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住我们对于生命的责任

5・12四川大地震来临之际，都江堰光亚学校正在上课的教师范美忠，弃学生于不顾，独自跑出教室，所幸学生安然无事。之后，他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那一刻地动山摇》的帖子，文章这样写到：“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此文一出，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激愤贬其失德者有之，赞赏其坦率与挑战传统的道德勇气者有之，还有人将其命名为“范跑跑”。此即范美忠事件。当范美忠事件逐渐成为过去，我们需要深度反思，究竟这个事件中哪些问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哪些理念是必须明确的。

范美忠事件一开始就不仅是一个教育的事件，而是一个由范美忠自己和媒体共同打造的泛娱乐化的事件。这一点或许是范美忠自己没有想到的，一旦他把自己抛入其中，他就不属于他自己，而成了大报小报花边新闻的噱头，成了吸引眼球的亮点。这意味着一旦范美忠成了“事件”，就不再是一个仅仅属于范美忠本人的事件，而成了一个娱乐性的公共事件，成了国人精神生活，确切地说是道德生活的公共事件。道德也可以娱乐化，各色人等，一上场，网络、报刊杂志上的评论铺天盖地，范美忠本人成为街头巷尾的议题，道德伦理这一中国社会最敏感的字眼凭借“范跑跑”的名称，在古老大地上可以说是狠狠地秀了一把。在这一点上，范美忠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泛娱乐性事件。

读到范美忠的文章，不难发现他的坦诚以及他对当今中国社会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热血心态，他骨子里有一种鲁迅式的敢于挑战一切黑暗的战士姿态。他北大毕业，沉迷于教育之梦，多次尝试又多次碰壁，但依然不改初衷。在自由而闲适的天府之国，范美忠拥有了一种骨子里的可爱，拒绝成熟，或者说拒绝被格式化。但当灾难来临那一刻，面对上课的学生，范美忠撒手而逃，孤零零地一个人到了田径场。这一刻，撇开所有的伦理道德问题，让人看到的是一个怯弱的男人。事后范美忠把自己的行为径直与自由公正联系起来，避而不谈内心的怯弱，至少表明范美忠并没有他所表白的那般勇敢。所谓只能为自己的女儿献身，其实也只是一个为自己开脱的幌子，一是因为女儿没在眼前，本身就只是一个假设；二是如果没有女儿，那又该找什么借口呢?这一刻，范美忠就像是好龙的叶公，好来好去，其实好的不过是一条假龙。

范美忠的辩解有三点值得肯定的：一是直白地讲出自己的所行和所想，他的坦率和真诚可谓可圈可点；一是以本能和底线伦理对道德理想主义、带传统泛伦理化社会的挑战；一是他对高蹈的教师职业道德的挑战以及对教师基本权利的辩护。他特别强调的自由和公正，这确实是我们当今社会所亟须的现代价值。以自由与公正来为自己辩护，并试图把对地震造成的灾难的关注引向对社会正义的关注，这是难能可贵的清醒，也是之后许多为范美忠辩护的人的重要观点，这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范美忠是在事后不畏强权，为那些在地震中可能因为某些人的失职而造成的无辜死亡的人们奔走，或者像叶志平校长那样以自己的人格来弥补当今社会正义机制中的某些缺失，并因此而带来了灾难损失的减少，那我是从心底里佩服范美忠对自由、公正的实践。但不管怎样，我都很难把他在灾难来临之际的独自逃走本身与自由正义联系起来，尽管如果是我在现场，也许我也会一样的怯弱，但我想我应该不会把自己的怯弱与自由正义联系起来。

熟悉西方近现代思想的范美忠肯定非常清楚，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从来都是勇敢的代名词，是对抗强权的利器，而不是对社会中和具体情境中的弱者放弃责任和道德义务的美丽遁词。自由主义_开始就被置于社会行动之中，也就是政治的自由。此时此刻，当个人只顾自己逃生之时，我们面对的并不是抽象的伦理道德，也不是强权政治，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置于灾难之中的鲜活的生命。面对置身灾难的生命，我们怎能坦言可以毫无愧疚，而且是基于自由正义来逃生呢?显然，范美忠在这里言称自由与公正并不是时候。在灾难降临之中，不谈生命本身的可贵，而谈自由公正，是对自由与正义的讽刺。如果说灾难来临时刻独自逃走情有可原，那么把基于本能的独自逃走转变成个人基于自由主义而行动，并由此而作为向社会进行自由启蒙的起点，则显然牵强。

