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传播中公民新闻的类型与功能

与环境议题相关的公民新闻已经成为环境传播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跨地域特征，来自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公民表现出关注环境议题的共同性和参与环境传播的一致性。本文对环境传播中的公民新闻的类型给予梳理，并进一步分析其功能。

环境传播中公民新闻的类型

这里对环境传播中公民新闻的分类，是以参与信息传播的主体以及传播行为的社会影响为划分标准的。正如韩国著名的公民新闻网站Ohmynews的口号“每个公民都是记者”所传达的一样，公民是参与信息传播的真正主体，具体包括公民个体或个体集合、NGO组织。

环境议题经常以危机、灾害、威胁、困境等负面形象出现，以维护公共健康和环境安全为诉求的公民新闻难免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政府部门和工商企业等，形成竞争、对抗、冲突的关系。笔者把这类公民新闻称为对抗型。

此外，公民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还表现在他们对环境法规政策、环境科学技术、与环境有关的文化理念、个人行为习惯等内容的传播、品评、身体力行与自我规范。从这一角度介入环境传播的公民新闻可以视为常规型。

结合传播主体与传播行为的外部影响，笔者把环境传播中的公民新闻划分为四种类型（如图1）。

个体/个体集合--对抗型

NGO --常规型

图1：环境传播中公民新闻的类型

1.以公民个体或个体集合为传播主体的对抗型

这一类型的公民新闻常常与涉及环境议题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如美国的拉夫运河事件、希腊的迦摩罗运动、泰国的反对有毒鸡尾酒的社区运动等。在我国，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广州番禹业主反对垃圾焚烧炉事件、北京六里屯民众反对垃圾焚烧厂事件、甘肃铅污染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在多个城市爆发的反石化运动，等等。①这些事件中，公民利用各种媒介手段传播事件动态及其利益诉求。借助公民新闻形成的舆论力量，在个别事件中会迫使对抗关系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做出让步。

2.以NGO为传播主体的对抗型

一般来说，这类公民新闻在参与环境传播时关注的焦点更集中，运用媒介更规范持久。比如“替代性消费协会与动物皮毛”（荷兰）、“芬兰自然保护与为了和平的祖母协会”（芬兰）、“地方换贸易计划”和新经济基金会（英国）、“和平与自由国际妇女联盟”（法国）、“有机农业联盟”和“石油工人工会联盟”（挪威）等，这些群体规模小、关注特定议题、致力于捍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利益。②

3.以公民个体或个体集合为传播主体的常规型

这一类型的公民新闻中，环保人士、记者、专家是最常见的主体。他们借助博客、微博等呼吁其他社会群体关注环境议题、助推特定环境事件的解决、评析某些环境政策、倡导环境科技知识。

4.以NGO为传播主体的常规型

环境NGO一直是环境传播中的重要力量。世界范围内知名的环境NGO组织包括绿色和平（Greenpeace）、国际地球之友（Friend of Earth International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我国最早的环境NGO组织是“自然之友”（1994年成立）。环境NGO组织善于利用新媒介技术与社会公众建立联系，如塞班俱乐部（Sierra Club）会定期将其撰写的新闻稿发送至会员邮箱。

环境传播中公民新闻的功能

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一个日渐达成共识的判断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规制必须与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相结合。而公民新闻正是一种活跃的公民参与，呈现出人们关注环境议题的多重动机。笔者从环境政治学中的公民权视角出发，分析公民新闻在环境传播中的功能。

1.彰显环境公民权中的权利意识

作为一个环境政治学概念，环境公民权是公民权在环境向度上的延伸。

民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公民权是公民权的三种重要形式。民事公民权涉及对财产权利和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尊重；政治公民权则指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言论、结社、出版等权利。需要说明的是，民事公民权和政治公民权作为立法的结果在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之间做出了严格且稳定的限定。但是后来出现的社会公民权对这一公私界限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公民权是指居住、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权利。诸如失业、失学、没有住房和无法获得医疗等原本被视作个人问题的情形，目前都被当作能够为社会管理体制和政策解决的问题。

环境公民权是诸如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自由主义权利的延伸拓展，具体包括获得环境益处或免除环境伤害的权利。这一权利被视为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安全的可持续环境，其他权利就很难真正地享受。

