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怀旧”与代的左翼文学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和1930年“左联”的成立不仅掀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的一页,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想象。上世纪80年代,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典范,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重写”。这次“重写”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记忆和地图,张爱玲成为了“祖师奶奶”。而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结构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则被“重写”所放逐。

一

“重写文学史”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上海怀旧”的潮流。革命记忆被消抹,1930年代的上海被讲述成为一个华丽的全球化故事。怀旧情绪的生产和再生产有赖于新的文化力量和新的文化记忆机制的存在。怀旧包含着重建与过去的对话关系的企图。上海装载着现代中国的发生器。“上海怀旧”不是对一座城市的记忆,而是一个民族的现代记忆。“上海怀旧”和1990年代“告别革命”、现代化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上海空间的重组必须置于“冷战”结束后新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格局剧烈重构的过程之中来加以理解。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叙事的崩溃、冷战结束、“历史终结”、新的激进的全球化浪潮兴起等等都导致意识形态转型和时空转换。1990年,以上海为龙头,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条通往1930年代的记忆走廊被打开了。

在《上海的世界主义》一文中,李欧梵将1930年代的上海描绘为“一个世界主义城市”。在《上海摩登》一书中,他感叹上海这种殖民地的繁荣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如花凋零”。他怀着浓重的乡愁,重新描绘20世纪30-40年代上海那个“LIGHT,HEAT,POWER的世界”。“重写文学史”不仅导致左翼文学的边缘化和颠覆,而且最终导致与左翼文学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鲁迅文学史地位的颠覆。

“上海摩登”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学(文化)叙事。1990年代的“上海记忆”显然经过了删减。上海老诗人赵丽宏在《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中写道:“我住在最热闹的淮海路,一个世纪前,这里是上海的法租界,是国中之国,城中之城。中国人的尴尬和耻辱,和那段历史联系在一起。”一墙之隔便是孙中山写作《建国方略》的地方。陈独秀的故居也近在咫尺,他在这里编辑了《新青年》杂志。同一街区是京剧大师梅兰芳隐居的地方,抗战八年,他蓄须明志,拒绝在日军占领下演出。不远处是著名的繁华之地大世界,当年日本占领上海后武装游行,一位名叫杨剑萍的中国青年,高喊着“中国万岁”,从大世界楼顶跳下,以身殉国,他是大世界的霓虹灯修理工。诗人提问:“如今的上海人,有谁还记得他?”[1]在“建筑博物馆”和买办家族的巍峨华丽后面,《建国方略》和《新青年》的悠远回声被过滤掉了;类殖民地的“繁华”掩去了民族主义志士的鲜血和呐喊。尤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深深地掩埋了起来。鲁迅在左联五烈士遇难之后所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写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2]

穆时英曾经打算创作一部题为《中国一九三一》的长篇小说。李欧梵说,穆时英的这部小说是为了向茅盾挑战。这部小说直接受到美国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美国》三部曲《1919》的影响。黑婴这样描述穆时英的创作野心:“他雄心勃勃地想描绘一幅1931年中国的横断面:军阀混战、农村破产、水灾、匪患;在都市里,经济萧条、灯红酒绿、失业、抢劫……”[3]穆时英这部小说明显受到茅盾的《子夜》和丁玲的《水》等左翼作品的影响。穆时英《中国一九三一》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动因及其写作本身都说明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主流地位和无可规避的影响力。

