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中的“农村教师”

在现代繁华的大都市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居住在都市里，却过着与“都市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是教师，但又不同于我们所了解的教师。他们住的是集体宿舍，可能是上下铺，也可能是小平房。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全能教师”，在教授语文的同时还要兼职英语、音乐、体育、美术等，一人担任多职，但收入可能只有几百块钱。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生了病可能还需要靠借债来买药看病。伴随着农民工子弟进入城市，这些“教师”也成为都市中的“农村教师”。

一、打工子弟学校的由来

近些年来，各城市都普遍采取各种措施，落实“流入地”接受政策，为农民工子弟进入城市公立学校打开方便之门，并且要求各个公办学校不得无故拒绝农民工子弟入学。但是，流入地政府普遍要求农民工持有完整的证件（暂住证、雇佣合同、租住证等），这种要求不符合自雇群体和小业主的情况，因此，政策虽然越来越开放，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农民工子弟选择进入打工子弟学校。

打工子弟学校多由同是打工人员的人举办，地点选在打工者聚居的城市边缘区。学校设施简陋，教室通常由厂房、仓库充当；很多教室的门窗都不完整；而桌椅板凳有的是从废品站收购来的，有的是公办学校淘汰的；教学器材也基本没有，学生课下的活动也相当有限。当然，收费比较低，也允许拖欠，可以按学期交，也可以按月交。最重要的是这些学校没有证件要求，而且大多数使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

二、“农村教师”的基本情况

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多数都有大、中专毕业证。根据任永杰（2003）对北京13所打工子弟学校师资情况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49名教师中，有138人毕业于师范类学校，占总人数的55%，有104人毕业于非师范类学校，而这些学校又以中专和大专为主。其中114人是中专学历，占总人数的46%；大专学历72人，占29%；高中42人，占17%；本科6人，占2%。而另一份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韩红梅（2009）的调查显示：在学历上，受访的149名教师中，80人是大专学历，占54.1%，19人中师学历，占12.8%，36人是高中、中专学历，占24.3%，还有14人是本科学历，占8.8%。按照目前的标准，这些“教师”也大多数达到了全国教师学历的底线，至于他们为什么舍弃了寻求担任正式教师的机会，而来到大城市充当“打工教师”，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发掘。从我在打工子弟学校支教的经验来看，地方劳动力市场，包括教师聘任制度上的不畅通是使这些年轻人来到大城市寻找机会的主要原因。

三、“农村教师”也只是打工者

打工子弟教师工作量大，工资待遇不高。一个老师可能同时担任好几门课程，担任多个职务。在任永杰（2003）对249名打工子弟教师的调查中，有114位教师只担任一门课程，有96位老师同时担任两门课程，有20位老师同时担任3门课程，有9位老师同时担任4门课程，还有1位老师同时担任6门课程。而来自同一个调查显示，他们的工资在400～800元之间，依据学历、工作量有所不同。他们的住所一般是学校提供的小平房，上下铺，如果学校不提供集体宿舍，他们就在学校附近合租小房子。而韩红梅（2009）的调查也同样显示，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常常要身兼数职，有的甚至是从小学到初中通教。而在工资水平上，大部分教师工资在800元及其以下，900元工资及以上者约为所有教师的四分之一多。而且他们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正式作为教育机构注册，学校无法像公立学校一样，提供给教师足够的经费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与进修。孙金鑫（2007）对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教师中，有74.5%没有进修培训过。

四、都市的“农村教师”与新时代的“蚁族”

当媒体报道“蚁族”的生活状态时，大多数“城里人”还觉得这件事离自己很远，直到我参与支教活动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就在身边。当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提高教师待遇时，打工子弟学校里的教师承担着教师的工作却没有教师的身份，当时，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专业词汇就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他们毕业于地方的师范或非师范的大专院校，想在大城市里谋得一席之地，却没有很强的竞争力，进不了城市里的公立学校和其他一些正规单位，只能选择留在门槛低的打工子弟学校。他们的收入低，居住在学校提供的集体宿舍或者合租的小房子里，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但他们却有着“蚁族”永不言弃的精神，他们的到来为那些建设城市的农民工们解除了子女受教育的后顾之忧，为都市边缘的义务教育撑起了一片天空。然而，他们却是一个极少为人所知的群体。社会上有大量的关于农民工、下岗工人、农民的各种报道和学术研究，而有关他们的报道与研究却是寥寥无几，他们既没有纳入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也很少出现在学者、媒体的关注之下，他们是被社会淡忘的群体，他们缺乏社会的关注和同情。

五、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大学生就业难和“蚁族”的讨论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这倒体现了当今社会多元、相互矛盾的特征，但是，从本质上说，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被分割的表现。这个社会不仅被分割成城、乡两个世界，而且被分割为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两个体系，而在这个多重分割的体系之下，劳动力市场又被分割。随着教师地位的不断提高，各地教师的事业编制也成为广受追捧的香饽饽，但是，怎样保证这些职位能够被公平、公正地获得，也在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

支教的经历让我深刻地感受到“蚁族”的生活状态，他们来到都市，可能过着还是乡村的生活，能否接纳他们，是城市的选择，也是政治的选择，或是公平机会的要求。这些城市的“农村教师”大多出身农家，他们拿着家人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学费，完成大学学业，来到城市“寻梦”。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的同时，是否应该给予这些城市边缘的“普九”主力军们更多的包容与关爱呢？学校、政府、社会应该努力保障他们的权益，提高他们的素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不是让他们被遗忘在城市的角落里。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