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变化和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摘 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发展呈现新趋势；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更加激烈，格局正在博弈中变迁。经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自然需求，依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持久动力；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金融实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终得以崛起的基本支撑。尽管面对新兴经济体政府推动型国际金融中心越来越大的挑战，伦敦、纽约自然形成型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依然相对明显。

[关键词] 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变化；传统；发展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Since the outburs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development trend has emerged.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s more intense and the situation changes with the competi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natural demand brought by the growth is still the internal cause and lasti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strong and steady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rength 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are the base for the r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Though challenges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driving by governments of new economic bodies are increasing， London and New York， two naturally form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still have competition strength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change of situation， tradition， development

随着经济全球化尤其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日渐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全球金融环境的动荡一直未能完全平复。一方面，在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而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一向推崇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受到质疑，国际金融发展呈现出相应的新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尤其全球经济战略布局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使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展现出相应的新变化。尽管来自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日渐增大，无论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还是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Index）”均表明，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尚无可能被撼动，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赶超。

一、国际金融发展的新趋势

金融的过度创新和对虚拟经济的放松监管，被视为引爆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不断推出各种救市措施的同时，发达经济体对自由市场的态度有所改变。为规避系统性风险，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不但对金融市场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着手对既有金融监管制度施以改革，加大金融监管的力度，进一步展开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推动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体化。无论被称为“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金融改革法案”的美国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还是英国的《2009年银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抑或欧盟2010年一致通过的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2012年“折中”通过的有关对银行业进行统一监管的协议，其目的均在于此。G20、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在努力构建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框架。前者于2009年伦敦峰会明确，加强金融监管，创立更强有力、更具全球一致性的跨国合作及高标准监管框架；发表《加强金融系统》宣言，同意以崭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替代金融稳定论坛，并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不但将信用评级机构纳入其中，而且首次覆盖对冲基金，要求今后监管措施必须能够阻止过度杠杆，采取行动反对“避税港”等不合作行为。后者于2010年形成《巴塞尔协议Ⅲ》，上调资本充足率下限标准，要求设立“资本留存缓冲”，并在信贷增长过快时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监管将更加强调相互之间的超合作。

而改进和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理，降低对不适当风险融资的依赖，阻止过度冒险与投机，无疑在其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2014年G20峰会将加强风险防范作为3大目标之一，明确其所承诺的金融监管改革包括加强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督。尽管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快速发展的关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虚拟经济毕竟源于实体经济，即使相对独立也还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为实体经济服务。经受过度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发展洗礼的国际金融市场，在监管之下逐渐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立足于传统基本业务，既能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又可促进实体经济切实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也因此呈现出与实体经济更为紧密结合的新趋势。2011年7月，纽约市长在“未来的纽约”会上指出，太过依赖华尔街经济是纽约发展的桎梏之一；为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纽约5个行政区多元化战略还包括生物科技、现代制造业和小型企业。

二、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以及地位变化，在极大程度上以自身及其隶属国家/地区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并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实力此消彼长，尤其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提高、全球经济战略布局向亚太地区转移，均在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多层次格局的变化中有所体现。

伦敦金融城自2007年起每年3月、9月GFCI，已成为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权威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尽管局限性在所难免，其还是通过相对全面的连续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变化。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前4位排名相对稳定，伦敦、纽约地位牢固，是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毋庸置疑的核心。在2009年9月也就是危机爆发后一年的排名中，中国的深圳、上海均进入前10，分别以695分、655分位列第5和第10，深圳更是首次入围即登前10榜单；上海还在2010年9月和2011年3月、9月连创新高，以693分和694分、724分达到第6位和第5位，2012年3月以687分排名第8；此后二者均未能再出现在前10榜单之中。从2013年9月、2014年9月、2015年3月的排名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不但使纽约首次超越伦敦拔得头筹，而且前10之中还占有3席，旧金山、波士顿相对稳定，芝加哥、华盛顿在第10位上下稍有波动；欧洲经济仍未能走出泥潭，前10中仅有伦敦和苏黎世入围；亚洲经济尤其东亚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占有4席，除传统的香港、新加坡、东京以外，首尔自2012年进入前10榜单以来一直名列其中，并在2012年9月以685分上升到最高的第6位，2013年、2014年、2015年得分均在700分以上。这显然与2007年9月的排名已有很大不同（见表1），来自亚洲尤其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逐步提升、地位日益巩固，在国际金融中心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欧洲除伦敦继续领先、苏黎世相对稳定外削弱之势较为明显。

表1 伦敦金融城GFCI排名

注：根据Global Financial CentresIndex（1-17）整理而成。

新华-道琼斯IFCDIndex报告自2010年开始，以其对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性的首次关注而受瞩目。2014年报告中，名列“成长发展”要素前茅的是上海、东京、新加坡、纽约、伦敦、香港、北京、深圳、巴黎、迪拜，欧洲2个、美国1个、亚洲7个（见表2）。在总共的5期报告中，前10位尤其前6位相对最为稳定，在地域分布上已呈现相对均衡的态势；与GFCI一样，纽约、伦敦无可争议居于前两位，只是二者的座次刚好相反；东京的位置比GFCI靠前，位居全球第3；香港在2013年才刚刚超越东京来到全球第3，2014年就不仅被东京反超，还首次排在新加坡之后仅列第5；而上海始终位于前10之列，已由2010年的第8、2011年到2013年的第6再进一步，与香港并列第5。尤其需要强调的，与GFCI相似，国际金融中心的位次变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律，欧洲整体下降，亚太及北美均有所提升。除“成长发展”要素评价一直稳居第一外，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金融服务业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为基本目标的金融制度的不断创新不无关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服务水平”要素、由“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子要素构成的“国家环境”要素评价均大幅提升8位，“综合”排名首次进入前5之列。香港则在“环境”要素评价排名中座次下滑8位，首次跌出前10之列；“成长发展”要素评价，与新加坡提升2位不同，下滑4位列第6。而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2014年全球竞争力排名，香港也自2005年以来首次跌出三甲之列，同样被新加坡超越、下降1位至第4。

