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环境权初探

环境是相对于一定的中心事物而言的，一般是指环绕着中心事物的客观存在的总和。“环境权”所指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物质环境。环境权产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是伴随着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在当时，严峻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各种公害疾病的出现和大规模爆发严重影响了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存。在严重的危机面前，人们接受了环境保护的思想，提出了环境权理论，并不断迅速发展，直到1972年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人类环境宜言》中被规定下来，这也是继法国《人权宜言》、前苏联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历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一、环境权的提出

20世纪中期严重的环境危机，使人们迅速接受了环境保护的思想，“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同的家园”等理念以其全新的思维突破了传统理论，人们开始考虑以法律手段保护环境。1960年原联邦德国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保障清洁卫生环境的规定，从而引发了是否要将环境权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大讨论。七十年代初，国际法学家雷诺・卡辛向海牙研究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将现有人权扩展，以包括健康和优雅的环境权。他认为，人类有免受污染和生存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中的权利，环境权具体应包括足够的软水、洁净的空气等，以最终保证人类在地球上得以生存。

环境权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正式将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下来。《人类环境宣言》宣告：“人类有权能够在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庄严责任。”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亦宣告：“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缔约国特别要保证：“安全卫生的工作条件”。第十二条要求缔约国“改善各个方面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从此，环境权的人权学慢慢发展起来，人人享有生命、健康的权利，有追求舒适、幸福生活的权利，人人有生存权、发展权。认为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环境权理论提出后，不仅在理论方面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得到了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相应。

二、公民环境权的概念

环境权是一种新的、正在发展中的重要法律权利，对于它的概念，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别给予界定。吕忠梅教授使用的“环境权”概念等同于“公民环境权”的概念。在《论公民环境权》一文的注释中，吕忠梅教授指出：文中所称的公民环境权与环境权系同一概念，即环境权仅指公民环境权，不包括所谓的“法人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她将环境权定义为：“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资源的权利。”

蔡守秋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立法和执法、环境管理和诉讼的基础，也是环境法学和环境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蔡守秋在《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一书中，给环境权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即“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合理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合理保护适宜环境的义务”，简单地说，就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用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权，是基本环境法律权利和基本环境法律义务的统一。

陈泉生给环境权下的定义是：“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健康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其中，健康和良好的生活环境的标准，可以通过环境质量标准或污染物排放标准来衡量，而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尺度，则可以通过对申报许可证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来把握。

综上比较分析，环境权的概念存在分歧，主要是由于环境权的主体、客体范围的不确定以及内容的模糊。笔者认为，广义的环境权应当包括公民环境权或个人环境权、法人环境权、国家环境权和人类环境权等，本文探讨的公民环境权，是狭义上的环境权，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在良好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可以将良好的环境概括为：一个适宜人类健康的、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令人身心愉悦的、舒适和满足的、与自然相和谐的、有利于人类各方面发展的、符合人类尊严的自然环境。“良好环境”作为整体概念，已被注入许多主观价值判断的成分，从而与“环境”这个整体区别开来。良好环境可以满足人们的健康、清洁、安全、宁静等各方面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并使人类社会保持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人类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就是人类尊严的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亚历山大・基斯认为，“环境权是人类尊严的一种表达形式。”

三、公民环境权的内容

对于公民环境权的内容，专家、学者也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吕忠梅教授从民法角度认为，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陈泉生先生认为，在环境权主体广泛的前提下，由于环境权的客体环境自然资源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所以环境权应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一定质量的环境，并生活、生存、繁衍于其中，其可具体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等；后者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可具体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权的权利与义务不可分性，陈泉生认为环境权的内容还应包括保护环境义务方面的要求，如环境管理权、环境监督权、环境改善权等。王明远、朱谦认为，环境权实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公民个人生存和健康直接相关并与个人生活密切联系的阳光权、通风权、眺望权、安静权等；二是既与公民个人生存和健康直接相关又与公益性或公共性密切联系的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历史文化遗产瞻仰权等。总而言之，环境权的内容目前仍处于模糊阶段，尚未完全明朗化。由于环境权既包括对原有环境质量的要求，又表明人类对更加舒适的自然环境的渴求，因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时期和国家，其内容存在很大的差异，其标准也在总体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这些权利要求还远远未得到法律确认，与有具体法律规范予以保障更是有一定距离。

笔者认为，公民环境权从内容上可分为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风、通行、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各方造成妨碍或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从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看，关于实体性权利包括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但仅从实体上规定公民的环境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现这些权利的程序性保障，具体来说，应包括以下几项程序性权利：（1）知情权，即公民对于其所居住的环境状况应有知道的权利。即作为环境权主体的公民，应当有权获得国家环境监测管理机关所提供的真实的、科学的、完整的环境资料。（2）参与决策权，即在获得大量确切的情报、资料的基础上，公民及其组织有权对国家的环境立法、行政实施的行为与决策表达，甚至实现自己的意志。（3）管理督促权，即公民有监督、促使环境管理机关履行职责的正当权利。（4）求偿权。这里的“求偿”既包括请求对权利的救济、修复，也包括请求对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补偿。

当前，从狭义上看，我国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得到的保护或救济显得十分苍白乏力。其他部门法甚至环境基本法也不能对环境权规定更明确、具体、深化，有碍于公民环境权的保护。我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还有第10条、22条、26条规定，可以推断出，宪法是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的。但是以这种形式并没有对环境权做出明确的规定，不具备诉讼上的价值，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显得十分乏力。因而，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环境权，应当用宪法加以明确规定和切实保护，以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公民参政、议政等民利的实施，有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化和政府活动的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