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庆:讲“国学”旨在保护人类的两个家园

20世纪末，人类的两个家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一个是人类肉体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另一个是人类心灵赖以栖居的精神家园。破坏二者的力量来自同一个方向，这就是人类的贪欲，是贪欲导引下的现代科技与价值观念。复兴“国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乃至人类的精神家园，确立东方价值观。使人类灵魂在安居与自足中，消除对地球肆无忌惮的行为，保持宇宙间的一片祥和。

――刘毓庆

刘毓庆：高校办国学院，这是好事，但大家对于国学的理解不完全相通，甚至在一些高校还发生了争论。山西大学主要有章太炎先生的这个传统，因此没有出现太多的歧议。我们对于国学的理解是：国学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一种治学门径和研究方法，而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其实国学在大学里是被绝大多数老师排斥的，因为国学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它包括了文史哲，但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这问题不是属于哲学的，就是属于文学的或史学的，这样还等于是分开了，国学成了空架子。现在学科分科越分越细，学者们的研究面越来越小，强调“精专”而不大提倡“博通”，学科之间又在不断地划地为界。如果你的本行是研究文学的，你闯到了历史领域，搞历史的人便会对你的成果置若罔闻，不屑一顾。因为他已经把你定位到文学研究领域了，你不该侵犯别的学科。如果你说研究国学，那便是文史哲都研究，面太广了，人们更接受不了啦，认为你的口气太大。其实这是个误解，不应该把国学当作学科来理解。现在一些学校把原来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的部分学者整合起来，办国学研究院，而在研究上，搞历史的仍然研究历史，搞文学的仍然研究文学，这样就失去了国学的意义。国学强调文史哲不分，“不分”不等于合。前几天《文史哲》编辑部的人来，要姚先生为《文史哲》创刊60周年纪念题辞。姚先生题的是：“贯通文史哲，为国学精神之所在。”这代表了我们对国学的理解。因此我们成立国学研究院，并没有拉历史、哲学的人入伙，而是坚持章门学派的学术传统，坚持走以小学为基础、融通文史哲的研究路子，并有意发扬这个传统。

但是民间老百姓谈国学，情况就不同了。有些学者认为国学热是少数人炒作起来的，其实这种情况少数人是炒作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关键是普通老百姓和学院的学者对国学的认识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学院的学者是把国学按照学科的要求来对待的，而普通老百姓是把国学作为一个价值系统来对待的。他们知道国学代表着中国的传统道德与文化。特别是学生家长，看到社会上青少年犯罪的那么多，谁不担忧自己的孩子呢，于是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一点传统道德教育，学《弟子规》《三字经》等。

企业在发展中也遇到了道德危机的问题。比如，老板看到一个小伙子是个苗子，就花重金把他送到国外培养，花了几十万把人才培养成了，结果小伙子回来后就跳槽了，原因是这里给的工资低，别的地方给的工资高。人的信誉降低了，没有了道德约束，哪儿有利就往哪儿走。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企业老板想着通过讲国学，让他们的职工接受点传统道德教育。国学就是这样兴起来的，是老百姓的呼唤。他们用“国学”这个词来概括，是因为这是传统的、我们国家所有的。很简单，他们理解的国学就是一种价值观念。

记者观察：有一种提法叫做“章黄学派”，《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2年第二期刊登过一篇文章，叫做《章黄学派初探》，文中将章黄学派界定为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以研究小学为基点，兼涉经学、哲学、史学、文学等层面的学术流派。从章黄学派到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您认为是怎样发展的？他们之间有何异同？

刘毓庆：现在很多人习惯提“章黄学派”，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章和黄不是一回事，他们两个完全不一样。黄侃从章太炎先生那里学到的是文字学、音韵学等小学的基础，但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化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在黄侃先生那里似乎看不到。“章黄学派”其实是黄侃传下来的一派，而不是章先生学派。姚奠中先生这一派就和黄侃毫无关系。姚先生为什么从事政治活动，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文化使命感，他在研究、学习中都贯穿了这种精神。

