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养活了谁?

中国足球烂归烂,但好歹也算是个“夕阳产业”。为啥叫它“夕阳产业”?原因很简单,就是它永远处在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的境地。多少次,所有人都以为“中国足球要死了”,可它一个转身,依然活得风生水起。于是,在发现中国足球拥有旺盛生命力后,“有识之士”纷纷调转枪头,利用中国足球创造的种种话题,为自己谋取名或利。

这本也无可厚非,毕竟世间众生,形形。但让人觉得诧异,或者说是悲哀的原因在于:在中国足球这个畸形的屏障下,活得更为风光的并不是足球的直接从业者,比如球员、教练又或者裁判;它所致富的是某头头、某记者……如此奇观,或许也只能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下才能发生。

我们试着举例,试着剖析,试着梳理,紧扣“名利”两字,看看中国足球究竟养活了哪些人……

足球给我了名,我用它来追寻利

许多人都梦想名利双收,但就中国足球这一行当来说,想要名利双收并不比中个500万体育来得容易。于是乎,有人退而求其次,只要足球带给我名,不管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有了这名,我自然可以套着利。

这就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典型性代表:李承鹏

李承鹏,1968年出生于新疆哈密市,8岁时随父母迁回四川成都。1990年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一家体委机关报工作,1996年因为批评假球黑哨,被勒令停职反省,成为中国第一名因批评假球黑哨而被停职反省的记者。

他亲历1990至2009年所有中国足球大事,据说,从业体育新闻20年,他先后被各级主管部门封杀18次。他曾在广州花园酒店门外与时任足协掌门人谢亚龙对峙,讨论“中国足球到底是不是一坨屎”。很多粉丝因为他的血性和幽默追捧他。5年前,他淡出采访一线,成为专职足球评论员和业余作家。

李承鹏眼睛颇大,江湖上人称“李大眼”,据说他的大眼睛会放电,迷倒美女无数,周围有很多漂亮的女演员。他有四川人的精灵和幽默,博客上、谈话中,颇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架势,骂人无数,树敌无数,朋友也无数。说他率性,他又懂得知进退,至少会给自己留好后路,不至于到最后走投无路。说他像头恶犬,逮着人就上前一通恶咬,他又懂能屈能伸,今天给你鞠一躬,赶明儿又会把你内裤是啥颜色给爆出来。

尽管毁誉参半,但李承鹏能够在全国近8000名足球记者中留下他的声音,无疑如空手建长城一般不可思议。回顾李承鹏的“成名史”,其实不难看出他隐藏在“尖刻嘴脸”下的通达与坚定。

有人说如若不是中国足球的昏庸,或许,李承鹏也仅仅是一名普通的足球记者。幸好这只是一个假设,因此,我们还是收获了一个不一样的李承鹏。

李承鹏从平庸到不一般的分界点从1994年开始。这一年,所有的城市开始修建二环、三环、高架桥,同时提出城市名片这个概念,大连的草坪和万达队是一个概念,四川全兴和熊猫是一个概念。“我们出了很多足球省长、足球市长,中国的假球就从他们开始。为什么会有政治球、人情球、关系球?”渐渐地,中国足球开始越来越黑,御用记者、红包记者、记者层出不穷,在巨大利益的漩涡中,这个行业几乎无人能幸免。

1996年,一篇揭露黑哨的稿子,让李承鹏开始了他与众不同的被封杀生涯。第一次被封杀时,20出头的他数着电线杆子掉眼泪;第18次被封杀时,他满脸骄傲瞪着那双大眼睛:“他们越封杀,我就越红。”2004年,李承鹏年薪30万,有人用麻袋装了50万找上门,他有一些心动。但最终,“我好歹是个名记”的想法战胜了私欲,他的虚荣心,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

然后,他就越来越红。他的红,伴随着的是整个足球行业的日渐萎靡,是一批又一批足协高官的落马。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李承鹏却得寸进尺,还是写了本《中国足球内幕》,成了无数人的噩梦。

中国足球究竟带给了李承鹏什么?是一个可以随着性子撕扯打、让你吃着哑巴亏的沙包,还是一个用谩骂积累名声,然后用名声换取钞票的工具?李承鹏不在乎,他说得很直白:“这是个缺乏想像力的时代,我们穿行在钢筋水泥之间,游走于惊恐失意之间;幸好有足球,我从中挣钱,也从中挣到乐趣。”如今,连续两年被评为新周刊新锐分子的李承鹏不再满足于足球这一亩三分田,他的胃口变得更大,出小说、写内幕、上电视、做访谈……在越来越淡化自己足球评论员身份的同时,李承鹏的钱袋也变得越来越饱满。当人们还扯着他的足球评论争论不休的时候,估计这个“大眼贼”边数着钱,边笑骂道:“棒槌们就争去吧,哥不带你们玩了。攒够名了,混熟脸了,哥要华丽转身一切向‘钱’看齐了。”

