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让蓝图照进现实

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勾勒出一幅清晰的蓝图：上海要在2020年前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并力争在2015年前确立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时光荏苒，转眼间“十二五”蓝图造就已逾两年。如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展如何？有哪些困难？还需要什么新举措？为了能更好地解答这些疑问，市人大财经委专门开展了“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期实施情况监督调研，为厘清上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十二五”以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中取得的成效大致可概括为四点。首先是构建了要素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已初步形成以证券市场为主体，涵盖外汇、期货、黄金、债券、产权交易和同业拆借等全要素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其次是集聚了一批总部性、功能型金融机构。许多全国性金融机构的运营中心、交易中心、票据中心和离岸业务中心纷纷落户上海。三是金融产品有所创新。近年来，上海成功推出了铅期货、白银期货、外汇期权、黄金ETF和国债期货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金融产品，显著提高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和定价功能。四是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陆家嘴金融城和外滩金融集聚带高楼鳞次栉比、陆家嘴环路上24小时滚动播出的全球金融指数，处处可以嗅出资本之城的浓烈味道；落户上海的征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为上海形成金融定价、交易和清算中心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软件基础。

然而，在很多金融业内人士眼中，上海距离国际金融中心还相去甚远。这种判断与几个关键制约因素密切相连。首先是金融市场开放不够。按照经典金融学理论，一个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金融要素集聚，另一个是自由开放市场。正是后者，日益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桎梏。受制于当前外汇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水平不能反映外汇市场实际需求，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始终受限，这些都严重限制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全球定价和资源配置能力。其次是金融机构能级不高。中国银行业总部设在上海的仅有4到5家，资产仅占全国银行业的8%，而占银行资产80%的四大银行总部无一例外全在北京。于此同时，国际金融机构由于需要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像汇丰这样的知名金融机构总部大都设立在香港或新加坡。三是缺乏国际通行的监管体制和商业环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必须有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和司法体系。目前，上海市场的信息披露体系与公开、透明、及时的国际信息披露标准相去甚远；在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方面最有效的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始终未能建立，成为资本市场法制体系的阿克琉斯之踵；相对于香港、新加坡等“花园型”金融中心，上海在薪酬税收、空气质量、交通运输、医疗教育等生活环境方面差距显著。

面对丰满理想和骨感现实的胶着，全市上下要紧紧抓住自贸区试点的重大契机，大胆探索上海金融的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改革。一是探索在试验区内搭建离岸金融交易平台。发展包括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在内的各类离岸金融市场，促进上海形成离岸、在岸金融市场良性互动格局。二是探索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和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在短期资本往来方面，可试点放开跨境贸易人民币直接结算和企业对外直接借款；在长期资本往来方面，可试点放开港澳台、外商直投备案管理，推动企业发行外币债券，设立港股直通车、美股直通车等。三是推动金融产品和业务的创新。建议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成立专门机构，直接参与原油期货、股指期权和个股期权等重大创新品种的协调推进工作，完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和能源化工在内的四大系列基础性商品期货的开发。同时，探索推出新型利率类、汇率类和信用类衍生工具，深化基础利率和中间价等人民币利率、汇率基准建设。四是兼收并蓄形成金融机构集群。要整合本市金融存量，打破国企民企、中央地方的鸿沟，推动本地跨行业金融企业整合和资本化，组建一批高能级混业金融集团；同时，要继续增加境内外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重点吸引国际性、总部性和功能性金融机构入驻上海。五是加快推进制度建设和环境营造。要在中央指导支持下，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行政策松绑，形成以市场化为主导的金融制度体系。同时，在收入、税收、环境、住房、医疗、教育、交通通讯设施等方面建立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商业和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