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并引领劳动力转移新常态

来自人社部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同比减少2.1%，这是多年来这一数据首次出现负增长。

外出农民工数量见顶回落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在此之前，我国外出农民工增速已经持续多年放缓，例如，2010―2016年间，该数据分别为5.2%、3.4%、3%、1.7%、1.3%、0.4%和0.3%，由其勾勒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整体态势非常明显。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常态必然会波及方方面面。此前，中国经济之所以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就在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大量投入；而如今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态势迈过拐点，既往成功的发展模式迫切需要换挡升级，政府、企业与个人在这场根本性的大变革中，几乎无人能置身事外。

适应、引领劳动力转移新常态的根本途径，是从原来更多地依赖要素投入，转为更多地依赖要素产出效率提升，尤其是诙产出效率提升。在这方面，中国仍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待发掘，譬如有数据显示，现阶段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仍仅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左右。巨大的差距意味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其中单就劳动力市场本身而言，当下首要的任务在于彻底更新观念，不要只热衷于“狼来了”式的空喊，而思维仍停留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近于无限”的旧格局中；要充分认识到劳动人口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同样稀缺的宝贵资源。

在资源给定，甚至逐步趋向稀缺的过程中，出现较大规模资源闲置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例如，近年来，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经开始持续下降的同时，就业市场结构性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主要体现在招工难和就业难的情况并存，区域、行业、企业就业情况的分化趋势也在凸显，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增多。

导致这种劳动力资源闲置的原因固然有很多，其中有些原因是长期性的，是由发展阶段局限所致的，如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积累有限等；但也有些原因是由认识不清，以至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或扭曲所致。

以前文提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负增长为例，从大的趋势来看，这当然因为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地区均衡发展战略所致，但是除此之外，先发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更高，但偏偏也是“用工荒”更突出的地区）日益高企的进入门槛，起码也是农村劳动力“用脚投票”的动因之一。

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应该是一个资源能够自由流动，并且被不断配置到产出率更高部门的统一市场。在当前阶段，适应、引领劳动力转移新常态的实质性举措，应包括但不限于：加快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构建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及就业制度、探索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以及更坚决有效地推进地区均衡发展战略等，让劳动力这种日益稀缺的资源更得其用、更安其居、更乐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