至于中国足球,就像是一个被李承鹏玩剩下的小姐,自然有年轻貌美者成为“大眼”眼中的下一个目标。

候选人名单:黄健翔、董路、陆幽……

会千样不如精一样,足球让我名利双收

典型性代表:李响

2001年最红的足球记者是谁?不是天天在央视露脸的黄健翔,不是号称“体坛第一笔”的马德兴,而是一位出现在体育报纸上不到两年时间的年轻女记者李响。

这位北京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有着极其普通的长相和极其平凡的文笔,却偏偏让数千才华横溢、手眼通天的男记者们靠边站,李响,是2001年中国体育界和新闻界的一个奇迹。

2000年初,当塞尔维亚人博拉・米卢蒂诺维奇执掌了中国国家队主帅教鞭之后,《足球》报有针对性地从隶属同一报业集团的《广州日报》征调了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响,作为专攻米卢的足球记者。这个此前几乎一眼足球都没看过的女记者在最短时间内迅速接近米卢,而且一跃成为了国内惟一可以让塞尔维亚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名记”。

凭借“米卢专访”这一绝对独家的拳头产品,在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足球》报在有关国家队新闻的这一竞争主战场上,接连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彻底将对手《体坛周报》抛在了身后。

早在李响出名不久,时任《体坛周报》总编的瞿优远就已经在私下启动了劝降李响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当时被李响婉言拒绝,因为她的家在广州,而且《足球》报对她确实不错,而《体坛周报》人际关系出名的复杂,她觉得没必要变动。后来也有熟悉她的人猜测,李响很清楚自己的价值,她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一个更合适的价码。

果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2001年7月,眼见十强赛的新闻大战即将打响,瞿老大深知拥有这位专项女记者对整个新闻战役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开出了恐怕是任何人都难以拒绝的“天价”再次邀请其加盟。于是,被打动的李响终于向《足球》报提交了辞呈。

关于《体坛周报》支付李响的转会费额究竟是多少,当时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总体上介乎于150万―300万之间。凡是具备一定炒作性质的事物,取低不取高,100万似乎是一个相对准确的说法。当然,多年以后谈及此事,李承鹏曾经用及其坚定的口吻说:“绝对没有那么高,最多六七十万!”

其实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无论是出钱的瞿优远还是收钱的李响,两位当事人对外界爆炒的高额转会费都没有刻意站出来反驳,因为那对提升双方的高大形象都有好处――一个挥金如土,一个奇货可居。

“李响天价转会事件”消息一传出,体育新闻界全炸了,大家实在无法把这个普通的女记者和这么高的报酬联系在一起,心理失衡的同行、大吃一惊的球迷、还有擅长猜疑的闲人一齐上阵,将李响批了个狗血喷头,到网上搜索一下“李响”二字,随之出现的关键词还有“米卢”、“情人”、“卖肉钱”、“”等,大家还顺带把她的新旧东家也一起掘地三尺骂了个底朝天。可是当有人请米卢评价一下李响的选择时,米卢只说了一句话:这就是生活。

从那一年国家队昆明集训起,李响正式开始了世人眼中的“米卢小蜜”的生活。她第一次没有和记者大军住在一家酒店,而是住到了远离训练基地的昆明市里,深居简出,由米卢与她单线联系。一次,几位记者从基地出来无意中见到的米卢,一路跟踪,结果米卢是到酒店给李响送花,并将她接出来共进晚餐。

这时的他们,在烛光下喁喁细语,完全是情人的模样,虽然为了工作他们的话题肯定离不开国家队,但这种工作方式早已超出一个记者的能力和职责范围。

由于日益神秘的作派、飞速崛起的名声,还有“情人”米卢的帮助,李响此时已是足球圈中不折不扣的大腕。随着两人感情的加深,李响的话在米卢心目中的份量也越来越重,这个一年前还完全不懂足球的小女子,居然也在暗中参与了米卢的决策。曾有一位没有打上主力的偶像级球星因为在外面说话不慎得罪过李响,被李响当面质问:“你是不是向其他记者说米卢不用你是因为我说你坏话?”该球星知道她的份量,唯唯诺诺不好作答,李响接着说:“你自己训练不认真,和米卢对着干,你看看你刚刚传的那是什么球?这还用得着我说坏话?”俨然一副助理教练的派头。从来以傲气和酷劲著称的球星竟然被骂得一句话都不敢回。

就连足协领导,也都看在米卢的面子上让李响三分。在阿曼时,国家队住酒店五楼,李响住二楼,米卢要求也到二楼住,足协领导没办法,只好对她说:“要不你们就到外面去住,这样住在同一个酒店里怎么向队员交待?”委曲求全可见一斑。

十强赛结束了,李响的书《零距离――与米卢的心灵对话》在北京凯宾斯基闪亮登场,旁边站的是笑成一朵花似的米卢,这个球迷眼里最大的大腕不辞劳苦陪着李响签名售书。

再后来,李响索性辞去了足球记者的工作,在广州注册了一家零距离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且邀请了米卢、张路等足球名家组成“零距离足彩专家梦之队”。一个记者做到这份上,此生足矣。

