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服务业企业投资演变理论论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金融、物流、零售等服务业在跨国经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开始愈加重视服务业投资活动，跨国投资结构也由单一的制造业投资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综合投资转移。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跨国投资占世界FDI总流人存量的25%，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达40%；近20年来更是迅猛发展，世界服务业FDI流量已由1990年的1180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8000多亿美元。服务业跨国投资趋势已日益明显，且不仪局限于金融、保险等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行业，更向物流、通信、咨询等商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业转移。这一投资新趋势不仅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实践者，同时也提高了学界的研究兴趣。本文将对近年来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着重分析服务业跨国投资动因理论的发展趋势，同时探寻国别、行业差异等新兴因素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一、服务业跨国公司投资动因新发展

张诚认为，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割性、不易储藏性和异质性，将导致其很难标准化和规模化许多学者也始终质疑服务业国际化的可能性。然而，服务业跨国投资化毕竟已成为全球新趋势，也逐渐表现出不同于制造业的国际化特征。近年来逐渐丰富的服务业投资研究中，以下几类投资动凶最受学界的关注和认同。

（一）基于市场寻求的投资动因

服务业国际扩张的初始阶段，服务贸易国际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类跨国投资大都集中于金融、保险、零售等与市场贸易直接相关的行业，其国际经营与市场需求量密切联系，因此最初服务业投资以市场寻求为主要动因。李和莫西仁(LiandMoshirian)对美国保险业吸收外资活动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从东道国视角分析跨国投资动因。保险业跨国公司通过FDI来规避由国际交易市场不确定性引起的投资风险，同时提高海外投资者意向。李和莫西仁构建了保险业吸引外资的东道国因素体系，包括国民收入、相对资产成本、相对工资率、保险服务总贸易额、汇率变动、银行业FDI、保险业市场规模和美国金融市场发展，证实与保险市场直接相关的国民收入、总贸易额和市场规模对FDI有显著正影响，而起辅助支持作用的银行业FDI和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对FDI也有影响。而钦科陶等人(Czinkota，etal)则通过美国高校MBA项目的国际合作来研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海外投资，认为影响因素包括商学院规模、跨国经营经验、产品差异化、潜在市场、合同风险等。

近年来，市场动因理论虽然受到了学界的肯定，但因服务业投资已不仅仅集中于传统贸易服务业，与制造业相关联的服务业越来越成为跨国经营主体。许多跨国公司倾向于将其非核心环节如人力资源、物流管理与市场咨询等外包给专业服务公司运营，因此作为服务于制造业的专业公司，随着制造业跨国经营也逐渐纳入国际化轨道，原本的市场导向型FDI也开始向其他动因转移。

（二）基于竞争优势的投资动因

服务业跨国公司逐渐表现出其特有的竞争优势。郑琴琴认为，这来源于：(1)对特殊专用技术以及跳跃性知识的关注；(2)竞争重心由关注产品向关注服务过程转移，以服务过程和质量决定竞争优势；(3)关注经验积累的关键作用。跨国公司为发挥和转移其竞争优势，常常会选择高控制进入的投资模式。近年来基于竞争优势的服务业投资动因研究已逐渐增多，其视角主要集中在资产专用性、资产组合模式、东道国区位优势等方面。当然这类投资动因往往集中于企业资源特色较为明显的服务业，如对专有资源和资产组合有较高要求的知识密集型与生产业等。

1．资产专用性视角。此类研究主要源于TCA理论，加蒂尼翁和安德森(GatignonandAnder-son)认为，低资产专用性的企业倾向于以合资模式进入国外市场，而高资产专用性企业则倾向于全资模式。厄拉米里和饶(ErramilliandRao)运用logistic回归对TCA模型在服务企业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认为资产专用性高的服务企业倾向于在国外直接投资，而它又受到资本密集度、服务不可分割性、文化距离、东道国风险和企业规模等凶素的调节作用。

2．不同的资源匹配和资产组合。赛奇和格里菲斯(SeggieandGrifith)肯定了从竞争优势视角探讨服务业国际化理论价值的方法，并发现基于资源匹配的资产组合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对服务业海外投资具有直接影响。他们认为，服务业在国内市场为满足特定消费者需求而形成的资产组合将同样对国际经营有效，即独特资产组合能构建国际化竞争优势，其中包括金融资产、有形资产、法律资本、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组织和信息资本组合等。跨国公司将选择进入那些能将国内市场的资产组合优势推广并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国外市场。

