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对策分析

摘要：广东作为我国贸易第一大省，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加工贸易比重高，在全球价值链（GVC）中处于低端位置，并且存在"低端俘获"现象。目前，服务外包正在兴起，特别是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广东具备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条件，应该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找准定位，抢占先机，促使经济结构转型。因此，结合全球价值链和交易成本理论，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经验，提出广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相应的对策非常必要。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GVC）；服务外包；交易成本；离岸金融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122－03

产业分工是经济发展和贸易的根源，经济交往的扩大和科技的发展促使了产业分工的加快，并且分工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使全球经济联系加深，形成了经济全球化。中国制定改革开放战略后，逐步融入了全球经济大分工体系中，目前已经是全球分工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成为世界制造业加工中心。这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仍然处于低端，并且在制造加工业发展过程中，资源耗费巨大，环境污染严重。广东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一、全球价值链与金融服务外包

目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在发生新的变化，分工逐渐细化，从产业分工到产品内分；行业更加广泛，从制造业产业转移逐渐向服务业分工，这就促进了服务外包的发展。服务外包是经济分工体系中，企业将部分业务转移到其他机构来完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国际间信息交流成本降低，离岸服务外包逐渐兴起，发达国家不断将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业务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也形成了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直至回收处理等全过程的跨企业网络组织，它包括所有生产销售活动的参与者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的分配。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根源于价值链理论。价值链的概念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于1985年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 企业价值链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不同的环节组成的价值体系，这些环节可以包括基本生产环节和辅助生产环节，基本生产环节是指企业研发设计、加工、销售和服务，辅助生产环节是指采购、财务、人力资源和计算机系统服务。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企业在世界不同地区开展生产，则产品的价值创造由各地区共同完成，但是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完成的生产环节也不同，所创造的价值大小有差异。处于设计、研发、销售等环节的价值高，而处于生产加工环节的则价值量小，用图形表示则是“微笑曲线”。在制造业中，一般说来，研发和设计、销售处于价值链的高端，而加工制造则属于价值链的低端。我国在制造业分工中，大部分企业处于微笑企业的低端。

全球服务外包发展非常迅速，从行业来分，金融行业占比重较大，并且发展非常快。金融服务外包是金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大分工，金融企业将一些人力耗费较多、重复性强、可以标准化、业绩可以直接衡量的业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服务企业也存在“微笑曲线”（见图1），即由于完成业务流程所需要的资源存在差异，每个业务流程所创造的价值也有差别。在金融企业中，金融服务产品开发以及客户开发（服务）所创造的价值量大，而其他业务则价值量相对较小。大型金融机构为提高竞争力需要将部分业务流程转移到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而一些核心业务、价值量高的业务则自己完成。金融企业可以外包的业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信息技术外包（ITO），主要包括银行通信网络管理、银行信息系统管理、应用系统开发和维护、系统备份和灾难恢复、核心业务处理系统、自助银行、呼叫中心、网上银行等业务处理、数据分析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第二类是业务流程外包（BPO），主要包括采购、呼叫中心、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清算/后勤办公室、内部审计、数据处理等；第三类是知识处理外包（KPO），主要包括企业人力资源培训、产品创新和开发部分流程。

二、全球价值链与交易成本

价值链是由于分工而产生，分工的产生是因为交易成本。最早提出交易成本理论的是科斯（Coase），他认为，企业和市场都可以组织生产，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生产成本时，则选择由企业来生产。科斯说明了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产生的原因，而没有分析什么情况下企业选择内部生产，什么情况下选择外部购买。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交易费用取决于三个因素：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当这三者都比较高时，企业选择自己生产。当三者比较低时，则选择由市场提供。这时企业可以将部分业务外包，以减少企业运营成本。企业业务外包时主要包括两种成本，一是生产成本、二是交易成本，外包时交易成本比较高，特别是离岸外包。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收集信息、系统完善、谈判、监控和管理成本、争议与诉讼成本等。跨国金融企业在外包时，总会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地区或企业。克鲁格曼(Krugman)曾经研究过价值链的片段化，探讨过企业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价值链的片段化后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不同，而世界各地禀赋差异很大，所以价值链一些环节就留在某一地区。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留在某地的价值链也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地区。如菲律宾的劳动力成本低，汇丰银行就将呼叫中心放在菲律宾。

三、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国内外经验

印度在解决“千年中”问题时，IT技术得到了跨国大企业的信任。因此，从2000年开始大量接收来自欧美国家的IT服务外包订单，其中包括很多大型的金融机构。之后，印度开始大规模地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当时金融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ITO（信息服务外包）。随着欧美金融机构同印度服务外包企业的接触增加，信任程度增强。欧美大型金融机构将一些BPO（业务流程外包）业务也交给印度服务外包企业，主要包括后台服务、呼叫中心等，这为印度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并且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近来向高端发展，如金融市场分析以及金融产品定价等。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印度已经实现了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在价值链上的升级，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已经摆脱了“低端俘获”逐渐走向高端，实现了巨大发展。同时，印度金融服务外包开始向外输出，印度金融服务外包前三大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子公司，并且成功地在中国开展了离岸和在岸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如TCS(塔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近期已经获得了广东农村信用联社的IT服务合同。印度之所以能够在服务外包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政策规划、语言优势以及人才优势。印度政府为了发展软件业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印度是一个英语国家，同欧美等国语言相通；印度每年培养大量大学生，人力成本也非常低。

