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自然宗教思想浅论

摘 要：自然是卢梭宗教思想中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准则，自然情感以及源此而来的良心是卢梭宗教观的核心。“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人性”、“自然情感”都表现了他对原始自然的钟爱和对真正心灵自由的追求，他希望能够通过构建自然宗教，并借助上帝来为这个世界构建合理的秩序。可以说卢梭是以社会契约为万物立法而以自然宗教为道德建立秩序，进而对外在的物质世界和内在的心灵情感进行合理性解释。

关键词：卢梭；自然宗教；道德；秩序

中图分类号：B1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38-02

卢梭反对传统的天启宗教，也否认启示是宗教的基础，还对天主教和基督教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他承认宗教的社会作用，自身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虽然外在的行为可以有法律来约束，但法律在人的内心和道德层面上却无能为力。所以，就需要宗教来维持一个国家的长久存在。他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建立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而那些以往的传统的宗教对国家的正常运行又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公民宗教”，即他所认为的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宗教”，然后将其与真正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下的社会状态的优点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人类精神、道德、自由和平等的更高阶段。

在关于对宗教的解读中，卢梭认为万物都需要通过相互统一完成其和谐，所有关于秩序和规则的定义都应为这一目的服务，万物的目的在于使整体变得和谐而有秩序，在宇宙中，每一个存在都彼此互为目的和动因，共同构成其完善性。他说“每一个存在都可以在某一方面被看作是所有一切其他存在的共同中心，它们排列在它的周围，以便彼此互为目的和手段”[1]394。他觉得由一个外在的意志力在统筹着世界，这一意志力的目的在于通过精心刻意地安排而达到一个共同的可以使万物在一种既定的秩序中保存其整体的完整与和谐并能使得万物自由。并且这种意志力是有思想的，因为没有思想的东西不可能产生有思想的生物。他说，“我发现这个系统中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经过安排的，不是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在它的秩序中保存这个整体。这个有思想能力的存在，这个能自行活动的存在，这个推动宇宙和安排万物的存在，不管它是谁，我都称它为‘上帝’”[1]394。但它的存在具有不可知性，能感知却又无法认清，“我愈去想它便愈感到迷茫”[1]395。“当我想就它本身来思考它的时候，当我想寻找它在什么地方，想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想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构成的时候，它就逃避我，我迷迷茫茫的心灵便什么也看不到了。”[1]395但他肯定上帝是存在着的，它“不仅存在于旋转的天上，而且还存在于照射我们的太阳中，不仅在我自己的身上存在，而且在那只吃草的羊身上，在那只飞翔的鸟儿身上，在那块掉落的石头上，在风刮走的那片树叶上，都存在着”[1]391。“我知道我的存在是依附于它的存在的，而且就我所知道的一切事物来说，也同样是依附于它的存在的。我在它创造的万物中到处都看到上帝，我觉得它在我的心中，我发现它在我的周围。”[1]395

在宗教层面上，卢梭是一个坚定的有神论者，并且还提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三个信条。第一个信条：“没有哪一个真正的运动是没有意志的，我相信有一个意志在使宇宙运动，使自然具有生命”[1]389；第二个信条：“如果运动着的物质给我表明存在着一种意志，那么按一定法则而运动的物质就表明存在着一种智慧”[1]391；第三个信条：“凡是真正的意志便不能不具有自由，因此，人在他的行动中是自由的，而且在自由行动中是受到一种无形的刺激的”[1]401。除了这三个信条之外，他还通过物质第一动因的产生，通过物自体内不可知外因的产生，通过“良知的直觉”，通过现存的自然秩序倒推某一完善者的存在等论点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大量的证明。他认为，如果我们拥有自身之外的情感并期以合理性的解释，须寻找一种外在物予以证明其意义。对矛盾的合理性进行自我告慰和证明，以期心灵能重新回归到平静，使生活重新存有秩序。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认识自然的秩序和“良知的直觉”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卢梭认为上帝是聪明的、是纯粹直觉的、是万能的、是善良的、是公正的，“人类不公正的行为是人自己造成的，而不是上帝的原因。道德的混乱在哲学家看来是上帝不存在的明证，但在我看来恰恰表明了上帝是存在的，人的公正表现在给予每一个人应得到的东西，而上帝的公正表现在要求每一个人对它给予的东西付出代价。”[1]409

由此，卢梭提出了与以往宗教观不同的宗教思想——自然宗教。他认为自然宗教蕴含着以往传统宗教的基本教义，并且自然宗教所追寻的是其他一切宗教的基础和根源。在他的自然宗教中，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无需牧师等中介的传媒和代言，人通过内心的崇拜和灵魂的信仰与敬畏直接可以向上帝表述真诚，上帝也不需人们表面形式化的祈拜仪式。他说“我们不能把宗教的仪式和宗教的本能混淆起来，上帝所要求的敬拜是心中的敬拜，只要这种敬拜是之诚的，那就是一致的了”[1]426，“上帝所希望的，是受到人们精神上真实的敬仰，这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都应有的一个天职，至于外表的形式，即使是为了井然有序而应该一致的话，那也纯粹是一个规矩上的问题，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启示的”。[1]427