今天,世界史被讲成一个“现代化”的故事。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空间的分割、组织、支配以及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现代化是与世界其他地区被侵略、征服和分解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是一个人口、财富和权力集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这种人口、财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产生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倪文尖在《再叙述:“上海”及其历史》中曾经这样描述作为“世界主义城市”的上海与中国之间的奇妙关系:“‘上海’与中国是此消彼长的‘跷跷板关系’,中国的内地越凋敝,‘上海’的城市越浮华,最极端的,是上海‘沦陷’时期,国家完全丧失,‘上海’社会醉生梦死,畸形地最后地疯狂。”[4]上海越 “国际化”,它与中国就越遥远。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用穆时英小说中的描述:“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这是一个多元、异质和充满矛盾、冲突的空间。它既是一座殖民城市,又是一座充满革命记忆的城市。它既是西方冒险家的天堂,同时也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在上海爆发,标志着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开幕和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它也引起了文学中心的一次重要转移。从五四到30年代,不仅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文学活动的中心也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王德威在《文学的上海――1931》中替我们勾勒了一幅文学地图:“1931年岁次辛未,是为民国20年。这一年地陷东北,潮涌华南。‘九一八’事变暴露日本侵吞东三省的野心,而中国共产党在当年的11月于江西瑞金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就在政界山雨欲来的阴霾中,30年代文学的风云变幻,即将开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多以北方为根据地,10年以后,重心则由北而南。此时的舞台不是别处,正是号称‘国中之国’的上海。”[5]

二

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和“新启蒙运动”中,有人曾经提出一个重要的口号――“回到五四”。“回到五四”最终导致了左翼文学的重新评价。当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评价被颠倒的时候,我们今天需要重新思考“回到五四”这一观点。“回到五四”到底意味着什么?“回到五四”的策略和左翼文学的历史评价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了重新理解“回到五四”这一口号,我们必须重新回到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及其“文化批判”。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因此被视为“无产阶级的五四”。它本身是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新评价,即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讨、批判和否定,它在当时自觉地称为“文化批判”。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文化批判》是最具代表性的杂志。《文化批判》杂志尽管一共只出版了五期,但是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史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和《新青年》杂志的出版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仿吾在《文化批判》创刊号的《祝词》中即出《文化批判》的历史任务:指导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他各个方面的理论斗争。《创造月刊》1卷8号上刊登的《文化批判》的出版预告预言《文化批判》将在中国思想界开辟一个新的纪元。在《文化批判》杂志上发表的李初梨的《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和朱镜我的《德谟克拉西论》重新检讨了五四“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与此同时,李初梨提出了“重新定义文学”的要求。《文化批判》和《思想》月刊开辟了“新辞源”和“新术语”专栏。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就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新名词。这些新名词的出现和对五四“民主”和“科学”概念的否定,使1930年代文学与五四文学产生了深刻的断裂。1930年“左联”成立不久,茅盾向“左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提交了题为《“五四”运动的检讨》的论文,发表在“左联”的理论机关刊物《文学导报》上。这篇论文提出了五四经典的定义。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权时对于封建势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无产阶级运动的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6]瞿秋白提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礼教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7]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重新定义文学”是针对五四文学革命对于文学新的定义。五四基本上接受了现代西方浪漫主义有关文学的定义,把情感和想象以及虚构视为文学的本质,尤其突出文学的特点是灵感与自发性。五四时期,“创作”的概念在“反对模仿”的观念中突显出来。尽管文学研究和创造社被视为对立的两极,而且尽管他们的文学主张经常是含混和矛盾的,但是,他们基本上接受了一种纯文学的观念,同样都强调灵感、想象、情感在文学中的作用。尽管胡适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主张,他对文学作生物学的类比,这主要是从文学的形式上着眼的。从根本上来说,左翼文学运动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就是,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且定义为意识形态。例如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提出,只有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理解艺术,对艺术的认识不能仅仅限于艺术自身的范围。左翼文学思想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建立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弗里契在当时建立了理论上的权威。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一定艺术的思想从艺术语言翻译成社会学语言。弗里契《艺术社会学》在当时被奉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科学的经典,同时有多种译本。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将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并进行平行类比。他将比利时的米盖尔思(Michiels)称作艺术社会学的先驱,他认为,米盖尔思把艺术史置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基础上,即将艺术史变为艺术社会学。革命文学论争对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不仅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并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8]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主要的两个论战对手鲁迅和茅盾位置的调整,在“左联”成立后,如前所述《“五四”运动的检讨》的论文说明了茅盾对五四的评价和立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胡秋原曾经以冰禅的笔名发表《革命文学问题》加入论争,支持鲁迅的观点,而在“左联”成立后的“文学自由论辩”中,鲁迅却站在“左联”的立场上批评胡秋原。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平民文学”和“通俗”的旗帜;然而,瞿秋白认为,新文学不过是“新文言”,因此主张“第二次文学革命”。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提出:“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9]革命文学的倡导使文学表现的内容、对象和语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瞿秋白在《“我们”是谁》中指出,“革命的和普洛的文艺自然应当是大众化的文艺”。[10]“左联”成立后将文艺大众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动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左翼的大众化理论无法得到真正的实践。然而,另一方面,后来赵树理的通俗化主张及其创作直接受到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影响。赵树理在学生时代受到欧化新文艺的影响,热心于新诗和小说。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高潮中,他受到上海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自觉实践通俗化的主张。他对上海“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十分关注,并且写了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赵树理后来回忆说,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11]

