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离我们有多远等

环保离我们有多远

皮　皮

作为普通人，可能没人反对环保。人们可以把环保直接理解为到处是绿树到处是洁净的河水，而种树和清洁河水似乎又都是国家的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能做到的事。于是，环保有了坐享其成的色彩，于是，许多并不反对环保的人实际上也没为环保做点什么，于是，下面的状态并不会受到谴责，良心也安静，可以直接说出的理由很多：我没有乱伐林木，我没有污染河水，我没有汽车……

我没有把洗澡的水存起来冲厕所，我也没有把淘米的水用来洗菜，可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因为我付水费了。

我知道烧烤的浓烟污染环境，可我太喜欢吃烧烤了。我想，即使我不吃，他们也会为别人烤，所以那些浓烟并不是因我而冒。

我知道塑料饭盒和塑料袋都不是环保材料，可在超市不用塑料袋子，怎么把东西拿回家?我知道有另一种可能，随身带着布袋子，或者带着用过的旧塑料袋，这样就可以减少污染，但是，有时我就忘了带，有时又觉得太麻烦。中国太大了，我少用一个塑料袋又能改变什么?再说，饭店应该提供环保的饭盒，代替塑料饭盒。

我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用纸从没考虑到两面利用，并不仅仅因为我用的那些纸都是免费得来的，有时也是为了好看，总不能给人家写信或者投稿都用正面已经用过的废纸吧?这是礼貌问题。

好在这世界还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变换，我前面说出的理由应该都是成立的，但是，许多事情并不因此只有一种面孔。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也许就能找到另外的理由，哪怕只为了说服自己，接下来我们就可能有了新的行为。

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用水方面是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他把洗澡水用来冲厕所，把洗菜的水用来再洗别的菜。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知道这也许帮不了什么忙，我知道我节约的这么点水还抵不上一个公共场所坏水龙头一刻钟流失的水，我知道我根本管不了那么多。中国太大了，我甚至不能在公共浴池制止那些让淋浴没完没了冲洗自己的人，可我还是愿意尽我所能节约一点水。我想我一天省下的水至少能让一棵小树成活，于是，所有的树木在我这儿都变得具体了；我和它们之间也有了联系。当我看着它们的时候，我就很幸福，这幸福的感觉又会给我新的力量，坚持做下去。”

他的理解打动了我，倒不是他做的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他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安慰和幸福，这境界已经让我羡慕。如果我也这么想，那么环保对我来说就是件很个人的事，点点滴滴的“成果”也会让我感到高兴，从而忽视了它跟整个状况相比之下的“藐小”。

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有时是为自己沮丧，有时是为他人沮丧。有一次，我在沈阳的“家乐福”超市买东西，我自己带着布口袋，但是，入口处的保安不让我带进去。我向他解释布口袋的用途，也让他看了布口袋是空的，他还是坚持让我把口袋存起来。我说：“把袋子存起来我交款时就不能用它装东西了。”他说：“我们给你塑料袋的。”希望他们今天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面貌。而我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想着带袋子，有时上班忘了带袋子，下班买东西就没办法了。每到这时候，心里都有点不安静，很歉疚，我惟一感到高兴的是，我终于不那么心安理得了。

前不久，我加入了“自然之友”，这是一个民间的环保组织。他们给我寄的资料都是用背面印刷的，我想没人会觉得他们不礼貌吧。如果用这种用过的纸给美国总统写信，他肯定也不会发怒，可能还会因此更敬重你一分，当然，信的反面最好也不是骂他的话。

如今有很多事情，不经意间就变得时髦了。比如把海底的泥巴糊到脸上，比如女人去自己的俱乐部，比如节假日不去购物去植树，比如不谈美国大片谈布努艾尔(这位故去的人原来是一名导演)，比如不生孩子的人也灌肠(但有新名字叫洗肠)……

所以这一天也不会太远：

用用过的纸给朋友写信，会让朋友心里舒服。

拎着布袋子买东西的女人会在人们的眼里更加妩媚。

节约水的人在你眼中有别样的洁净。

为“自然之友”这样的组织捐点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统统变得时髦!

【选自皮皮著《出卖阳光》作家出版社版】

怎样上课　黄一龙

第一堂数学课

某校某班今天上了第一堂数学课，班长某同学主持。他强调必须学好数学课，打好学习一切学科的基础。

特级教师某对第一课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全班同学认真听了老师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班长在主持讨论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第一堂数学课又是全部数学课的基础，所以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它学习好记忆好演算好应用好。然后他对如何学习记忆演算应用数学提出了五条意见：“……”(意见略)

参加本次听课的还有副班长某学习委员某文体委员某生活委员某以及全班同学。课后全班同学一致表示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一定按照班长的意见，要把数学课学习好背诵好演算好应用好，为打好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而努力。

以上是隔壁三娃的作文，他拿来求我指教。我一看就生气，问他有这样上课的吗?他一脸狡猾地说老人家你的学问就不够用了吧?我们学校现在虽然没有这样上课，大人的课可就是这样上的呢!不信你看今天的报，我的只算习作；你看写得像不像?