章太炎先生有一种文化担当精神、救世精神，也就是鲁迅先生提到的革命精神。太炎先生本名学乘，字枚叔，后改为太炎，“炎”是顾炎武的“炎”。章太炎先生之所以把字改成这个，主要是仰慕顾炎武的为人为学。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还提出过两个概念，一个是“国家亡”；一个是“天下亡”。“国家亡”是一朝一姓政权的灭亡，“天下亡”是指道德沦丧，率兽以食人。救世就是要挽救世俗堕落的道德。章太炎先生继承了顾炎武的这种精神。他一生讲国学，正是他救世精神的反映。

记者观察：您是姚奠中先生第一批研究生中最小的一位，与其他人年龄差距很大，姚奠中先生对您在培养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姚先生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刘毓庆：我们同时上研究生的，年龄最大的是40岁，我是24岁。平均年龄比我大13岁。其他同学，姚先生让每人选一个题目研究，对我则要求从从根本上来，打小学基础。

姚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先生的为人。他非常大度，心胸开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中没有仇恨。据人说“”期间曾有些人对他“非礼”，而且有名有姓，别人都能说得出来。可是先生从来没有提起过那些不愉快的事，对那些人他都原谅了。他对人宽容，可是很讲原则。违背原则的事他绝不做。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时，考的是第二名，年龄最大的是40多岁，是我老师辈的人，许多有十几年中学教龄的人都没有考上。有些人就说姚先生把题透露给我了。其实这种事姚先生是绝对不会做的。这方面他的原则性很强。他可以指导你读哪些书，但是绝对不会漏题的。姚先生对于不讲原则、一味装好人的行为是不赞成的，他称这种人是“乡原”，即孔子说的“乡原，德之贼者也”的“乡原”。他认为这种行为没有正义可言，因此不能提倡。同时与自己有成见的人，先生也从不在意，在关键时刻也不会借机报复，而是实事求是、客观地对待事物。他是一位长者、仁者、智者，凡事从大局出发，关心文化事业超过了关心他的子女。他把自己价值数百万的书画作品捐给山西大学，又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建立“国学教育基金”，这都是很好的说明。今年他已是98岁的高龄了，提笔变得困难起来。但要是关乎文化事业，他都表现得十分兴奋，愿意题字。前几天不慎腰部骨折，站立困难。《文史哲》编辑部的人来，为纪念创刊60周年向先生索字。先生提起《文史哲》杂志来，赞口不绝，说这个杂志影响很大。于是带病书写了题辞。有人说先生题字是收费的。其实先生从来没有谈过什么润笔费的问题。只是子女及弟子们为了保护先生，不让先生太劳累，才用润笔费的方式“挡驾”的。

再一个是他的思维方法。他看问题从来不过分追究抓细枝末节，总是从大处着想，抓本质，抓主流。能够居高临下，统观全局。表达事物要言不繁，非常精辟，以人清楚为准，不多说一个字。我听过他两轮文学史课。一轮是半年的课，一轮只有8个课时。他都能根据给予的时间，把课讲完，重点还无一处遗漏。现在一些老师讲课，老是抱怨给的课时少，课讲不完。其实是他们没有把课程内容的主次分开，不会抓重点。先生给我们讲作品，经常是一篇课文，用两个字或者一句话就把要点概括了。我们想，如果一篇课文你总结了10个要点，这等于你没有抓住要点。如果只总结了一个要点，这个要点一定要把握得非常准才行，这是水平问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我的那本《国学概论》的写作，在思维方法上就受先生的影响很大。虽然写得很简单，但是有些结论是我思考了几十年才敢说的话。

记者观察：您带研究生的时代已经与姚奠中先生那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因扩招而导致生源质量参差不齐，还有很多人上研就是为了拿个文凭。面对这种情况，您是怎样将姚奠中先生的学术传统坚持下来的，在培养思想和方法上又有怎样的变化？

刘毓庆：每个学生有不同的情况，而且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这明显和前些年不同。如果这个学生是一个学术苗子，就按学术苗子来培养他。如果要到社会上工作，那就要注重基本能力，培养一种思维，充实一下他自己，提高个人素质就可以了。对这类学生，只要你在课堂上讲的知识、道理他懂了，对他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有帮助就行了。不一定非让他们记多少东西，背多少古文。社会上招聘人，绝不会因为你背过300首唐诗、200首宋词就招聘你做经理的，而要看你的基本素质。所以要看情况。若他确实是个苗子，就扎扎实实把小学基础打好。

