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郎》与民族想像

2007年的酷暑时节，我有幸去到一个神秘的国度短暂逗留――它就是朝鲜。我们一行人8月1日从丹东出境，进入朝鲜的新义州，长达9个小时的火车之行后（车行实际只有200多公里，中途在龙川站无故停车4小时，这在朝鲜好像是常事），终于在朝鲜时间晚9点抵达目的地，平壤羊角岛国际饭店。进饭店后，发现四下里都挂着“阿里郎”的彩色招贴画，画中的女子身着鲜艳的朝鲜民族服装，婀娜多姿，翩翩起舞。众所周知，《阿里郎》是朝鲜族的一首民谣名曲，而这些招贴画宣传的是一个名为《阿里郎》的大型团体操和艺术表演。从2002年4月为纪念金日成诞辰90周年《阿里郎》首次对外演出，迄今已历时6年，多在春季和秋季举行。秋季的演出时段从8月1日到10月10日，除星期日之外每天在平壤可容纳十五万观众的“五一体育场”演出。此间前来观光的外国游客必须观看，价格不菲，400元人民币一位。第二天一早我们吃早饭时，听其他已经观看过的中国游客说，场面壮观，值得一看。

8月2日晚，我们慕名观看了《阿里郎》。背景台由1.8万中小学生组成，他们用各色翻板拼造出一幅幅绚丽多彩、令人啧啧称奇的图案。中间操场的演出人员众多，阵容庞大，据称有10万人次。整个《阿里郎》的演出分为几个部分，由《阿里郎民族》、《以军事为重的阿里郎》、《阿里郎彩虹》、《统一阿里郎》等场景组成，这些场景主要表现的是朝鲜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寓历史、政治、军事、生活主题于艺术中，朝鲜民族争取独立的过程，北朝鲜今天的建设成就，北朝鲜人民在金日成和的领导下，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他们企盼早日与南朝鲜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一一在场上呈现。

冷战以后团体操表演已经日渐式微，除了奥林匹克类的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闭幕式，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演出。充满民族热情和政治意味的《阿里郎》表演让我们彷佛回到了几十年前，怪不得人们惊叹它是朝鲜发展到极致的一种政治语言。因为不懂朝语，我们这些外国佬游客对大部分场景只停留在视听觉的享受和震撼，谈不上理解。不过，我一直好奇，为什么场面如此宏大、制作堪称精美的演出叫《阿里郎》，不叫别的名字？这个题名的由来以及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看完演出后，在回酒店的路上，我们的朝鲜导游文春英小姐给大家讲述了朝鲜关于“阿里郎”的一个爱情故事。文导讲得很简略，故事中男主角叫里郎（又作里朗），女主角的名字叫Cheng Fu（大概是盛妇）。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再比较文导讲述的“阿里郎”版本，整理而成下面这个《阿里郎》爱情故事。

朝鲜语的阿里郎，翻译成汉语是“啊，里朗”或者“我的郎君”。它是高丽时期就流传下来的一个爱情故事，历史非常悠久。话说一对恩爱的小夫妻，生活清苦，丈夫想让妻子过上好日子，就想外出打工挣钱，有一天夜里悄悄走了。里朗的妻子貌美如花，丈夫不在，村里的地痞就来骚扰，让她改嫁，被严辞拒绝。一年后丈夫挣了钱回来了，听说村里有关妻子和地痞的闲话，起了疑心，以为妻子不贞，不听她的解释又走了，妻子在后面追的时候唱了“阿里郎”，唱的内容主要是对丈夫的关心思念以及自己的委屈，男女主人公第二次分离。

日本殖民时期，这个缠绵悱恻的古代朝鲜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又加入新的情节，被演绎成革命爱情故事。上世纪40年代韩悠韩根据民谣《阿里郎》改编了歌剧，剧情大概如此：在阿里郎山里有一对年轻情侣谈情说爱，恰时日本人侵略了阿里郎山村，杀害无辜百姓，百姓唱着《阿里郎》民谣离开了阿里郎山。年轻情侣背井离乡参加了革命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革命军最终夺回了阿里郎山。