范美忠想以自由伦理来挑战传统泛伦理化社会，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作为现代自由民主最高的理念，“人是目的”，这里的人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而是“每个人”，或者说是每个“个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别人或者其他事物的工具。当范美忠想以自由理念来论证自己在地震中独自逃离的合法性时，是不是把学生的生命作为了他要言称自由理念这个行动(而不是自由本身)的工具呢?换言之，他难道不是在以一种(别人)不正义――也就是只把自己而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做目的――的方式来宣称正义?如果范美忠在灾难之后不是谈基于个人逃生的自由与公正，而是直接挑战灾难后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泛道德主义，比如对英雄的过度渲染、表演性的灾难痛苦与感恩，以及对扩大灾难的责任的逃避的追究等等，我以为，那才是一种真正需要勇气的、理智的挑战。

我们确实有泛道德主义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还不时在当前的社会中显现。但我们社会的问题是复杂的，道德问题尤其复杂，我们既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踪迹，但更多的是在走出泛政治化社会后，进入经济化和娱乐化，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_统天下而表现出来的道德虚无。我们这个社会是很容易走极端的，不是高道德主义，就是道德虚无主义。范美忠只想挑战道德理想主义，而并没有触及时代的道德虚无主义，甚至一味地诉诸本能本身就可能进一步强化道德的虚无。现代社会固然需要自由伦理，但同时还需要共生的伦理，甚至对于我们社会而言，共生的伦理同样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实际上更多地遵从的恰恰早已不是道德理想主义，而是个人主义，确切地说是利己主义。

范美忠对教师职业道德底线的辩护确实是一件很有价值的行动，教师道德确实应该走出道德化的幻影，而走向成熟的教师道德，教师没有也不应该有牺牲自己成全学生的道德要求，明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但问题在于，一是当前并没有人认为教师道德就一定要以牺牲自己成全学生作为教师道德的标准，即使是大家称赞那些献身的教师，也是把他们作为道德楷模而不是作为普通教师的道德规范；一是在保全自己与献身于学生之间还有很长的中间地带，每个人其实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道德生活的中间地带，并非除了自保就是做谭千秋，献身和极度自私都只是非常态，我们更多地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把特殊时期的道德普遍化。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找到实实在在的对于学生的责任。我们不可能对学生的生命全然负责，但显然作为教师，在自保和献身之间，对学生的生命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范美忠在反对高蹈的教师道德的同时，又实际上在把教师道德推向另一个极端，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极端弱化了教师对于学生生命的责任。

不管怎样，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离开真实的生命场域而抽象地谈论道德行为的合理与否，总是有那么一点胆怯和虚伪。避开各种主义不谈，作为人总是有某些东西是不能忽视的。人生活在世界中，从来就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而存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难免和他人共同生活。我们对于他们除了表现在法律条文中的社会赋予的责任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基于生命本身的责任，基于亲情、友情的责任，那些东西超越了法律，显明了我们作为人之为人的责任。面对朝夕相处的活生生的学生生命而选择独自逃走，我总感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空洞而乏力的。尽管我们也确实需要进一步谴责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制造者，但显然，我们的谴责要么在事发之前，要么在事发之后；在灾难出现的那一刻，只有生命才是最高的；把两者混为一谈，只能是同样的推卸责任。

在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斤斤计较，需要坚定地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需要积极去抗争。但生命也有许多时候，任何主义都成了灰色的，惟有生命之树常青。这个时刻需要我们的是不谈或者少谈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男子汉，是真自由主义者，我们就需要在关键时刻，拿出我们对他人、对社会、对时代责任真正承担的勇气来，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些东西是非关主义的，或者说是任何主义的前提。这乃是我们对人类、对生命的信心之所在，是寄生于苍茫的宇宙之间的我们面对洪荒而不至陷于虚无的深渊的内心的依据，是我们生存在世虽屡遭磨难但依然可以对人世有信心的救命稻草。否则，不管何种主义，都只会增加本就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虚空。殊不知，在倡导自由主义的西方同样并不把自由主义看成是完美无缺，不断地有人向自由主义提出挑战，从而促进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丰富与发展。与此同时，在自由之上，不是还有博爱，来填补人们因为各自的独立、分隔而造成的生命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