我抓起报纸一看，顿时语塞。

做个平民有多难有多难

韩小蕙

我家的地理位置有点特殊：它坐落在北京的心脏地带――东单银街上的一个欧罗巴式大院落，距长安街有一站地，距天安门广场三站地，我自己形容为“一箭之遥”。

要完成这“一箭之遥”的行进，共有四种方式可选择：(1)步行，需四十分钟。(2)骑自行车，需十五分钟。(3)乘公交车，包括步行到车站、等车、塞车等因素，大约需三十到四十分钟。(4)打的，如果不塞车的话，去十五到二十分钟；但回来可就困难了，因为打不到车，长安街上不允许出租车空驶，更不允许随便停车。

聪明的读者早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抵达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肯定是骑自行车了。而且多年来，骑车一直是我上班的交通方式，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天天骑车二十里地上下班，一来一去两个小时，风雨无阻地骑了八年，于是我的身体就很棒。现在我家离就职的光明日报社仅“半箭之遥”，骑自行车七、八分钟就到，而若开小车，单是过崇文门路口就得二十分钟，所以我也没买私家车，非不能也，实不需也。

就这么着，当记者二十多年来，无数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每次我都是骑车去，一直很自

在。可是近三四年来，我发现出问题了――社会财富使社会的精神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至它对我竟产生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挤压!

用建筑界的话说，北京这张“城市大饼”越摊越大，居住在城里的人逐渐都迁到城外三环、四环、五环乃至六环，私家车当然就顺理成章地越来越普及。加上国家经济腾飞的大好形势，公家车也变得越来越多越豪华，与六万辆出租车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北京大街小巷上极为壮观的汽车长龙。

世上凡事，有因就有果。于是理所当然的，北京人也就变得更懒了(“北京大爷”一向就有“懒”的恶名)，能坐车就绝不走路，能坐小车就绝不坐大公共。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各色人等，包括我们这越来越庞大的记者群，也渐渐都变成了先富起来的小车阶级。有一次，我又骑车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发现竟只有我一辆自行车了，警卫因此长了脸，竟不让我把车放在以往一直放自行车的小树林内。我心里不服，一直等着不进去，我是想看看是不是就我一个人还骑自行车。结果真是大出意外，我果然是“孤家寡人”了，于是我感叹自己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此时再一留心，才发现我一向是太粗心大意了，还只蒙着眼睛活在自己的主观内心里，全没看到金利来、银利来、钻石利来、超级财富利来……所裹挟而至的时尚消费主义大潮，早就使社会思潮的风向扭转，更使周围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核裂变。同事们、同仁们、朋友们见我骑着车来，往往都是冲口而出：

“怎么还骑车哪?你!”

我就笑笑。只好笑笑。因为此时，即使我自己再在我的蚕茧小窝里活得主观幸福，我也听出了“大雪满弓刀”的弦外之音。这里面的潜台词颇多，有“你该买辆小车了”，有“至少也应该打辆车”，还有“掉价儿”、“离谱儿”、“穷酸儿”、“抠门儿”等等，等等。以前我听了全不往心里去，笑答一句，也就抛在脑后了。可现在，一次、两次、八次、十次、二十次……我意识到坏了，自己简直成了新闻界的贫下中农了，因而渐渐的，竟也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说实在的，我这人虽然外表文弱，但却是个主观意志很坚强的女性，认准了的道理，敢于坚持，一般不是轻易就妥协的。比如我从小就被打下了坚实基础的一些优秀传统观念――节俭、本色、不贪钱财、不慕虚荣、实事求是、平民立场等等，多年来我一直理想主义地坚持着。作为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知识女性，我最看不起蒙起一层华丽外皮的、虚荣又虚假的男子女子(此处女子比较多)，哪怕他或她蒙的是一张金子做的皮呢。

可是现在，我自己竟也虚荣起来了!车一骑到人民大会堂附近，就会下意识地左右看看，是在看有没有熟人，最好是没有。我就迅速闪身到小树林中间，把自行车放好。然后，长出一口气，将胳膊在阳光下划出一个潇洒的圆圈，“哗”地掏出大红烫金请柬，就昂起头，“哐当，哐当”往里走。唉，凭心而论，我是热爱我的自行车的，而且从身体到心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都觉得舒服――尤其是在清风、白云、红日、蓝天、鸽哨、鲜花之下，更尤其是在宽敞整洁、大气磅礴的天安门广场。可是，我也真的越来越惧怕熟人的目光了，它们闪闪烁烁，犹如一把把利剑，不是暖暖的垂怜就是冷冷的鄙夷，都让我浑身长刺。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位好友结结巴巴对我说：

“下次，你从单位，要个车吧，你们光明日报，不至于穷到这个份儿上吧!”

哎哟，麻烦了，我的骑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关系到我们光明日报社的形象和声誉了!这真是鸡年出门得戴顶红帽子，最好，再在翅膀上插几根华贵的孔雀毛!

【原载2006年第9期《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