记者观察：文学院院长郭万金就是一个例子吧。听说他非常勤奋，这是不是您特别喜欢他的原因呢？

刘毓庆：他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放假也不回家，大年初一中午就来了。勤奋是他成功的关键。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虚心。《论语》中有一段孔子评论颜回的话，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以前我觉得这几句话毫无意思，用今天的话就是：“我和颜回谈上一整天，颜回都傻呆呆地在听，一言不发，好像个傻子。看他的行为他却不傻。颜回不是傻子。”这不过是在解释颜回不傻，这有什么意思呢？可是从小郭的身上，我理解了这几句话的深刻意义。我与小郭谈话，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听，偶尔轻轻点一下头。过后看他写作业，他却不但把你的话理解了，而且还会查很多资料来补充、发挥。我多年的教书经验告诉我：在讲问题时，一言不发耐心听讲的学生，最有培养前途。因为他是虚心地在接受。孔子实是用这种方式表扬颜回，希望其他学生也能像他那样。有两种学生很难培养，一种是不等老师把话说完，就急急忙忙地回应，以为自己理解了；另一种是不考虑自己知识积累是否充足，就自以为是地向老师提出挑战。这两种情况都是自满的表现，很难接受新的知识、新的观点，也很难改变自己的看法。对老师来说，当然是喜欢虚心的学生。一般来讲，家长希望孩子怎么样，喜欢什么样的孩子，老师就喜欢什么样的学生。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也就希望你的学生怎么样。孩子是自己血脉的传人，学生则是自己学脉的传人。

作为一个老师，要保护自己的学生，他怎么发展对他有利就怎么发展，不要对学生记仇。他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适当的机会、适当的地方和他说一说，你当着他的面可以严厉地批评他，但绝不在背后说学生坏话。一旦学生遇到什么难处的话，你就要想到假如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办。

记者观察：小学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您也多次提到小学是国学的基础。如把这些运用到咱们现在的小学教育中，您觉得可行不可行？

刘毓庆：完全可行。现在不可行，是因为大人的一种观念在制约着。大人们用大人的思维去思考，他们考虑的是逻辑。但孩子们用儿童思维去思考，他们的逻辑思维不发达，而对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却会很感兴趣。可是我们现在却忽略了这一点，反而让孩子们记一些抽象的概念。我曾在讲到小学时，多次举过一个例子：我儿子上一年级时，一次南城区通考，试题中有一道题，让分析“司”字是什么结构。有一位朋友的孩子也在一年级，学校虽不同，考试题则一样。两个孩子在我家里为了答案吵了起来。一个说是 “独体字”，另一个说是“半包围结构”，他们的根据都说是老师给特意讲过的。正好这两个老师我都认识，我就向她们请教“所以然”。让人吃惊的是，两位老师都回答说：我不知道，是某某所编的参考书上这样说的。原来她们的分歧出在参考书的不同上。于是我给她们说，假如我要讲这个字，我会从根本上去讲。“司”字在古文字中，像一只手搭在口上的样子。因为以前没有扩音器，这样声音可以传得远些，让众人都能听见。这是大会上向人们讲话时采取的姿势。那么什么人才有权力在大会上讲话呢？是领导，是管理的人，因此“司”字有管理的意思。“司法局”是管理法律的部门，“司令员”是管理命令的人，“司机”是管理机械的。字形上把它用抽象的笔画表示出来，便成了“司”字。这样，学生不仅容易掌握字形，同时把它的意思也就记住了。这样讲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让小学生去记结构呢？那样有什么意义？关于字的结构，是专家们研究的内容，不是小学生该记的。如果老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能把每一个字都找到根据的话，对孩子既是一种知识的传授，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训练。培养他们从根本上把握问题的思维。比如，我这段时间看电视，发现人们爱把土匪叫做“胡子”，对一般人来说，知道胡子指土匪也就算了，可是我就要从根本上了解土匪为什么叫“胡子”，这就是长期研究文字训练出的思维特点。胡是胡人，是北部的游牧民族，在马背上生活；农耕民族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作。在与北部游牧民族接壤的地方，经常就会有胡人骑着快马来抢东西。所以他们就说：“胡子来了！”后来胡子就演变成了对土匪的称呼。

