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化型抢劫罪中“抗拒抓捕”的认定

1.案情简述

在校学生肖某,为了归还挪用的学习资料款500元,分别于2009年11月21日和23日潜回邻居阳某家实施盗窃但未得到现金,其在23日盗得阳某的身份证、户口本和存折等物品后继续潜伏在受害人家中伺机偷听受害人夫妻谈话,以得到存放现金的线索,该日18时许,受害人阳某在关闭被告人潜伏的房间大门时,被告人肖某害怕关门后逃不出去,遂用木棍将阳某打伤后逃离现场,阳某之伤经鉴定为轻微伤。

2.争议焦点

本案经审理后,对被告人的暴力行是否构成抢劫罪产生了分歧。本案研究的难点在于刑法规定似乎有“纰漏”,其暴力行为既不是为获取钱财而采取的暴力,也不是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的暴力,更不是在抓捕过程中使用的暴力,如何界定该暴力的性质,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值得研究。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人在盗窃过程中打伤受害人的行为,既不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行为特征,被告人伤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取财,而是为了脱身,与二百六十三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规定不符。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抢劫解释”)第一条第2款“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规定,又未被人发现,更不属于抗拒抓捕的范畴,故仍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既不符合抢劫罪基本特征,也不符合二百六十九条转化型抢劫特征,因为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的情节,既然本案没有抓捕,何来抗拒?被告人伤人的行为是在盗窃之外另起的一个犯意,应当以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和第一条第2款关于“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处罚规定,但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转化型抢劫的特征,其打伤人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抓捕,尽快脱身,性质属于“未经发现主动出击以消灭抓捕的发生”,其与“已被发现,被动使用暴力以抵触抓捕的继续”同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抗拒抓捕”范畴,只不过一个是对被告人主观认为即将要发生或可能要发生的抓捕的彻底消灭,一个是对被告人感受到的正在进行中的抓捕的全面或部分抵触、反抗,其本质属性并无二致[1],因此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并无障碍;

3.笔者见解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本案的争议核心焦点可以提炼为一点:在盗窃现场为了逃避抓捕,打伤受害人的暴力行为是否转化成抢劫罪?①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抗拒抓捕”,其外延是否包含“逃避抓捕”,是解决本案问题的关键。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的特征是“掩护型犯罪”,即实施暴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取财,而是如下三个方面:1)掩护既得赃物安全转移的;2)掩护自身安全逃离的;3)掩护销毁罪证行为的;其中第一方面是为了打击犯罪分子巩固犯罪成果的“事后行为”,有利于人民群众及时挽回财产损失,故法律仍将其作为抢劫犯罪的一个延伸;第二、三方面是为了打击犯罪分子逃避司法追究而采取的“过激行为”,其中“窝藏赃物”规范的是犯罪分子所得财物,“抗拒抓捕”规范的是犯罪分子人身,“毁灭罪证”规范的是犯罪分子的犯罪证据[2],三个方面形成了严密的网状结构,为了逃避抓捕而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无论从体系解释、文义解释还是论理解释上,均应归属于“抗拒抓捕”的范畴。

1)抓捕的特征

抓捕包含但不限于现实抓捕,只要被告人主观上有抗拒抓捕的愿望,客观上实施了暴力行为即可。与其他犯罪不一样的是,盗窃、诈骗、抢夺的被告人害怕罪行受到司法追究的,犯罪后当场使用暴力逃避惩处的行为,一律转化为抢劫犯;但犯其他罪的,为了抗拒抓捕的,使用暴力的则构成其他犯罪(如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如某甲犯罪后欲逃离现场被群众发现并追赶,追捕途中某甲用匕首将群众乙刺伤,则视其伤情讨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

笔者认为,本案被告人主观上为了逃避制裁,主观上欲打倒受害人以获取逃跑的机会,客观上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式暴力致人轻微伤,欲从根本上阻止抓捕行为的发生,属于“抗拒抓捕”的范畴,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2)抗拒抓捕行为的效力

抗拒抓捕行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逃离现场,脱离控制,最终摆脱法律追究,抗拒抓捕的行为是否要等到抓捕行为发生后作出才能认定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为了抗拒抓捕制造条件,或其暴力行为从根本上排除了抓捕的产生可能性的,均应认定为“抗拒抓捕”,如一人抢夺妇女背包,妇女大呼,引来周围群众,该犯见到自己行为暴露后,立即从地上捡起一个砖头,对被害人和群众示威,众人无人敢上前追捕,遂顺利逃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抗拒抓捕案例,抓捕并未发生,但抗拒抓捕的行为就已经发生了,因为被告人已经预见到其有被抓捕的现实危险,所采取的暴力行为也是针对这种“危险性”的[3],那么就无需等到抓捕进入实行阶段才予以阻止,这也当然属于“抗拒抓捕”的范畴,本案同理,被告人在未被发现前,就采取了暴力行为排除了抓捕的现实危险,并不需要等到抓捕的发生才采取暴力,其采取暴力的时间先后只表明其是否占有“抓捕与反抓捕”的先机,其后果都是一样的,即脱离抓捕。

3)“抗拒抓捕”的文义解释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抗拒抓捕”,不仅包括了抗拒抓捕的继续,也包括了抗拒抓捕的发生。否则便有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抓捕行为发生前就采取暴力行为之嫌疑[4],最后会落一个荒唐的结论:被告人在遇到抓捕的紧急状况下采取的暴力行为要转化为更严厉的抢劫罪名处罚,而在没有紧迫压力下采取的同样暴力行为居然按较轻的盗窃、抢夺、诈骗罪名处罚。同样也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社会危害:凡是犯盗窃、抢夺、诈骗的犯罪分子,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抓捕行为,在受害人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先行对其予以暴力控制,使其不能反抗,不敢反抗,因为罪名在此时不需要转化,相反如等到被发现后再反抗的,则要转化为更重的罪名,岂不谬哉?

综上,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盗窃、抢夺、诈骗犯罪的“抗拒抓捕”,不仅包括抗拒正在进行中的抓捕行为,也包括犯罪分子对可能要发生的抓捕行为的终局消灭,不仅包括片面的抗拒抓捕的进行,也包括彻底的、根本的消灭抓捕的发生可能性,但要强调一点,抓捕可以是即将发生的,但暴力行为必须是已经发生的。

注释:

①与抓捕行为是否发生无关,只要被告人的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抓捕即可。

参考文献

[1]肖中华.论刑法中的危害行为的概念[J].法律科学,1996(5).

[2]刘树德著.行为犯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候国云,陈丽华.有关抢劫罪的几个问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3).

[4]齐文远,张克文.对盗窃罪客体要件的再探讨[J].法商研究,2000(1).

作者简介:

黄建武(1967―),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四级高级法官,专于刑事、民事司法审判研究,现任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近年来有多篇专著发表。

喻俊尧(1984―),西南科技大学法学学士,先前从事律师工作,现任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列席审判委员会,近两年来有30余篇法学调研发表于各类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