3．东道国区位优势，以政策倾向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程(Cheng)发现，中国台湾服务业投资动因主要为获取海外人力资源，同时利用本土政府对海外投资的政策优惠。曼格(Manger)通过研究智利服务业外商投资，不仅肯定了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对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积极作用，而且明确了影响投资的区位因素还包括双边投资条约、优惠贸易协定、不完全竞争及政策管制力等。

（三）基于效率寻求的投资动因

研究效率寻求动因的学者多从宏观和微观两大视角切入。前者重点探讨上游政府和宏观政策倾向对服务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穆勒和拉伍洛克(MuellerandI,ovelock)以中国电信服务业为例主要研究国内政策和国际经济协议对引进外资的刺激作用。他们运用博弈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是出于获取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动机，并借此提高国内行业竞争效率。而这类FDI会受到来自国内改革开放和加入WTO的外部压力两方面的影响，这正是政府作为中国电信业上游机构而发挥的宏观影响力。此外，他们还探讨了中国政府开放程度不同时（没有FDI，“N”；有限额开放的FDI，“H”；完全开放的FDI，“Y”），中国电庸信盈利战略I；增长战略G）、国内竞争者（退出E；竞争C）和国外投资者(没有投资X;非股权投资I；股权投资Q)可能的战略组合。而史密斯(Smith)以公共卫生服务业为例，认为其FDI作为支持本国卫生防疫系统的服务性经营活动，不仅受到下游机构即国民医疗体系运作和商业化程度的直接影响，同时，上游政府的行政管理力度也将产生重要作用。

其他学者则积极关注微观管理运营效率对服务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格鲍尔和弗雷奇(GebauerandFleisch)以制造业服务部门的对外投资为对象，肯定其动因为克服跨国投资的管理风险，并证实管理风险规避和效率提升对服务部门投资的决定性影响，即只要服务部门能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战略机会，合理设置战略目标，避免过度激进和随意的管理活动，就必然会选择对外投资。

上述学者主要探讨单个企业对外投资，而近年来投资理论研究开始呈现跨组织边界的发展趋势，尤其体现在价值链运作视角上。拉格曼和弗比克(RugmanandVerbeke)认为，服务业跨国投资动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与处于价值链上下游的企业各自单独经营的灵活程度，二是从市场需求考虑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影响程度。前者从企业特定优势视角，说明跨国公司与上下游企业的运作效率和灵活性将决定其是否对外投资；后者则从区位优势角度，说明东道国市场是否具有跨国公司所提供服务的特异需求，这将直接影响其投资决策。拉格曼和弗比克根据这两个维度将服务业跨国经营战略分为4种，如图1所示。

（四）基于距离论的投资动因

马库森和马库斯(MarkusenandMaskus)发现，FDI应当在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实体(dis-similareconomics)之间发生，但其主要探讨劳动力素质差异的影响，即FDI遵循从高劳动技能地区向低劳动技能地区流动的趋势。直到纳伽和查希尔(NachumandZaheer)才直接肯定海外经营由“距离”(distance)所导致的成本差异是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这里的“距离”已被扩展到地理、文化、经济以及政策等多个维度。

研究中部分学者重点关注“制度距离”的影响作用。塞尤姆(Seyoum)认为，制度差距与外商投资间存在负相关，两国制度距离越大，其间的直接投资就越小。一般来说，资本会流向制度更完善规范的地区，因为制度可为社会个体的准确定位和行为规范提供稳定支持，而跨国公司会在不完善制度的不确定性面前犹豫不决。此外文化距离也是另一重要因素。不少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会最先投资在文化相似或心理距离较近的国家，再逐渐向心理距离较远的地区转移。而企业生命阶段对跨国公司文化敏感度亦有影响，处于起步期的跨国公司会对文化接近的国家有明显偏好，进入成熟期后则对文化或心理距离的敏感度逐渐降低。

近年来距离动因研究开始尝试从整体环境视角构建理论框架。桑切斯和巴伯(SanchezandBar-ber)对西班牙660家服务业跨国公司2002年的国际化活动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东道国与母国的环境差距是影响其海外投资的主要因素，包括东道国宏观环境、市场需求和企业行为三方（其具体变量如图2所示），它们在不确定性下的变动情况共同构成了影响服务业投资动因的环境距离模型。

