。那些害怕招惹是非、表达自己见解的人是无法写好报告文学的。何建明主席写的《落泪是金》，提到很多农村孩子没钱上学，作品发表之后这些学生得到了几十亿的社会捐款，后来国家出台了相关措施，给他们提供助学金、贷款、打工机会，等等。这就是报告文学直接改变社会的作用。《大雁情》也是一样，国家科委就此出台了新的政策，把资金拨给基层、第一线的科学家。当作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改变了国家的政策时，是一种何等的欣慰。其实人们最关心的是身边的事，我所处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将来会有啥变化。水质好不好，雾霾啥时候结束？什么时候道路能不再拥堵？这些问题需要大家综合看。报告文学作家在这些问题上探究，就能得到关注。报告文学这种写实性的写作，是一种可为的事业。是可以搞出名堂的创作。

为什么说一万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因为鲁迅改变了中国人的灵魂，影响了中国人对社会的感受，以及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因此当作家，就应该当一个像鲁迅一样的作家。为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写，为让老百姓正确认识这个社会，正确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而写。优秀的报告文学可以影响人们对社会的感受，可以影响人对某个重大、矛盾事件的认识，它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跟在新闻后面跑，而是有自己的主张。

写报告文学，写张三、李四，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他，而是为了写“我”。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不过是被“我”借用而已。我们可以借用真实的人或真实的事，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认识。作家之所以是作家，报告文学之所以是创作，都是源于个人的行动。写作时我们不能仅仅做真实的搬运工，不能只简单地传递事实。我们应该跳出事实，比我们要写的人物站得更高，且不被他所左右。如果我们被事实左右了，那就是失败了。凡是比事实站得更高的人，最终都收获了成功。

报告文学作家，应该为社会的进步而写，为人民把生存环境看的更加清楚而写，为我们今后如何发展而写。好的报告文学可以延伸人的眼光和视野，让人们了解得更多，了解得更宽泛，可以延伸我们的听觉，使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能改变我们对社会的感受。报告文学，在有些时候，技巧性的东西算不了什么。能否抓住社会的脉搏、痛点，说真话、说真相，这些比玩弄技巧要重要得多。

现在是报告文学的时代

谈到报告文学的未来，李炳银说，我认为一个文体不是说谁能把它推向高潮。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认为就是报告文学时代。这种话，徐迟在三十多年前就说了。看一个文体是否发展、有潜力，不是作家的意愿，而是时代的选择。唐代选择诗歌，宋代选择词，元代选择元曲，你在选择生活的时候，生活也在选择文体。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报告文学的时代。

索尔仁尼琴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当我们生活在很大的矛盾、纷纭之中，如果给人以实实在在的话，能起很大的作用。有人说，现在微信、手机、互联网很发达了，不需要报告文学了。我认为，他们说错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报告文学。在这时候，谁说的是真的，我们要分辨谁说得最准确，谁说得我们最可以信任。如果这时报告文学能够站出来，说清楚这个事情本来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会赢得读者。当我们说我们都在吃地沟油的时候，它就有力量，它虽然没有文学性，但是它说的是真话。

生活中新闻离我们很近，但真实离我们很远。新闻背后的真实、真相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距离就需要报告文学通过判断表达出来。另外，我们生活中有着许多非常感动人的事件和人物，需要我们作家给他们热情的赞赏，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报告文学对很多先进人物、道德典型给予了赞美。许多其他文体的作家就说，你们以前跟着这些东西摇旗呐喊，整天写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呢？写人的私密才有意思，写别人感受不到的才有意思。虽然这些有意思，但是要看它具不具有全面性。新闻、互联网的发展取代不了报告文学。现实生活当中，总有记者到不了的地方，总有镜头到不了的地方，总有互联网文字、图片不能完全表达的内容。所以报告文学的潜力很大，有些人想把我们的饭碗砸掉，他是砸不掉的！2014年鲁奖、徐迟奖等奖项最起码可以评出二十部，李春雷的《朋友》全国1000多家媒体转载了，人民日报整版整版的发表报告文学。我们要客观地面对局面，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所以我认为写报告文学是大有可为的，报告文学这个事业可以好好地做，认真地做，是可以做出名堂的。现在是报告文学的时代！

果我们果真有能力知道短篇小说的自然性在哪里，那也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随心所欲，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思考和大量的训练。”乔叶说，当你看到这篇东西很有味道又很舒服时，它一定不是一气呵成的，作者其实很不舒服。深入到作品里面再出来，把自己当成编辑看作品，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没有一气呵成那么便宜的事情。作家要吃饭、补身体，读书是最重要的渠道。她也列举了自己阅读的种类：经典作品、差异性阅读和地域性阅读。读经典是读既有口碑、又有奖杯的作品，差异性阅读是要读自己很不爱读的作品，而地域性阅读则要读那些与自己地域相近的前辈作家的作品，知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坐标里面。乔叶曾在一篇访谈中引用毕飞宇的观点：“人情世故是小说的拐杖，没有这个拐杖就难以行走，对生活有深层的理解，先看得透，才能表达。”而在改稿班中，她又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延伸：“长得特别好的人，一定要骨头好。人情世故是小说的骨头。懂得人情世故是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素养。不懂，小说就缺乏实力。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外壳一定要特别结实。”在作品里，乔叶的小说作品被评价为对世俗生活的描写特别接地气，她形容自己是有“俗骨”的，对身边的人以及生活有感知力。而毕飞宇则被评价为“最会写女人的男作家”，这个评语来源于他对女性心理的精准把握。在现实中，两人都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保持着疏离状态，毕飞宇曾说自己不用微信、微博，甚至不用手机。“因为我不需要它的帮助，我生活得照样很好。以后我上网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我不需要那么多信息，网络信息的可信度越来越低。”而乔叶在青创会的演讲中提到自己的老款手机已经老到让别人认不出的地步，“除了不用新手机，我还不用手机上网，也没有用飞信和微信。我就是不想跟着这些东西跑。我问自己：你跟得那么紧、那么快干什么呢？尤其是作为一个写作者，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本质意义呢？”在一篇文学访谈里多次提起他的作品，在公开场合多次引用他的观点，在社交平台多次给予他正面评价，这是作家乔叶对作家毕飞宇的致敬。这样的致敬，虽不是面对面进行，却是对一个作家的最大褒奖。写作者重视私人化阅读，对于书单和作品却是没有私心的，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乔叶如此，毕飞宇也如此。这是一个写作者在无形之中影响另一个写作者的故事，也是美好的思想在不断传递着的故事――写作的意义在于此，人之为人的意义也在于此。

乔叶，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出版散文集《天使路过》等十二部，小说专著《最慢的是活着》等十三部。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发表小说八十余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以及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首届锦绣文学奖、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