《阿里郎》的爱情故事是我们一般所知的民谣《阿里郎》的背景。不管这些爱情故事因为年代和版本的不同有哪些细微的差异，《阿里郎》的故事和歌曲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流传过程中，民谣《阿里郎》产生了诸多不同的曲调，至有百调之称。根据专家的考证，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阿里郎》还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视为一首“艳曲”，在日殖初期，它仍然是朝鲜半岛各“道”（类似我们的“省”的行政区划）流行的俗曲。随着二三十年代朝鲜民谣论述的发展，《阿里郎》渐渐演变成朝鲜民族的音乐。至日殖后期，《阿里郎》变成了代表民族音乐的民谣（如韩悠韩的歌剧《阿里郎》把它作为朝鲜民族的象征）。可以说，一首简单的俗曲《阿里郎》经过日殖时期，迟至五十年代才变成了具有民族意识的音乐――民谣《阿里郎》。

且不管这首民谣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一般通行和经典的《阿里郎》的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哟！ 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 你怎么情愿把我扔下， 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哟！ 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 春天黑夜里满天星辰， 我们的离别情话千遍难尽！ 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哟！ 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 今宵离别后何日能归来， 请你留下你的诺言我好等待！

了解它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后再仔细玩味这三段歌词，发现它的确极尽离别相思的悲苦和缠绵。再加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原曲乐韵的抑扬婉转，细细聆听，真的是百转千回，柔肠寸断，确实是难得的佳曲。但从歌词判断，似乎《阿里郎》应该是男女主人公第一次分离时所唱，而非第二次。歌词的第一、第二句三节重复了三遍，像诗歌一样反复吟咏。不过里面对路途遥远，翻山越岭的描述，有点符合历史学家的某种说法：“阿里郎”与慈悲岭传说有关（韩语中“阿里郎”并非人名，而是一个地名，有人认为是一座山的名字，只是无法证实其于何处。）慈悲岭并不存在于今天的朝鲜半岛地图上。中国汉代初期在朝鲜半岛设置四个郡县后，大陆北方民族或出于压迫，开始了越江大迁移。这些离乡背井的移民辗转哀号于北通路关之慈悲岭间，老弱妇孺多病死途中。在路途遥遥的流离之中，阿里郎曲便流传开来，抒发移民内心的苦痛，而后阿里郎曲传到了朝鲜半岛的中部。

不管《阿里郎》吟咏的是民间传说的爱情故事中的恨别离，还是历史上移民迁徙长途中的痛苦，在历史长河的磨砺和洗刷之下，这首简单而耐听的歌谣已经被民族化，参与到民族“想像”中，成为带有朝鲜民族戳记的歌曲。日殖时期，朝鲜人还以“阿里郎”为号发动起义，日本人发现了，谁唱《阿里郎》就杀头。可是杀了一个十个人唱，杀了十个一百人唱，杀了一百个一千人再唱，越唱越多，日本人只好作罢。可见通过殖民时期，《阿里郎》已经完成了“民族化”的过程，成为朝鲜民族的标志，他们以这首充满历史感的歌谣为依托，表达民族独立的向往，是丝毫也不奇怪的。南北分裂后，2002年6月的汉城（今名首尔）世界杯开幕式，北朝鲜和韩国的代表队不唱各自的国歌，而齐唱《阿里郎》，更加突出分裂之后这首民谣之于整个朝鲜半岛的象征意义――《阿里郎》不只属于哪个国家，而属于朝鲜民族，反过来说，由于历史原因而分裂的南北两个国家都属于“阿里郎”民族。

按照康乃尔大学著名的国际研究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别出心裁且不无道理的定义，“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像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6页）。”撇开这个定义的其他内涵不管，安德森发人深省地指出，民族这个“想像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像的，民族尤其是一种“文化的人造物”，现代小说的结构和叙事技巧、诗歌的语言、文学作品常常重现人类对民族共同体的想像。考虑到朝鲜的《阿里郎》，我以为，民间故事、歌曲、民谣在民族想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小觑。朝鲜民族之所以也被称为阿里郎民族、阿里郎的国度，不就是因为《阿里郎》的故事、歌谣参与了朝鲜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建造，使得吟唱这首歌谣、倾听这个故事的朝鲜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虽然，这些人大多数从来就不认识他们自己的7000万同胞中的大多数人，但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活着他们是朝鲜民族共同一体的印象。（7000万同胞是北朝鲜的算法，他们把北朝鲜的2200万人，韩国（南朝鲜）的4000万人，海外的1000万人加在一起，算7000万朝鲜同胞。）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别的东西也参与了朝鲜民族的想像，但《阿里郎》的不同寻常在于，它是通过文字的叙述、歌曲的吟唱，经过千百年流传至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朝代覆灭一个朝代兴起，但作为朝鲜人，他们口口流传的，仍然是这一首《阿里郎》。的确，民族音乐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本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民族灵魂。《阿里郎》是首民谣，但正是通过它，如纽带一样把一个民族联结了起来，融铸成一个有力的整体。《阿里郎》不仅仅是首歌，更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与力量的体现。（江淮，《朝鲜民族与》，见《科教文汇》2006年第6期，第136页。）