卢梭认为在宗教的信仰上不应该放弃理智的思考，越是纯朴明了的教义越能使人们敬服。自然宗教虽然用晦涩神秘的语言向我们启示伟大的真理，但它在利用启示指示真理的时候，运用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明白的方式，使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思考，从而相信它。他说，“信念之所以坚定不移，正是由于经过了理解，一切宗教中最好的宗教一定是最为明白的；对我宣讲宗教的人要使宗教带上矛盾和神秘的色彩，反而使我对那个宗教发生怀疑。我所敬拜的上帝，不是一个黑暗的上帝；他既然给我以理解的能力，便决不会禁止我利用这种能力；因此，谁要我抛弃我的理智，谁就是在侮辱创造理智的神。真理的传播者不仅不压制我的理智，反而会启发我的理智”[1]433。卢梭提出自然宗教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以往的宗教变得更加自由。他认为社会最大的恶是不平等，社会最大的善是自由。他所说的“自然”与“自由”有着很贴近的意义。当然，对他而言，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而是指服从于个体为自身所设立的严厉而不可侵犯的法则。决定自由的真正特性的不是拒斥或免除这一法则，而是自由的同意。由于个体的力量较小，存在着种种的局限，因此，要找到一个共同体来协调好这一集体的力量，一起捍卫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当这个个体和其他的所有个体联合成集体之后，他所服从的也就是他自己。“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渡让给他的同样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1]20。这样，他们虽然放弃了自然状态中的独立，但换来了真正的自由，他们才能成为更高意义上自主的个体。

卢梭反对社会的邪恶乃是出于裸的需求和无可避免的必然性的观点，他几乎从未关注过自然的邪恶，只是希望在人类生存中将幸福和德行统一起来，达到协调一致。他相信宗教使人快乐、善良并让人享有幸福。在神义论问题中他改换了承罪体，由个人承罪改为社会承罪，认为个人只是个别的、单一的代表者，而社会群体才具有广泛性。这也是卢梭在他的自然宗教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康德曾宣称卢梭的成就无异于解决了神义论问题，并以此将他与牛顿相提并论。“牛顿第一个看到了十分简明的秩序与规律，而此前是混乱无序以及不相匹配的多样性占统治地位，从此以后，彗星就在几何学的轨道上运行了。卢梭在人类所呈现出的千姿百态之中发现了深藏于其间的人类天性，并第一个察觉出天意之正义的隐秘法则。在他们以前，阿方索和摩尼的反对仍然有效，在牛顿与卢梭之后，上帝被证明是正义的，自此以后，蒲波的箴言才是真的”。[3]71卢梭在他的《爱弥儿》开篇时就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1]5由此，他把所有的邪恶都归咎于人类，上帝不再负有责任。然而在卢梭的思想中，他宣扬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出自上帝之手的人性都是好的、是善的，却怎么又变坏呢？他认为人性一开始时的情感总是天真善良的，这与传统宗教中的“原罪说”截然相反，他一方面反对教会，主张人性的本善以及人类理性的正当与独立；另一方面，却拒斥这一理性最为高贵的成就——艺术、科学和所有精神方面的修养。当我们既不能将邪恶追溯至上帝也不能在人性的特征中找到其原因时，卢梭就改换了这个承罪体，将个人承罪更改为社会承罪。当个体刚从自然之手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善恶之分，一切思想和行为都出自于自保的自然本能，这种自保由自爱所控制，这种自爱不是自私之爱，自私之爱中包含着让人在将来堕落的社会原因，它将培养出人类的虚荣以及对权利的渴望，使人以压迫他人为满足自己的手段。“正是自私之爱让人类成了自然与他自己的暴君；正是自私之爱唤醒了人类心中那自然人闻所未闻的需求与激情，同时也正是自私之爱让人类掌握了不受约束，永不停息地满足这些欲望的最新方式。我们迫不及待地要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我们野心勃勃地要在他人面前出人头地——所有这些让我们总是远离自身，并且可以说是将我们抛到了自身之外。”[3]75这样，卢梭就解决了神义论问题，不再让上帝来富有责任的重担，而改为人类社会来承担。如果社会自愿负责的情况下承担这一责任，那他就是有罪的。人类不是在上帝的帮助和拯救下，而是自行的通过建立秩序和完善自己获得自由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仅有奢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2]26

卢梭通过对人自身和人类社会问题的论证分析，认为要真正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仅契约组建合理的法律国家是不够的，还要将宗教道德问题放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所以，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他特别强调自然宗教问题。他通过这种自然宗教的建立，以期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和灵魂深处构建一个完整的像法律一样的道德秩序，由此来达到外在社会和内心道德之间的平衡，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爱弥儿：上、下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M].王春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