菲律宾是亚洲接收BPO比较多的国家。菲律宾是一个英语国家，接收金融服务外包（主要业务为流程外包），特别是呼叫中心业务具有语言优势。目前（2008年数据），菲律宾的BPO业务总额位于印度和加拿大之后，排名世界第三。菲律宾发展业务流程外包除了有呼叫中心以外，主要还有软件设计、动漫设计和医学资料编译。除了具有语言优势之外，菲律宾还具有政策优势、成本优势以及规模优势（或者成为先行优势），即占有了先机，积累了规模，具有经验优势和成本优势。

国内可以学习借鉴的经验主要有大连软件园和花桥国际商务城。大连软件园成立于1998年，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服务外包基地，软件业产值由创立初的2亿元发展到目前的153亿元（2008年）。并且大连软件园的发展模式直接被天津、苏州、武汉等地借鉴，这些地方的软件园目前都由大连软件园公司管理。大连软件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1）大连软件园在成立之初就坚持“政府创办、民营企业管理”。政府负责制定促进软件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各种优惠措施，扶持软件园的发展；企业则负责软件园的规划、建设、招商引资、管理。目前，软件园内生产、生活设施完善，能满足企业正常运转，同时也能满足员工生活的各种需要。目前大连软件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对日、韩软件外包的具有特色的软件园。（2）大连软件园能够成功还依靠较低的商务成本。大连软件园在成立之初，商务成本仅仅是北京、上海的一半左右。（3）人才储备优势。大连人才优势相对丰富。（4）政策优势。政府针对软件外包的发展每年都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包括人才引进政策、政府宣传、政府补贴等。

花桥国际商务城位于江苏省昆山市，成立于2006年，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金融服务外包重要基地。目前，已有江苏远洋、中银金融、万国数据、中金数据和法国凯捷等国内外知名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在此落户。花桥商务城在服务外包上发展迅速，得益于以下优势：(1）定位准确：花桥国际商务城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目标，特别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产业，并且主攻金融服务外包的BPO，因此，特色非常鲜明，并且在国内一直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吸引了众多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来这里投资。(2）区位优势：花桥商务城位于长三角中心区域，距离上海非常近。上海作为我国金融中心城市使得花桥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方面具有地理优势。(3）成本优势：花桥商务城处于昆山市，虽然离上海非常近，但是房租成本、人力成本比一、二线大城市均低很多，具有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条件。(4）政策优势：花桥商务城为了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制定了很多优惠措施，包括降低税赋水平、提供补贴等。(5）人才优势：花桥商务城与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开展研究，分析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趋势，为政策制定以及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支撑作用。

从这些地区发展服务外包的经验来看，主要可以归纳为：

第一，交易成本低。交易成本可以包括：(1）人力资源成本：印度在开展ITO时，技术人员工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2）经营成本：大连在发展软件业时的房租成本只相当于上海、北京地区的二分之一，所以吸引很多企业来这里投资；(3）税收成本：印度、菲律宾、大连、江苏等为了促进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当地政府都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吸引了很多金融机构将业务转移到当地，参与全球金融业分工，将部分价值留在当地。

第二，定位准确。印度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时，主要的业务方向是ITO，主要客户是欧美，因为具备语言优势。大连在发展服务外包时针对日韩客户发展软件业，因而具有地缘优势以及语言优势。菲律宾优先发展呼叫中心，并且客户针对欧美，主要也是语言优势。江苏发展BPO和呼叫中心业务也是因为地缘优势。

第三，具有规模和学习优势。印度在发展服务外包后，一些企业迅速成长为国际性大企业，具有很强的规模优势，并且通过学习，这种内在规模优势转化为外部优势，从ITO发展到BPO以及KPO。

四、广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启示

广东省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结构不是很合理，简单加工贸易在广东经济的比重仍然较高，并且企业规模小、技术创新不足，所以产业结构一直在低端徘徊，很难实现产业升级。其次，加工业的大量发展，给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带来很重的压力。珠三角地区是经济最发达地区，也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留下了很多外部成本。因此，广东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发展非常迅速，金融服务外包额每年以21%的速度递增（见图2），并且我国被评为吸引离岸外包最具竞争力国家，发展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潜力巨大，广东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广东具备了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一些资源禀赋：一是具备人才优势。广东每年培养几十万大学生，并且吸收很多省外大学生就业，人力资本相当丰富。二是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目前广东在积极推动服务外包业发展，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各种补贴等，都是在为外包发展降低交易成本。广东目前正在积极促进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并且在佛山市南海区建设了广东金融高新产业区，作为承接服务外包的重要基地。广东已经具备了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各种条件。

(一）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定位要明确。广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应分析国内外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现状和趋势，并结合广东的自身优势找到合适定位。首先，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华南经济重心，根据这个地缘优势，可以发展大型金融机构华南后台服务中心，如电子文档中心、呼叫中心等；其次，广东跟香港毗邻，并且文化环境相同、语言相通，广东可以定位为香港金融机构的离岸外包中心。

(二)加大宣传与招商力度。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服务品牌，并且对品牌进行大力宣传，以此来吸引大型服务外包企业投资。广东虽然在大力促进金融服务外包发展，但是缺乏自身的品牌。广东应该积极举办和营造一些大型活动、国际会议，加大服务外包对外推介、宣传和招商力度，积极宣传广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综合优势和广阔的市场潜力。另外，广东应该吸引大型金融机构将外包中心设在广东，以及大型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在广东投资，这些企业在广东设立分支机构具有产业集聚效应，能带动广东金融服务快速发展。

(三)大力引进和培养服务外包人才。广东经济发展迅速，吸引大量的人才来广东就业，但金融服务外包人才还是缺乏。应该通过各种途径，采用优惠措施来吸引金融服务外包领军人物。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如高校、培训机构等，开展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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