候选人名单:郝海东

名有什么用?足球就是我的印钞机

典型性代表: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

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是一家直属于中国足协的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中国之队”的商务开发工作,承担着国字号提升的关键作用。但自2001年成立以来,通过签约赞助商、联系热身对手、海外拉练等方式疯狂敛财……

原本这一切并不会曝露于阳光之下,但随着中国足球打假扫黑的深入,福特宝公司的一些内幕也印成铅字,成为新闻。福特宝公司从最开始负责联赛安排运作到介入国家队相关事宜,之后被“外来户”瑞士盈方顶替,最后再度接手国家队的事务,可谓纠结不断。然而不那么纠结的是,福特宝一直通过一些手段大量捞取钱财。

无论是福特宝公司还是中超公司,在中国之队或者联赛的招商引资过程中都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捞钱空间。凡是赞助商,签一份合同一般几年不等,而提供的赞助费则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1999年,中国之队主赞助商ISL公司破产,福特宝在2001年接手中国之队。从这时候开始,“中国之队”赛事运作基本上由福特宝公司一手操办,赛事审批程序也是由福特宝公司主导从赛事计划的申报开始,就由福特宝一手把持,其他部门基本无法介入。“中国之队”赛事审批程序非常混乱――福特宝在产生举行“中国之队”赛事意向后,一般先物色几个赛区并从中比较然后确定赛事承办赛区。确定承办赛区后,一般来说“中国之队”比赛的对手还没有最后敲定下来。在和赛区交涉的同时,福特宝还在和意向中的对手球队进行联系。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队本身是不太知情的,全部工作基本上都是由福特宝运作进行。直到承办赛区和对手都确定下来了,福特宝才在向中国足协申报比赛计划的同时通知比赛时间、地点和对手。

因此,很多时候,媒体在听到“中国之队”赛事安排的风声后,向国家队打听,得到的都是无可奉告的答复――国家队确实对自己的赛事计划知之甚少,这实在有些荒唐。据广为流传的说法,福特宝与后来成立的中超公司都通过签取“阴阳合同”的方法从中获利。

简单举例,2003年初,西门子和“中国之队”商务推广机构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在广州正式签约,西门子移动成为了“中国之队”7支球队的主赞助商。据业内人士分析,西门子两年的赞助费大约接近1亿元人民币。以此估算,两年里,福特宝公司拿到了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的回扣。

2004年,阿迪达斯成为“中国之队”主赞助商,并签下了6年6000万美元(约5亿人民币)的天价合同。每年包括200万到3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价值400万美元左右的各种装备。以此估算,福特宝在这项合作中将得到约2500万人民币的回扣。

除此之外,对于成绩糟糕透顶的国足来说,平时的热身赛当然越多越好,因此,为国足挑选热身赛对手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捞钱行当。此前,不差钱的“中国之队”曾经联系巴西等高质量热身对手,但盈方的介入并没有让“中国之队”的运营有所起色。在盈方退出后,“中国之队”的现状并没有改变。热身对手一个比一个差,东南亚球队占了绝大多数,最终害苦了国家队,却乐坏了某些人。去年9月,中国队主场与塞内加尔队热身,中国足协答应塞内加尔足协25万美金的出场费,而且还要负责球队往返机票以及食宿费用。而这样一支排名与中国队不相上下的对手实在是敢要价。

2008年,国足曾前往美国进行拉练,对手分别为以墨西哥青年队为主的墨西哥队和萨尔瓦多国家队。这样的拉练实在让人看不出有任何质量可言。

各级国字号球队的海外拉练和出访也会成为某些人敛财的手段。“一些低级别的友谊赛,往往是国外邀请方‘免费承担’参赛经费,但足协的相关人士,还是会向上打报告申请相关‘活动资金’,而批复者多数时候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再联系到中超招商,福特宝公布了19种“统一招商产品”,并告知各俱乐部在寻找赞助商时不得与此规定发生冲突,无论是“中国之队”赞助商还是职业联赛赞助商,出资的赞助企业都要提出排他性的保护条款,即不允许同类产品企业进入势力范围。这是足协习以为常的“霸王条款”,同时还会下发一份材料:运动服装、啤酒、短信、汽车、照相器材、音频视频、互联网、计算机、乳制品、服装、游戏机、航空公司、农产品、软饮、家电、移动电话、轮胎、重型机械、计时装置共19种商品属于福特宝控制范围。出于独家保护和排他性商务管理,各家俱乐部不得在冠名、服装的胸前、背后广告中出现这些商品的名称。另外,福特宝还附加了一份包括三星、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共29家知名品牌的“黑名单”,这些都是属于俱乐部明令禁止合作的企业。要开发又要拒绝著名企业,这是哪国的玩法?

候选人名单:中超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