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中国传统学者的人生境界

姚奠中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是当代中国少见的能将传统学术与诗、书、画、印集于一身而且皆臻于很高境界的学者，但这一切，对他来说不是获利之器，而是修身之道。他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完善人格，更亲沐太炎先生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思想熏陶，故而身上体现出了高深的国学素养，又体现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

如今，他已98岁高龄，而那种传统知识分子“兼及”“独善”、担当道义的精神，仍然充乎其中，溢乎其表。他的学问，他的诗，他的字，他的印，他的画，展现出的无不是传统学者以道自任的精神和情怀。

记者观察：据了解，您是章太炎先生招收的唯一一届7名研究生之一。请问您当时是怎样拜入章太炎先生门下的？

姚奠中：在入章门之前，我曾在无锡国专学过半年，后因仰慕章先生，经《孽海花》的作者金松岑先生介绍，转到章太炎先生所办的“国学讲习会”。“国学讲习会”是用的钱办起来的。曾派人致万金为先生作疗养之费，但先生深恶蒋的为人，拒不接受。来人无法回去交差，只好求助于汪东、黄侃等章门弟子，最后折中用这笔钱创办国学会，先生才应允。因此，我们当时上学除伙食自理外，一切学杂费皆免，连住宿都免费。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有一种优越感的。

刚开始，讲习会的学生只要有名人介绍即可，年龄差异很大，有70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有的是海外归来的留洋学生，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大学毕业生，还有成名的教授。先生讲课时讲问题，许多人不懂，有的甚至根本摸不着边，因此开始来的人很多，后来只留下了60多人。鉴于这样的情况，先生决定招收研究生，亲自规定，凡学历高、有著作者即可批准作研究生，如果没有著作，则可报名考试。我就是报名考试的，最后录取了7人，我是第四名，年纪最小。

记者观察：您是现在少数健在的章门弟子之一，亲沐章先生教泽，一定有不少深刻的体会和感受。

姚奠中：是的。在章先生门下与在无锡国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为人极负责任，对学生也很关心，他眼睛失明，看不见，常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谁在他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当时我去见他，用纸条写上名字，由秘书传入，报告姚豫泰（姚先生原名）求见，方可入内。章先生则不然，很随便，谈什么都可以，谈逸事，谈学问，谈革命历史，谈民俗风情，有问必答，有时谈得极深。可以说，章先生是将整个中国学术的主要方面贯穿在一起的，堪称“国学大师”。

那时我们除听课外，一般每周拜谒先生一次。有时集体去，有时单独前往。先生是余杭人，说的方言不好懂。我们去向先生请教时都带着笔记本，听不清的就请先生写下来。先生讲授《尚书》之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单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旁征博引，如数家珍。

据章师母讲，先生做什么事都很投入，往往半夜起来查书，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有一次因专注于思考问题，把墨汁当成了辣椒酱来蘸。在上海时，也常常把回家的路走错。讲课也是这样，往往不知道休息，一讲就是好长时间。章师母担心先生的身体，要我们一听到打铃就下课，这样先生无奈，就只好休息了。在生活上，先生却不讲究，也很少考虑。如在苏州买房子时，先生不会讨价还价，而连口称赞房子好，结果房主抓住了他的心理，把房价抬得奇高，惹得师母抱怨不已。

对于国学会的事务，章先生基本不过问，一切事宜都是由章师母管理。师母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对研究生都很熟悉，和大家感情很好。她也常给我们讲些先生的趣事，当时有个常在先生周围的沈延国，我们对他不甚恭敬。沈的父亲沈瓞民是先生的朋友，也在学会授课。师母向我们解释：陈其美派刺杀了先生的革命好友陶成章，陶成章遇刺的那天正是沈延国出生，因此先生把沈延国看作是陶成章的后身，对他爱护有加。这虽是笑谈，却体现出先生对革命同志的感情。

1936年6月14日，章先生罹患鼻癌病逝。就在去世的头几天，先生还在坚持为我们上课。在先生弥留之际，学生们集中守在院子里，先生的好友李根源等和学生汤炳正、李恭等守护在先生病榻旁。

