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清廉国家反腐“秘籍”

全球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近期公布了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丹麦、新西兰和芬兰并列榜首，被评为本年度“世界最清廉国家”。新加坡排名第五，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美洲国家中，加拿大排名最前。对付“腐败”顽疾，这些清廉榜样究竟有何高招？

新加坡：让腐败者身败名裂

关于新加坡反腐，有一个传播甚广的口号：“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因此，新加坡公务员一般非常小心保持自身廉洁。

新加坡一度也曾贪污横行。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担任总理，立志打造一个清廉国度。他推动通过《反贪污法令》，规定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将贪污调查局变为总理公署直属机构，赋予调查官员特别权限，包括逮捕和搜查。同时，新加坡建立起一套确保公共财政廉洁的制度。根据规定，公务员要申报财产，包括个人不动产、银行存款、法律允许的股票和债券投资、达到一定价值的珠宝首饰、家用设备、古玩等。配偶等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也需要申报。

当然，新加坡的公务员，尤其是中高层公务员收入很高，这样会使贪污得不偿失。李光耀的说法是，要让他们在保证廉洁的情况下拥有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尊严。

新西兰：监督体系完善高效

新西兰连续多年名列全球清廉国家排行榜前茅，离不开健全的司法体系、公开透明的舆论信息和民众高度的公民意识。

新西兰大法官、监察专员和审计长等均由议会任命，对议会负责，拥有独立预算，不随政府的更迭而更迭。独立和相对稳定性使其可对政府形成有效监督。

为保证政府透明运作，新西兰制定多部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1982年通过的《官方信息法》，规定在不危害国家利益前提下，任何在新西兰生活的个人或团体均有权获得政府的相关文件。这就以法律形式保障了新西兰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而公众也有权随时举报上至总理、下至百姓的违法或违规行为。

新西兰民众崇尚平等的公民意识很强。他们认为，政府的开支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款，因此官员和议员的行为理应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

政府各部基本上没有公务车辆，外出办公事或出差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私车，可报销车费。首席执行官和其副手也没有专车，最多有一个作为职位待遇的免费车位。部长们一般没有专车和司机，用车由内政部下设的贵宾交通处负责。若贵宾交通处的车辆不够用或部长们有特殊要求时，出租车公司为他们提供带司机的轿车服务。

每过三个月，新西兰内务部和议会有关机构会将每位内阁部长和议员上一季度的出差住宿、交通等公款支付费用金额对媒体公布，媒体可将此内容向公众公布，有时还会对个别报销经费过多的议员消费行为“点评”“挖苦”一番。政客大多比较紧张、谨慎，生怕自己成为目标。

新西兰政府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压缩政府机构数目和人员编制，中央政府相当一部分服务职能被转移或下放给一些半官方或民间机构。在小政府、大社会架构下，政府机关在很多问题上只扮演政策统筹和调控角色，不再涉足具体运作。此外，新西兰各地方政府也是“小而精”的建制，只负责提供交通、住房、供水、供电等生活服务，管理范围和权限都十分有限，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权钱交易和权力滥用。

加拿大：打造全新“问责文化”

2012年11月，加拿大皇家骑警宣布，加拿大伦敦市市长乔・丰塔纳被指控在2005年任联邦内阁部长时，两次用公款支付其儿子的婚礼费用，其中第一笔1700加元，第二笔1.9万加元。皇家骑警说，对丰塔纳的指控针对第一笔付款，对第二笔付款尚无足够证据。丰塔纳预定2013年1月首次出庭。

这是加拿大正在进行的一起反腐调查，涉案金额不大，但加拿大对公职人员的严格监督可见一斑。加拿大是国际公认廉洁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建立和不断完善的一整套惩防腐败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公职人员的任何腐败行为零容忍。

在加拿大众多防腐反腐法律法规中，2006年颁布的《联邦问责法》最为综合，包括《信息公开法》《选举法》《刑法》等诸多法律相关规定，涉及个人和机构对政党的政治捐款额度、限制公职人员当说客、保护举报人等。

《联邦问责法》是当时的保守党政府有感于前任政府因腐败的教训而力促的最大立法成就，希望以此打造全新“问责文化”。除《联邦问责法》，加拿大还有规范公职人员行为的《利益冲突法》，旨在从财产申报、回避、离职后行为限制、收礼限制等方面防止公职人员；防止行政和立法领域腐败的《游说法》，旨在从注册登记、开展游说等方面规范游说活动。

加拿大专业而独立的全民税收制度被认为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根据这一税制，每个人的财务状况都高度透明，官员不必另行申报收入和财产。在申报个税时，申报者必须说明自己的每一笔收入来源。如果个人银行账户发生异动，或出现与个人收入不符的财产，当事人在报税时无法解释其合法性，就会面临腐败调查。这就增加了公职人员贪污的难度，一般官员不敢冒险违规。

（李淑珍摘自《经济参考报》2012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