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遏制传销在中国农村蔓延的刑事手段之再思量

摘要：传销凭借数量众多的积极参加者在中国农村大为肆虐，不仅危害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还严重腐蚀着传统乡村社会道德体系，隐患重重。而目前对传销的打击手段不能有效约束这些积极分子，不利于遏制传销在农村的蔓延，因而应根据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考量传销积极分子入罪的必要性问题。

关键词：农村；传销积极分子；入罪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23-02

一、传销概论

“传销”来自英文Multi-LevelMarketing一词，可直译为“多层次营销”。其基本理念是：企业利用一连串独立的直销商将商品零售出去，每一位直销商除了可获得零售利润外，还可通过自己所推荐、训练而建立的销售网来销售企业产品，以获得差额利润。

目前中国所称传销是一种非法行为，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行为”。

二、传销在中国农村的蔓延方式分析

根据社会学的功能性划分标准，可以将传销人员分为四类：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分子以及参加者。如果将传销体系比作金字塔，那么组织、领导者处于塔尖，这两类人员的特性是人数少，对传销本质认识透彻，能力较强，能够掌控传销活动的运作，以传销为营利工具；积极分子则是居于中层，这类人员对传销性质的认识程度差异较大，也不具有掌控整个传销体系的能力，特性在于他们痴迷于传销致富的“神话”，是传销的忠实支持者与“中坚力量”。一个传销组织必须依赖数量众多的积极分子的宣传和发展才能得以生存；参加者位于塔底位置，损失最大，数量最多，但是受蒙蔽程度低，教育改正机会大，后遗症较小。

（1）农村自行发起的传销活动较少。传销是从城市延伸至农村，大多数传销案例中农村只是传销组织的一个发展领域，而不是它的起源地。即使后来有些案例是由农民自行在农村发起，但是整个传销的运行和操作理念也完全是沿袭早期的城市传销模式，没有太大的变化。（2）参加传销的农民中，积极分子占相当大的比重。挣扎在求富无门与不满生活水平低下的矛盾中的农民更容易被传销的“一夜暴富”，“辛苦几年，幸福一辈子”等说法所蒙蔽，因而会出现一些农民在传销组织被强行解散后，仍然到处寻找其他传销组织以致富的现象。另外受限于知识水平，他们难以认清传销真面目，而是认为自己搞传销“没偷没抢”，是正当的赚钱，于是还出现了有些村干部发动全村农民一起搞传销，发财致富的现象。所以目前中国农村传销的主要蔓延方式是在农村大力发展积极分子，然后依靠积极分子，带动传销组织在农村的发展。

三、传销积极分子入罪的必要性分析

（一）传销积极分子以个人利益至上，不择手段的敛财行为对中国农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1.危害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1）传染速度快，牵涉范围广。在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中，以家庭伦理为纽带组建的信任圈是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主要途径。农民作为传销积极分子更易在他所处交际圈推广传销，这些理念也更易被接受，而一旦某个交际圈的成员受到传销“污染”，则会很快扩散到其他交际圈，让人防不胜防。正如宁夏农民丁玉忠所说：“真没想到，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非法传销组织后，连亲弟弟都不放过！”（2）负面影响大，难以回归本土社会。这些农民传销积极分子破坏正常人际交往活动后，难以再获信任，无法融入原有的生活环境，然而受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又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2.危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1）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经济影响。传销组织针对农民工这种急于摆脱艰苦的生活而又求富无门的尴尬境地，大肆宣扬传销的快速致富性，欺骗农民工加入传销组织。这些农民工不但放弃了得之不易的工作，而且在诱骗下将积蓄投入传销致富的谎言中，最终一无所有。（2）对留守人员的经济影响。受返乡农民工暴富的言传故事所影响，留守农民难以认清传销的真实面目，加之利益的驱动，放弃农业生产而加入传销组织的大有人在。丧失了收入，使得原本就困窘的生活更为艰难。（3）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主要是由外出务工收入和留守人员的劳动收入构成。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资源不但被传销组织侵吞，还要为因传销而贫穷的农民的生存埋单，可谓是压力重重。

3.危害中国农村的传统道德体系。（1）对信任观的破坏。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对普通农民来说，他们更容易相信亲朋好友之间交流的信息，因为他们相信：“熟人”不会欺骗自己，与“熟人”合作风险更小，“熟人”间的情谊会让自己更加稳妥地获得应得利益。而传销积极分子的“杀熟”行为严重亵渎了这种朴素的信任观，这种损害难以弥补。（2）对价值观的破坏。传销积极分子的私利至上、不择手段、金钱至上的观念，与传统的互惠互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精神背道而驰。

综上，这些积极分子的“杀熟”行为对中国农村经济文化、道德观念等造成了严重损害，值得我们重视，如果处理不好，则会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隐患。

（二）对传销积极分子的现有处理方式

目前，中国对传销人员在传销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直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但是对传销积极分子这种传销身份的处理态度比较模糊，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而各地的处理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行政惩罚，二是教育遣返，区分标准是根据积极分子的获利情况以及活动情节。行政惩罚主要是罚款和拘留，而这两者对于传销积极分子来说威慑力和约束力显得不足。教育遣返对普通参加者较为适用，对不择手段求富的积极分子来说效果甚微。因而出现了许多积极分子在被遣返后又悄悄加入其他传销组织的现象，这也是传销禁而难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传销积极分子入罪的刑事理论依据

1.刑法具有保障。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问题，常规手段无法解决时，刑法就是最后手段，是最后的保障。传销问题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经过上文分析，传销积极分子对传销在农村的蔓延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对农村的危害不亚于源头的组织领导者。而现有处理方式的不足，又使得传销积极分子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宣扬传销的更好借口，使得农村传销难以得到控制。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设立，明确表示了中国刑法已经对传销进行干预，而此罪更多地是针对传销在城市中的危害后果，而对农村传销的危害性没有足够的重视。

2.刑法具有行为指引性。刑法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最强的指引性，尤其是否定意义。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人们通常关注的是行为后果，并以此衡量行为的风险性。传销积极分子之所以在法律明确规定了传销是非法活动后还有恃无恐地转战各地，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后果让他们可以接受，成本太低。现在刑法可以否定了传销的组织领导者，但是对积极分子的“暧昧”态度，会让他们无法放弃传销致富的诱惑。即使解散了他们，但他们会寻找机会，再次拥立另一个组织领导者成为传销一霸。并且传销积极分子极可能“裂变”为新生力量，当他完全熟悉了传销的操作理念和程序后，为了发财，就会“占山为王”。如果不及早使用刑事手段否定和指引传销积极分子的行为，“裂变”后才考虑到刑法的价值，成本太大。

目前中国打击传销犯罪的措施主要是在城市传销危害深重的背景下制定的，对传销从城市延伸至农村的趋势以及传销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危害程度没有充分认识，从而遗漏了对传销积极分子的刑事处理，不利于对农村传销的打击和控制。当然仅凭刑事制裁是难以根除传销积极分子的存在，我们更多地是看重刑法对传销积极分子行为的否定意义。而传销积极分子观念的转变以及农村传销的真正消失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等强制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传销危害性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消除暴富观念，才能真正从思想上根除传销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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