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篇》看王充的矛盾思想

摘 要：王充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气”与自然、宇宙、道德品行、本性等联系在一起，完成自己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但同时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以及思想的狭隘性，他的许多观点也是自相矛盾的。

关键词：自然无为；气；德行；本性；遣告

1 自然无意识的天

《自然篇》开始便提出了“气”的概念，将气与万物的生长联系在一起，直击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关系说”，反对天的意志论，认为五谷和丝麻主要是自然地因为气而生长的，人们也是因为需要才使用它们，“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而不是天有意识的去产生。从产生的原因上阐述了自己否定的理由。同时又解释了人的能动性，人自己可以吃东西、穿衣服，这些都是根据需求使用的，自然而然产生的。同时灾变也不是天来警告人们的，“由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天是没有这种意识的。

为什么是自然呢？将人与天作比较，人是有意识有欲望的，而天则恰恰相反。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以天无口目也”。王充论证了“土――地――天”天的自然c无意识。“今无口目之欲，於物无所求索”，如果将天比作气，那么天也是没有口目的。

关于天地万物产生的原因，王充归结为运动的“气”。“天之动行也，施气也，体动气乃出，物乃生矣”，“夫人之施气也，非欲以生子，气施而子自生矣”，他将万物的生长比作胎儿在母亲肚子里慢慢成型的阶段，母亲孕育与天施气，并不是有意识的为了做些什么，胎儿与气也不是有本身欲望。万事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这就摆脱了董仲舒时代的唯心主义的束缚。但同时他又将气赋予了一定的性质，“气也。恬淡无欲。”人为的用恬淡无欲去形容气，将老聃的长寿与承接天的气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客观存在的，有向唯心主义过度的倾向。

2 无为的天

首先以“天――桓公――仲夫”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桓公无条件信任仲夫，天却用遣告纠正自己任命的国君，这显然是不成立。难道天还没有桓公聪明吗？若天有意识，对于君主，为何是挑选――验证――遣告，“何天不惮劳也”。用曹参与汲黯二人“无为”而地方大治的例子进行论证，治理天下最好的办法便是管理而自己“无为”。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天的谴责，难道相比君主，天对曹参与汲黯更好吗？“天与王政随而谴告之，是谓天德不若曹参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天是不存在遣告的。

对于瑞应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天不会制造祥瑞，更不会通过祥瑞去表扬或者提示一些东西，相反这些都是人为猜度的。瑞应的产生就有很多疏漏，《河图》、《洛书》作为人们所崇拜预言历史的书籍，“黄石公授张良书”的西汉传说，天在没有笔墨纸砚的客观条件下如何得成大作的呢？张文立从瑞应是应说对王充思想做了深刻的解释。“天道自然，故图书自成”，王充认为这些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是他将自己处于封建狭隘的阶级里，书的形成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自然是形不成的，这就批判了董仲舒主张的的天人感应理论。江高鑫支持王充所说的天无意识、王者兴于时命等理论。

因此万物的生长也与天的瑞应毫无关系，“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春生秋实都有自己的规律，不是天有意识地去改变的。树叶、羽毛的文理那么多，天不可能对他们进行奖励。但是人也不是毫无办法的，人们具有辅助作用，“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却不能强求，否则会揠苗助长――得不偿失。人为的干预让武帝见到了李夫人，这是“方士巧妄之伪，故一见恍忽，消散灭亡”，是不能长久的东西。就像人不能改造自然，只能使用或者创造条件去改变自然，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3 品德之气与物质之气

王充将气与人的品行联系在一起。在承认天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根据人们承受气的多少厚薄情况，将人分为贤与不肖。气多而厚就会“至德纯渥”，气少就会“不遵道德”。并且将皇帝和老子称为世界上最阴阳相合的典范。这是他主观的将物质的气与精神的品德相连的唯心主义。但是他认为气有多少厚薄，气是物质的，这也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王充的哲学思想在这个地方产生了矛盾。

正因为气和人的品德有很大的联系，而古代帝王自己又都是“黄帝、尧、舜，大人也，其德与天地合”，在治理国家时都采用无为的方式，按照百姓的品行去顺其自然的管理人民，他们能“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不作功邀名，无为之化自成”，从而大治。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以及事物生长的快慢，都是自然而然产生，阴阳调和的结果。这便是无为的作用。前面说的大致是为了迎合时代的特征，将君主的才能、治理国家的方法都归结为物质的气的质量，但是后面的“而天地不为也，气和而雨自集”是和现在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关系，雨是因气的变化而产生的，不是人为的让它生变生的。因此对比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总结出王充在反对天人合一时，用物质的气去代替神的操控，同时也让自己走进唯物与唯心的矛盾思想之中。

4 性、礼与遣告

气使得万物自生，天地不去干预，却用人间的道理去教化它，“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训之义”，这就是天地的本性。而王充认为天地本性与遣告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王充思想当中矛盾的一面。王充否定人为解释的遣告、瑞应，但却认为商鞅急功近利“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而道家却“下当其上，上安其下”、“纯蒙无为，何复谴告”，从而受到遣告而死。孔子与老子的德行较好，最终没有遭到遣告。这是因为“夫相谴告，道薄之验也”。而道家纯正德厚，从而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承认了遣告的存在性，同时也否定了他对天无意识的论证。

而礼的产生则是为了责备约束人们，“相讥以礼，故相谴告”。周代之前，社会是不需要遣告的，因为“时人愚蠢，不知相绳责也。”而后来因为“末世衰微”，上下相对都不能诚实相待，因此灾异降临时，“则造遣告之言矣。”这是为了警醒世人才提出来的。这样就解释了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的原因：人们道德低下，需要用遣告的方式去约束国人。因此这就让人怀疑，人们认为的遣告，只是国家衰弱的形容，但是人们却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因此“斯盖所以疑也”，遣告到底是为了警醒世人还是代表着社会的衰微？

用人世间的道理去解释天的遣告则是行不通的事情。天是无为的，所以不会言语，更不会遣告。王充认为原因是气的运动，气的变化是自然而产生的，变化了才会见到，颜色也是自己产生的。认为一切事情的变化或者不变都是因为运动中的气，而不是天有意识的作为，这对于我们了解世界本源的物质性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打击了董仲舒所宣扬的天命观。

陈静认为王充反对天人感应论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也继承并提出了“气”这个概念的物质论，吴建华认为王充的天地观思想是自相矛盾的，没有走出东汉时期思想的大圈。但不能忽视这些矛盾，从矛盾中可以看出他对东汉时局的关注，这也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反映时代的要求。从他的《自然篇》中，不仅可以看出他对天人感应的批判，更能看出他自己对天、气、性命、遣告等的看法，这对于我们研究王充的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用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来看历史与思想，这样才能准确的看待历史，从而更有利于后人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王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2]张立文：《王充的天人之间》，《杭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0（6）。

[3]江高鑫：《论王充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5）。

[4]吴建华：《王充天地新议》，《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5]陈静：《试论王充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哲学研究》，19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