记者观察：有些人也认识到了这种教育方式很实用，那么如何推广呢？

刘毓庆：至于推广，最理想的方式是能纳入当前中小学的课程体系中。现在只能先具有这种意识。你不要强调让孩子从头到脚都要记住，只意识灌输就行了。他在学习写字的时候，先让他认识，然后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这样解释。为什么这么写是帮助他认识这个字，让他记忆深刻。即便这个字认识了，背后的原因忘记了，但是慢慢积少成多，这种意识就培养出来了，这个并不难。

记者观察：据了解，在2007年的时候，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2008年，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开讲，免费向社会开放。经常会有很多学生家长、社会人士去听讲。这些是否也是出于向社会推广、普及国学的努力呢？

刘毓庆：早在1999年，我就给山西大学领导写过成立国学研究院的报告。如果那时国学研究院成立起来的话，绝对是国内最早的。在2007年的时候，国学研究院终于成立了，这对学校、对学科来说是有影响的。

国学大讲堂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的老师讲课，后来就请一些外来的老师，经费上就比较紧张了。我们是免费向社会开放的，源于国学本身的精神：国学本身是弘扬一种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是以道义为核心，向社会传播一种价值观念，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而不是拿它来赚钱的。有自称是北京大学的人就给我打过电话，要我给他们办的国学班去讲课，我拒绝了，因为他们是拿国学赢利的。这就使国学变了味。

记者观察：章太炎先生在百年前曾振臂高呼“以国粹激动种姓”。您认为，国学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将向何处走去？

刘毓庆：国学救世到底能救到什么程度，这很难说，但起码能阻止人类精神滑坡的速度。章太炎先生那个时代讲国学，目的是要挽救中华民族覆灭的命运。现在不同了。因为我们中国也强大起来了，不存在“亡国”的危险了。现在重要的是“天下亡”与“人类亡”的问题。“天下亡”是道德沦丧的问题。“人类亡”则是人类实体的消失。

中国的价值观念和西方不一样。西方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科技的发达，都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为了维护群体的利益，必须有一个约束。所以，西方的法律就起了这个作用。他们的法律把人想成最坏的，认为最坏也能控制住。但是超出这个法律实施的范围，如不在一个国度，你就没有权利管他了。这样在利益竞争中，一些不正当、非道义的手段就派上了用场，甚至为了利益不惜诉诸战争。

在西方价值观的引导下，人类发展了才200年的时间，就出现了种种危机，一种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比如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人们感到忧虑。霍金提出了一个难题：“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100年？”因为在科学与技术的无限度发展中，人类的地球家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按现在的发展模式走，人类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很困难了，可能等待人类的是墓地。西方的发展模式不行，一些科学家们就把目光转向了东方的智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一次报告中就说：“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世界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也说，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了的心灵，学习东方智能。在1998年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瑞典科学家汉内斯也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公元前6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科学家们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思维是循环的，考虑到了事物的还原与再生；而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线的，不考虑还原、再生问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与积累了5000年的智慧，对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是以道义为核心的，不是以利益为核心的，它的终极目标是“万世太平”，而不是利益获取。因而我们的地球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才能获得安静。

记者观察：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

刘毓庆：信仰危机是必然的。原来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强调无神论、唯物主义，打破了对神鬼的信仰，这样人们便无所畏惧。原来还怕做了坏事有鬼神报应，现在知道没有鬼神，自然也不怕了。而马克思主义因为社会的腐败，也失去了部分人对它的信仰。这样既没有了道德约束，也没有了鬼神恐惧，而法律又不怎么健全，于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了。

国学对拯救信仰危机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传播国学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如今的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是工具性的。而大学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高一级知识群体集聚的地方，这个群体拥有着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文化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谈，大学是一个社会的大脑。大脑应该引导人类走向健康的方向。可我们现在是，大学跟着社会走，不是社会跟着大学走。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道德修养的高素质人才，即《大学》篇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大抱负的人才。《礼记・学记》也说：“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大学应该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引导人类走向健康、快乐、幸福的方向，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我们倡导“国学”，在一定意义上就要传达这种精神，向社会、向人类负责的精神，一种献身精神。而现在大学丢失了在这种精神。

记者观察：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些什么？

刘毓庆：我们不敢说一定要怎么样，只能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比如说国学大讲堂，以这种方式，向在校的学生、社会上的人士传达这种精神。再一个，我们进一步考虑在大学里怎么开设国学这门课，比如把大学语文利用起来传播传统文化。大学最重要的不是传授技能而是传授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