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周扬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30年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总结。五四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则进一步提出了“工农兵文学”的主张,而“工农兵文学”的概念则是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提出的。“工农兵文学”的概念进一步扩大了文学表现的对象和范围,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面貌。今天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从文学史的视野,另一方面如何真正从政治的角度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何真正从周扬所说的“第二次文学革命”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讲话”。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钱杏写了著名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批评了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往,我们基本上抹杀钱杏这篇论文理论思考的意义。实际上, 1930年代,叶紫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对于农村生活的表现已经越出了五四启蒙主义和鲁迅小说所表现的范围。在鲁迅的小说中,农民是没有觉悟、痛苦而又麻木的,用胡风的话来说,他们的身上“背负着精神奴役的创伤”。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一个重要问题――启蒙是否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构成了后来文艺思想和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冲突。在叶紫和茅盾等人的创作中,新的农民形象的出现,构成了他们小说中“父与子的冲突”这样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当丁玲描写农村骚动的小说《水》发表以后,冯雪峰称之为“新的小说”。1940年代赵树理的小说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郭沫若在赵树理小说的评论中称赞:“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12]当然,周扬也认为,即使在赵树理那里,小字辈的人物,正面的人物的描写还是不够的。周扬特别重视新人创造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从来都把农民写得趴在地上,并且认为只有写得趴在地上才是农民,如果站起来了,就不是农民了。在写给《逼上梁山》的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13]左翼文学产生了不同于五四启蒙主义的新的农民的形象,使文学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农开始上升为现代文学真正的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反映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在启蒙主义小说中,农民被固定在被启蒙的位置,成为否定和同情的对象。而在左翼文学中,新的农民开始成为历史的主体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有关阶级论与人性论的论争中,冯乃超指出,人性如果离开特定的社会及时代,就变成抽象的概念。抽象的人性论的错误在于不能从特定的社会及历史形态中去具体的认识它。他举例说,即使从梁实秋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恋爱来说,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恋爱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离开社会生活而谈的时候,这是生物学者或医学者的课题。人性如果不是生物学医学所管辖的那些,我们应该通过社会学的光辉去理解它。冯乃超指出,艺术史说明,阶级性深刻地渗透到文学之中,比如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就有着明显的阶级背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产生与路易十四时代封建王权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它也随着宫廷贵族的没落而衰亡。而作为新兴资产阶级艺术家的博马舍不但不喜欢以帝王贵族为主人公的悲剧和鞭笞下层阶级的喜剧的文学规范,而且进一步要求本阶级(第三阶级)的戏剧。这就是艺术上的阶级斗争。不仅如此,而且阶级不同,时代不同,鉴赏同一文学或艺术的态度也是不同的。[14]鲁迅曾经说他是从俄国文学中获得了阶级意识,他这样叙述他的发现:“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15]马克思主义否定抽象的人性,认为不仅人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和不断变化,而且甚至人的身体也不是纯粹自然的现象,同样是社会和历史变化的结果。