这种朝鲜民族的集体想像，还在朝鲜人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我之为朝鲜民族的一员是个人无可选择的，就像我出生在这块土地、生就黄皮肤一样，不可选择，因此我坚定地属于这片土地。再以文导为例，我们这位年轻的朝鲜女导游28岁，还未婚，在当地已经是大龄女青年了。我们有人开玩笑说介绍中国小伙子给她当对象，她说可以啊，不过一定要中国小伙子到朝鲜来生活，言下之意她是不会离开她的国家和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的。一个人的出生地和肤色其实是偶然的，但民族的想象把偶然化为命运，如Debray所说：“我生而为法兰西人是相当偶然的；然而，毕竟法兰西是永恒的。”民族的永恒存在，和个人的偶然存在，往往是通过一些具体可感的形式联结在一起。在我的想像中，当一个朝鲜人吟唱着《阿里郎》的时候，这个个体的朝鲜人一定切身体会到一种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民族宿命感，他/她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群体，他们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历史又和朝鲜民族开了一个多么大多么残酷的玩笑。南北朝鲜的人为分裂，证明了安德森教授的另一个主张：在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民族的边界。朝鲜民族在从日本殖民者的手里解放出来时，不幸南北朝鲜以北纬38度为线分别由美国和前苏联管辖，朝鲜半岛从此割裂，出现的是两个现代国家。当我们参观板门店的军事分界线时，一个水泥线之隔就是南北两个国家，民族分裂、咫尺天涯的悲剧，还有比这更昭然若揭的吗？一个同唱《阿里郎》的民族，却因为历史的恶作剧，分割成两个国家，而且是制度截然对立、有着深刻分歧的两个国家。虽然如此，但是在北朝鲜，我们处处能感受到他们想统一民族、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阿里郎》演出的最后一场《统一阿里郎》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愿望。我最深刻的感觉是，民族的分裂，恰恰强化了朝鲜人的民族想像，尽管此时的“民族”不是属于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南北朝鲜统一民族的愿望更加复杂地证明了，这种民族想像和认同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强烈到超过他们对各自的现代国家政府的认同（尽管南北方对此认识的差异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朝鲜民族有《阿里郎》是他们的幸运，中国就无法找出这样有代表性的民歌，原因当然很多。朝鲜民族可以凭借《阿里郎》这一个民间故事、一首歌谣建构起民族想像，被称为阿里郎民族，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是单一民族。在朝鲜半岛生活的人，据说主体是朝鲜族，少有别的民族混居。但中华民族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我们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每个民族每朵花里面都有很多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不胜枚举。参与到现代中国的民族共同体想像中的文学作品又何止百种，千种。所以，中国多民族的特点，使我们难以和单一民族的朝鲜一样，有《阿里郎》这么标志性的音乐文学作品作为民族品牌。如果硬要找中国的《阿里郎》，大概算江苏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吧。这首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江苏民歌似乎是当代中国民歌的招牌曲目，曾在很多国际性场合以“中国”面目出现。但如果以它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不要说在气度、内涵上难以胜任，估计除汉族外，很多善唱民歌的少数民族不会买账，哪个少数民族没有一两首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呢。这样看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可以是代表中国的（毕竟是优秀的中国民歌），但它的确很难成为五十六个中华民族的象征。

在安德森教授笔下，整个20世纪，有多少人为了民族这个被想像出来的共同体前仆后继。“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此话固然不错，但在冲突不断的21世纪的开端，我们是否更多地需要清明的理智、辨别和判断力，克制那些太感情用事、盲目冲动的举动。这是朝鲜之行以来，我不断思考的问题。至于我们的邻居阿里郎民族，在民族统一上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人类自己制造了很多麻烦和悲剧，最终的解决，似乎不再是凭借能力，而是运气一类无法预知的东西罢。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