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精神教父

摘要：本文结合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文本《青春之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通过弗洛伊德提出的恋父和本我、自我、超我理论，论证主人公林道静的恋父情结。文章旨在突破传统的解读模式，尝试用新的视角诠释这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之作。

关键词：林道静 恋父情结 爱情

《青春之歌》是以烽火四起的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描写一群爱国青年所走的道路，谱写了一曲中国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歌。因为小说诞生于解放初期，所以人们多是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阐发文本所揭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现代中国的政治寓言。从政治角度解读，这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它是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它的主题可以这样概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才有出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喜欢《青春之歌》的原因，还在于杨沫在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个人物。她在革命道路上邂逅的三段爱情，成为读者讨论的一个焦点。本文试图通过心理批评中精神分析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林道静的三段爱情，从而印证其恋父情结的本质。

一、恋父情节产生的原因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梦的解析》中提出了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他的主要观点是小女孩无意识地敌视母亲，并和她竞争父亲的爱。成年后的孩子会强烈憎恨母亲，希望坐上妻子的位置。其实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一词源自一出古希腊著名的三联剧。Electra的父亲在征战特洛伊的途中，为躲过风暴，杀了小女儿以祭神； Electra的母亲为替女儿报仇，在丈夫凯旋之日杀了他。Electra因此而记恨母亲，最终怂恿弟弟杀害了母亲。Electra一词来形容那些过度依恋父亲的女子。

在《青春之歌》的开始叙述了林道静的身世。她虽然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但是却没有享受到优越的生活环境。父亲是晚清举人，后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热衷于教育，但是对于孩子却是不问不管。由于林道静的母亲去世很早，后母常常地虐待她。小说中写到她“不断挨打，夜晚和佣人睡在一起，没有事徐凤英（后母）不叫她进屋，她就成天在街上和捡煤渣的小孩一起玩。”林道静在提起后妈的时候，心中是激起的无限仇恨：“母亲打她不用板子，不用棍子，却喜欢用手拧，用牙咬。”儿童时期的林道静可以说是在一个没有父亲，仇视母亲的环境里长大的，生活在没有爱的世界里，对她的心理和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林道静的内心是十分渴望一个成熟男性的保护与疼爱的。所以说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无意识地寻找父亲的过程。

二、寻找父亲的过程

小说中比较重要的是林道静与三个男人的故事。他们在小说中分别扮演了林道静在寻找父亲时的不同角色。

（一）余永泽――“精神上同龄人”

在和余永泽相遇的时候，林道静正处于非常孤独寂寞的时候。因为和家庭的决裂，加上工作上的不顺利，一个年轻处世未深的女孩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当想到迷茫的未来，以及身后的重重危机，她自然地想到了死亡。这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理想的解脱。可以说这时的林道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这时余永泽出现了，他起到了一个拯救者的作用。一方面他“英雄救美”式的从身体上挽救了林道静，同时在精神上给予了她慰藉。

在林道静的眼中，余永泽是“在艰难险厄的境地中，突然遇见了一个同情自己，而且救了自己生命的人。”余永泽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她的“快乐原则”，他们之间产生的爱情是超越时间概念，不考虑社会背景，不估计道德等等的约束的。小说中提到，当余永泽需要回校的时候，林道静的心中有了一种“婴儿失掉母亲的沉重和惶悚”。这是林道静在面对离开这位暂时的“精神父亲”时的犹豫和不舍。

但是，余永泽毕竟只是一个短暂的目标，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精神婴儿”，和林道静是同龄人。一句“阿泽”早已流露出这种倾向。他能给予林道静的只能是一种受伤后的补偿。当林道静发现新的优越目标时，他的工作就完成了。作为女主人公的一个追求对象，他实在只能是一个牺牲者。

结果也如我们所料，当卢嘉川出现后，林道静有了转变，余永泽那“不大，却亮亮的显得灵活和智慧”的眼睛变成了“小小的黑眼睛”。在意识中她已经明白不能按照快乐原则去追求满足，因为这种直接的追求是现实所不允许的。从小说的背景来看，就是要追求进步，从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转化。

（二）卢嘉川――“精神上的兄长”