高尔基认为“人民性”这个概念是和浪漫主义运动一起发生的,当新兴的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势力的时候,它是依靠人民的支持的,反映在文学上,便是浪漫主义作家对民间文学和人民生活的注意。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写道:“研究和搜集了民间故事、野史、掌故,文学从而向这个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介绍了人民的精神,人民的内心世界,人民对社会关系、对自然、对宗教等等的看法――在德意志方面,文学,在倾向于人民性的努力中,便替德意志诸小公国结合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统一运动打下了基础。”[16]胡适提倡白话文和主张扩大文学表现的题材,将下层社会纳入文学表现的范围,都体现了五四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我们一般把梁实秋看做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实际上,和吴宓、梅光迪等受到新人文主义影响的人物一样,梁实秋一开始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这也是他与郁达夫冲突的原因。新人文主义的产生是对资产阶级“人性解放”潮流的一种反应。它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和“普遍的同情”的人道主义倾向。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不仅把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看做是一场“浪漫的混乱”,而且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人道主义思想,他讥笑新文学中出现了一个“人力车夫派”。只有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兴起,五四新文学和资产阶级人性论被阶级论否定了以后,由于阶级论和人性论的尖锐对立,梁实秋与资产阶级人性论之间的鸿沟才被掩盖起来了,甚至反而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这就是在中国无所不在的理论和历史的荒诞。

20世纪下半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工农兵文学”的主张构成了中国文艺思想冲突的核心。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引用本雅明的话:“没有一部文明的文献不同时也是一部野蛮的文献。”同时,他解释说,本雅明这段话无意于谴责文明,而是体现了一种艺术辩证法的观点:“他提出一个见解,即到现在为止,文化都是以那些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人的苦难为代价的。”[17]尽管20世纪50-70年代培养工农作家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然而,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实践尤其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精英阶级地位的变化。这也是艺术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会发生在最先进的文明世界。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明确指出, 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在一个国家之内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8]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想相反,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心爆发,而是所有“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即所谓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因此,革命陷入了一种未曾想象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十月革命没有得到先进欧洲国家的响应和世界革命的支援,苏联长期被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被迫采取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式。在不利的条件和环境下,社会主义的尝试失败了,最终变成了一幅巨大而又贫乏的讽刺画。随着苏联崩溃、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历史终结”论的流行,“告别革命”这种幼稚粗俗的口号以一种夸张的声响播撒出来。

三

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的不同性格决定了五四文学和30年代文学的不同形态。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由上层知识精英所发动的文学变革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尤其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而1930年代上海左翼文学和文化的兴起则依托于街头新书店和杂志。五四新文学运动也引起了守旧派的恐慌和谣言,但是,新文学运动和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实际上是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争夺正统地位的斗争,并且白话文运动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承认。文学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古文派失掉了北京大学的教席。然而,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鲁迅到上海之后拒绝到大学任教。无论自由竞争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资本主义的活力来源于市场经济,它最大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于自由(竞争)。上海左翼文学的兴起依赖于上海的出版市场。左翼文学的兴起和革命文学的倡导是在革命失败之后和革命的低潮之中,它并不是有组织的活动,而基本上是一场自发的思想文化运动,直到“左联”成立,才使文学活动置于党派控制之下。尽管查禁左翼刊物和屠杀左翼作家,“左联”有时也出版秘密出版物,但是上海的出版市场仍然为左翼文学提供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左联”成立后,在“文艺自由论辩”中,周扬等人对于“文艺自由”的否定,带来了重要的后果。对“文艺自由”的否定导致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化内在的危机和悲剧。

注释:

[1]赵丽宏《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见《海派文化的兴盛与特色》,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年。

[2]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4]倪文尖《再叙述:“上海”及其历史》,《书城》2002年第7期。

[5]王德威《文学的上海――1931》,《上海文学》2001年4月号。

[6]丙申《“五四”运动的检讨》,《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1931年3月)。

[7]史铁儿《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第1卷第1期(1932年1月)。

[8]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2,1928)。

[10]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11]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

[12]郭沫若《〈板话〉及其他》,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175页。

[13]《给杨经如萱、齐燕铭的信》,《文集》第3卷,88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拓荒者》1卷2号(2,1930)

[15]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第4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6]缪灵珠《高尔基的文学史观点和看法》,文艺研究》1958年第1期。

[17]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第109页,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8]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旷新年:清华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