三、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创新和功能演变：关键要素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最初同样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缓慢而长期的自然结果。但随着其对国家/地区经济推动作用的日渐增强和在国际战略中重要地位的日益显现，政府逐步介入自身金融业的发展，开始通过规划有意识地鼓励和推动本国/地区有条件的城市超越一定的发展阶段快速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也因此转化为一种自觉的人为结果。即，与反映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关系的需求反应和供给引导理论相对应，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包括自然形成型和政府推动型。前者由强大的经济实力所推动，资金需求拉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经济和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最初的国际金融中心通常产生于发达经济体，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通常集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于一身。后者由政府强有力的金融政策所推动，资金供给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在经济和金融尚未发展到相应水平、由政府抓住机遇创造并改善其必要条件跨越式前行的人为结果；这也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离岸金融业务的兴起，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美洲岛屿国家产生了包括新加坡、巴哈马在内的各具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国际金融中心，并逐步促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由此可见，正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创新，由自发转向自觉，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完成了自身的创新演变：不但于既有自然形成型之外增添了政府推动型这一创新模式，而且在国际金融中心随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政府这一人为因素的作用还在增强；即使自然形成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政府也加大了政策扶持和监管引导的力度。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推动型最终要以经济和金融自身的快速发展为根本基础，市场和政府相协调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所实践。

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简而言之就是国际金融资源的聚集和辐射，主要包括金融信息集散和价格发现、资源优化配置及风险管理，分为金融市场中心、结算中心、信息中心、管控中心；同样是在发展中为适应新的需要而逐步提升和拓展，即，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不断演进。最初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提供货币兑换、贸易货款结算和金融中介；国际金融中心所聚集的金融资源的种类和规模不断扩大，投融资功能显现并日渐增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伦敦国际金融中心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对美元的需求，推动欧洲美元市场的迅速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跨国资源配置功能进一步突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分散日渐增加的由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险管理功能不断发展与完善。

无论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创新还是功能演进，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和创新、制度的适宜供给都是其极为关键的要素。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实力和腹地经济，即经济规模的深度和广度，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并葆有竞争力的关键依托和动力源泉。金融自由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基础，而金融创新既是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创新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是其功能演进的根本途径。制度的适宜供给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创新最终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其功能演进市场作用得以强化的外部推动力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尤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兴未艾，经济腹地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大伦敦、大纽约金融中心圈已现雏形。

四、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共性因素与基本条件

自2010年IFCDIndex以来，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在5项要素评价中有3项，即“金融市场”、“服务水平”、“国家环境”要素排名一直稳居前两位；“产业支撑”要素，纽约位列榜首，伦敦也在2012年超越东京上升到第2位；即使唯一“欠缺”的“成长发展”要素，纽约、伦敦也均在前7之列，2012年更是仅仅排在上海之后居第2、第3位。

就形成模式而言，伦敦、纽约均属自然形成型的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就类型而言，伦敦、纽约均属功能中心，是“一体化”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就发展而言，伦敦、纽约均属自由放任、开放竞争理念的积极践行者，是金融创新最为重要的策源地。除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信息便利、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等通常特征外，综观伦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和变革，经济强盛、贸易发达、实力雄厚，货币强势、金融自由、体系完备，是其得以形成的共性因素；顺应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以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取向，适宜适度的金融创新和政策支撑，自然渐进，是其强化竞争优势、创造相对优势持续前行的基本条件。

无论伦敦还是纽约，其所隶属的国家都是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那个时代最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自发选择、自由发展、自然结果，市场发挥主导性作用，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注定相对较为缓慢。虽然1880年美国就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才正式确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相对漫长的时间里，美国建立起现代金融制度，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元也被广泛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和借贷，金融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聚集和辐射功能兼备，完成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所需要的积累。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又增强并拓展了自身的金融聚集和辐射功能，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强化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显然，从这一角度讲，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转换不可避免地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兴衰、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伦敦、纽约既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本币的国际化加速了国际金融资源的聚集和辐射，国际货币的强势地位毋庸置疑。直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而改变的原因同样是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使国际金融中心不必完全依赖国内资金的供给，进而得以相对摆脱对国际经济中心的依附；伦敦正是以此为契机，通过适时的金融体制改革，在国际经济中心和本币地位相对较弱之时重新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除颁布《2009年银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并于2013年成立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和审慎监管局外，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英国再次“尽全力让伦敦位于全球金融创新的最前沿”。不仅密切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还继续扮演先锋角色：2011年把打造人民币离岸市场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2012年4月启动伦敦金融城建设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2014年10月成为首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西方国家，2015年3月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正式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由中国发起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面对欧债危机困扰依然显示出良好的稳定性和持续的发展潜力。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自然需求，依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持久动力；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金融实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终得以崛起的基本支撑。而国际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定的锁定效应。尤瑟夫指出，不管繁荣还是萧条，国际金融中心往往能保持很长时间，即使暂时落后也能快速赶上。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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