卢嘉川的出现打破了余永泽在林道静心中完美的形象，小说写道：

在她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①

卢嘉川优于余永泽的地方是他对外部现实的强大力量有清楚的、明白的认识。他把林道静引上了理想的道路，从此林道静开始扮演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林道静是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她的思想和行为注定是受到国家社会导向的。而余永泽不可能做她这方面的导师，所以本我与社会的冲突的结果，使本我一部分分化出来调节这种冲突。此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成了自我的决定性的因素，代表外部世界对本我进行压抑是自我的任务。而这表现在小说中就是林道静对于卢嘉川的爱慕。

从林道静和卢嘉川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道静称卢嘉川为“卢兄”，其实这是恋父情结的一种转移，女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会把对父亲抱有重温“旧情”的梦想，转移为对哥哥的依恋。道静感叹：“这青年身上带有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使得道静“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

但是自我有时是软弱无力的，它引导本我走自己想走的路，达到一个理想的情景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作者也按照常理把这段爱情设计成没有结局的相遇。杨沫根据自己的经历，设计了女主角的人生轨迹。其实从这种自我状态来说，林道静和卢嘉川之间的结合是最符合现实的，因为它是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中和状态。所以当卢嘉川被捕牺牲后，林道静一直没有忘记他。有的学者提出：她和江华的结合其实是卢嘉川借江华的有形躯体来表达爱的象征。蓝爱国在《解构十七年》中总结道：“余永泽拯救的是身体，是一个可以激发知识分子浪漫情怀的美丽肉体，他是传统‘英雄救美’模式的再现；卢嘉川拯救的是灵魂，是一个必然伴随革命者勇猛前行的战斗单位。”②

（三）江华――“精神上的教父”

江华是林道静最终选择的对象。这里面不仅仅是双方在爱情上的认同，同时也是因为江华的某些特质迎合了林道静的恋父情结。当林道静第一次见到江华，小说是这样描写的：“远远就看见在大门口立着一个高高的，身体魁伟，面色黧黑的青年，他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戴着半旧的灰呢帽，像个朴素的大学生，也像个机关的小职员。”江华其实是卢嘉川的一种升华，他不失成熟男性的坚韧与沉稳，但同时也拥有革命者的激情。

可以设想，林道静当时是急需找到一个人进一步指引她人生的道路的。江华的出现满足了她的那种依赖心理。父亲的影响左右着女儿，在她的自我范围里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作用，这种超我的状态使父亲的影响被延长。和“老江”的结合，是林道静的一种精神补偿。她的恋父情结为社会伦理所不容，因此受到压抑。而这种情结是被压抑的欲望在无意识中的固结，是一种心理的损伤。能够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发展中使其转化为“超我”，并在超我的控制下使自我满足道德规范的要求。这些表现在林道静身上就是最终选择了江华。江华在物质层面满足了林道静本能的需要；同时在精神层面，他使得林道静在理论与实践上统一起来。

在林道静面对着江华的“特殊求婚”时，她的反应是很微妙的：“这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不是他呀……”这是超我与自我之间的一场战争，这种情况下，超我所处的位置是从自我中分离出来，并与自我形成对立的状态。林道静此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愿望，而这是超我不允许获得的满足，从而她选择放弃。

三、现实是小说的映射

杨沫在《青春之歌》的初版后记中明确地说：“我要真诚地告诉读者们……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这表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和作者杨沫本人生活经历在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比如父亲是大地主、大学校长，破产以后离开家，以及小说主人公一生和三个男人恋爱的故事。所以现实和小说中恋父情结也有着某种共通性。结合杨沫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出林道静面对爱情时更多的动因。

弗洛伊德认为，恋父情结对人的影响，如果发展不利，一生都可能受其影响。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据老鬼说：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但是杨沫和马建民性格也有些不合。读者可以看出杨沫和江华原型马建民的婚姻一直都是不太顺利的。我认为这是恋父情结的畸形发展导致的恶果。毕竟父亲不能代替丈夫的角色，夫妻间不可能永远是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照顾和关怀，而是双方共同的扶持。

《青春之歌》诞生于“十七年文学”时期，正因为它有一个政治的主题，它才可能在当时被接受，而又正因为从它的身上我们发现了许多有别于当时主旋律的因素，如爱情等，它才可能被那么多的读者所欣赏，赢得那样多的读者，以至于它到现在仍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对于林道静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多角度进行研究。

注释：

① 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57页.

②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51页.

参考文献：

［1］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老鬼.母亲杨沫［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4］蓝爱国.解构十七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