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投资动因研究

随着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日益深入，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将逐渐从投资客体向投资主体转移，相关研究也开始备受关注，它与传统制造业投资有联系也有差异。“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从竞争优势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投资问题，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轨迹和市场运作环境决定了其投资活动的特异性。部分学者认为，流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大都为克服非关税壁垒，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都为获取廉价劳动力及其他比较成本利益。牧野等人(Makino，etal)构建了解释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经济单元的投资决策模型，它通过3个维度衡量影响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即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市场规模及投资主体战略导向。若新兴工业单元以获取战略性资产为目标，它会选择投资到经济水平高、市场潜力大的发达国家，该决策也须以自身具备学习经验和技术资产为支持。若其致力于获取劳动力或市场资源，则它会选择投资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并以自身具备充足生产能力为前提。

这类关于发展中国家投资动因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了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发掘企业战略取向的微观作用，但多以制造业为例进行研究，对服务业投资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实践经验相对较少密切相关。

三、服务业投资动因的行业差异研究

除国别差异外，不同类型服务业在投资决策方面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针对整体服务业的投资动因研究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行业差异对投资动因的影响。

对于服务业类型学界存在不同分类方式。桑切斯和巴伯、拉格曼和弗比克认同前人以资本密集与知识密集的分类方式，并认为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往往呈现市场化与规模化特征，以及类似制造业关注市场的运营特色，因此在国际投资时更关注市场和效率寻求动因；而知识密集型往往属于专业服务业，他们需要专用性资产作为运营基础，在投资决策时更考虑竞争优势动因。具体来说，桑切斯和巴伯发现，影响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因素包括国家风险、文化距离、需求变动和市场营销；而知识密集型则为国家风险、文化距离、技术诀窍和企业规模等。纳伽和查希尔则认为，信息密集型服务业集中于知识和效率寻求，以增加其无形资源价值，许多专业服务业属于此类；而信息不密集者则更注重市场寻求和对低出口成本的平台寻求(lowcostexportplatforms)，如零售、酒店等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服务业。

此外，也有许多学者从生产性和消费性视角来划分服务业，前者指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服务部门，如运输、通信、金融、资产管理、市场咨询等，它们作为制造业的上下游环节为制造业提供专业服务，其国际化必然与制造业密切相关，因此，效率寻求和竞争优势动因将占主导地位。后者指直接向消费市场提供服务的行业，其经营运作与市场规模、需求变动和营销活动等直接相关，因此更倾向于市场寻求动因。汤姆林(Tomlin)建立了基于不确定性的投资决策模型，探讨汇率变动、单位劳动力成本以及沉没成本对日本服务业向美国投资的影响程度，运用整体服务业数据进行敏感性分析得出：日本服务业FDI分为可贸易型和不可贸易型，上述因素都与其投资成正相关，其中对不可贸易型生产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科尔斯塔德和威兰杰(KolstadandVillanger)对全球57个国家1989-2000年的服务业对外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对金融、运输等服务业而言，一国GDP和相关行业FDI规模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对贸易行业来说，GDP和政治风险影响更大，但管理制度质量和民主程度比一般政治风险更具影响力。科尔斯塔德和威兰杰进一步肯定服务的不可贸易性决定了大部分服务业投资基于市场寻求，而生产业则因与制造业相关联而呈现效率寻求动因。

四、启示与展望

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其对外投资活动也由最初的简单出口和销售贸易逐渐向更为复杂的企业扩张转移，因此服务业国际化研究不能简单参照制造业模式，也不能进行整体而概括性的研究，而应当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背景服务业的投资模式差异进行研究。如今，许多学者在研究服务业投资动因方面已取得了大量成果，然而仍然存在理论框架不够系统，研究结论只能针对整体服务业，未能体现服务业行业差异和企业个体差异，未能从微观战略层面剖析投资动因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还存在极大的理论空间，学者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继续探索，以期获得更全面的理论成果：(1)针对环境距离、技术距离等国别差异因素对服务业投资动因的影响进行研究，构建更全面的环境距离指标体系。(2)从微观层面探寻不同战略模式或不同生命周期服务业企业的投资动因差异。(3)探寻行业差异、价值链运作、跨国联盟等跨组织因素对投资动因的影响。(4)探寻不同投资动因对服务业投资进入模式、区位和战略选择等的影响。(5)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服务业在跨国投资中的独特角色和动因差异等。服务业投资动因研究不仅要与以往的制造业投资相结合，同时也应把握新时代服务业的专有特色，体现并构建适合于服务业投资活动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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