我们之所以认为环境传播中的公民新闻能够起到彰显环境公民权中的权利意识的功能，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公民以话语方式在象征领域表达了他们希望获得环境益处和免除环境伤害的权利主张。这一点在众多环境传播中的公民新闻案例中都能得到证实。绿色和平组织曾成功地将其阻止俄罗斯捕鲸船的惊险一幕送至主流电视台的画面上；③绿色和平组织与“生态废物联盟”（EWC）一起于2006年8月调查了亚洲地区污染最严重的马尼拉海湾塑料的污染。他们拣拾了漂浮在海湾表面约4立方米的塑料垃圾，凸显了落实与可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相关的垃圾管理法律的紧迫性；④泰国的“与工作与环境相关的病人网络”（WEPT）要求泰国政府认真对待职业健康问题、农村贫困问题和环境恶化的赔偿问题等。1998年4月，该网络动员征集了50000个选民的签名以推动职业健康和安全保护法案；⑤中国近几年发生的反石化运动中，面对潜在的环境威胁，市民更是借助于各种新媒介表达他们捍卫安全空间的意愿。这种以“不要在我家后院”（MIMBY）为口号的邻避运动迫使个别地方政府做出迁址决定，如厦门PX事件。这类环境传播中的公民新闻以对抗型为主，传播主体既包括公民个体/个体集合也不乏NGO组织。它们的共性在于：环境议题的紧迫性和新媒介技术的赋权令公民具备了进入公共领域的有利条件，甚至能够影响到环境决策的政治议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新闻为彰显环境公民权的权利意识注入了新的实践力量。

可见，环境传播中公民新闻是一种能够促进环境问题解决的有益的公众参与形式。在那些尚未就促进工业健康和安全进行环境立法的国家中，或政治制度仅具备有限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的国家中，公民新闻会与各种与环境有关的草根运动相结合，形成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这种自下的动员会推动自上的管制并与后者一起成为管治环境问题的动力。

2.培养生态公民权中的义务理念

英国学者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最先提出了生态公民权概念。该概念是对公民权基本内涵与性质理解的全面拓展，旨在为发挥公众在创建生态可持续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确立一个理论与实践基点，因而从外部对传统公民权理论发起挑战。⑥简单地说，这种挑战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成员资格；第二，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传统公民权理论认为享有公民权的成员应限于人类并且权利和义务之间是对称、互惠的关系。但生态公民权则指出，政治过程中可以被接受的施动者不仅应包括当下活生生的个体，还应包括尚未出世的遥远的人类后代，此外还应囊括非人类的动物、森林、河流以及生态系统。同时，生态公民权指出虽然未来后代（时间）和远距离的陌生人（空间）可能并不会影响生活目前的“我们”，但如果“我们”的活动对“他们”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对“他们”负责。由此，生态公民权提出了非对称、非互惠的义务关系。

生态公民权的关键性义务，是保证我们的“生态踪迹”不会影响或妨碍到当代的其他人或者未来后代做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生活抉择的能力。多布森认为，生态公民权的第一德行就是正义，所以德行都应该有助于消除环境非正义。⑦“生态踪迹”是多布森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假设地球生产和吸收废物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可分配的土地总量、土地生产能力以及地球上人口总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每个人都拥有概念性的均等的生态容积。但现实是，总有一些人拥有更大的生态踪迹，比如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者拥有近地球生态踪迹平均水平3倍的生态空间。这背离了生态空间分配应遵循的平等原则，因此它是非正义的。⑧

环境难题一个不言而喻的方面是它既是跨越国界的还是影响代际的，比如全球变暖。对于这类环境问题的解决，公民参与是需要考虑的必然维度。生态公民权和生态踪迹理念提示人们除了要彰显环境权利之外，还要履行应尽的义务。尤其是那些在生态空间方面还有欠账的人更应如此。履行生态公民权的义务要求人们尽可能地减少生态空间的占用，从而改变因占据额外的份额所产生的事实上的和潜在的非正义关系。

环境传播中的公民新闻，尤其是常规型的公民新闻，其在实践中通过话语争锋和知识传播培养并强化人们的生态公民权的义务观念。这类公民新闻不仅可以将各种环境非正义现象带入公共领域的讨论中，还能够将在公共领域中获得的理性认识带入私人领域，从而影响个人生活与消费行为。经过长期的反复，当公民将生态公民权提倡的义务观念视为合法时，他们将更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环境传播中的公民新闻是公民内化生态公民权的义务理念的实践场。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个别案件发生时尚未出现互动媒介，但公民借助媒介表达其利益诉求与公民新闻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②④⑤⑦【英】马克·史密斯 皮亚·庞萨帕著，侯艳芳 杨晓燕译：《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与公民参与》，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第114页、第112页、第70页

③Robert Cox：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SAGE Publications， 2006， 第179页

⑥⑧【英】安德鲁· 多布森 郭晨星：《传统公民权的“生态挑战”——从政治生态学看公民权理论》，《文史哲》，2007年第1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