先生辞世后，在师母的带领下，我们继承先生的遗志，将学会继续办了下去，师母因学会学生参差不齐，所以开设了预备班，招收高中毕业生，除也有高深的学者外，还在研究生中选了3人为预备班代课。我是其中之一，教《中国文学史》，这是我一生教学之始。

记者观察：可以看得出来，章先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姚奠中：对。这从一直流传着的先生的一些逸事可以看出来。太炎先生曾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告知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3次，清晨9时一次、下午3时一次、晚上9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听差厨子便每日遵时前来请安。有时已下午3时，先生犹自午睡不醒，听差必联袂入房，就枕畔低语：“大人醒来，打更时间到了！”当时，按例先生可每日享受两个大洋的菜肴，极尽丰盛，他要求只做一块钱的，剩下的一块钱公然没收。即便是这一个大洋的菜肴，光他一人享用也过于丰盛，他从来只吃摆在面前的两个菜，对摆在远处的则懒得动筷。久而久之伺侯他的两个听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处，而把鲜腴的菜肴放在远处，等他吃完后，听差们便自己享用。后来钱玄同得知此事，便和官方取得联系，将两个听差革职。先生个性鲜明至此。1915年，袁世凯野心称帝，为制造舆论，逼迫仍被其软禁的太炎先生写“劝进书”――因太炎先生清望极高，影响深远，若能撰文拥护帝制，则局面大可刷新。本想要费番周折，不想翌日上午便拿到了太炎先生的“劝进书”，袁喜出望外，打开一看，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老袁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先生始终坚持民族、国家大义，“自任以天下之重”，对国家、民族前途有一种深切的使命感、责任感。正因如此，他才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对于个人利害得失全不计较。他开始对于维新变法也是支持的，康有为流亡南洋，他也曾写信安慰。但后来康有为由变法转为保皇，先生才撰名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其决裂。正由于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先生才创办国学讲习会，欲保国脉于一线。

记者观察：您认为章先生在文化、学术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姚奠中：在文化和学术方面，先生最大的特点是紧跟时代，不断前进。对于传统学术的研究，先生力主和现实联系，有利于社会进步。比如对于小学的研究，他的学生黄侃研究古韵有创见，被先生肯定，但没有进一步开拓，较窄；而章先生则向语言学发展，他以统一全国语言为目标，首创了拼音字母，后来叫做注音字母。这对汉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很大。

先生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绝非后来人想象的老夫子。前几年有个笑话，有人写文章说，先生结婚是长袍马褂的旧式婚礼。我曾撰文反驳，并附上照片，他穿的是西装，孙中山、黄兴都参加了，主婚人是蔡元培。有人想当然地认为研究国学者必然守旧，但实际上先生对于传统文化是要“恢弘而光大之”。

记者观察：章门弟子，以声韵、训诂出名的不少，您似乎对于这方面不太重视，而偏重诸子。

姚奠中：不是不重视，而是不钻研。谈国学而不懂声韵、训诂，是不行的。我重在用，即用专家的成果为研读古书服务。对诸子，从初中时起，我就买了《十子全书》，泛读后，最喜老、庄、墨三家，特别是庄，到章门后，发现章先生就是重视诸子，这坚定了我的信心。章先生曾说：“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所以我的研究方向就定为诸子，而以庄子为重点。章先生也很赞成我作诸子。我的研究生论文是《魏晋玄学与老庄》。我研究庄子，主要是看重庄子对人生的作用，特别对精神修养的作用，使人思想开阔，毫不偏执，而意志坚定。有些人认为庄子是相对论，其实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庄子认识事物、事理都是相对的，但又提出“道通于一”“莫若以明”，这就是说，从一般层次上看，事物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就可以看透事物，就“明”。庄子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待人接物就不会偏执。我在思想上就颇受其影响。

记者观察：我们都知道，先生在书法上是国内大家，2009年曾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而且您的诗、书、画、印并称四绝，但先生并不特以书法家、诗人、画家、篆刻家自居，似乎是将诗、书、画、印作为“国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融通文史，不拘一隅，因此，著名学者周汝昌，称您为“通儒”“鸿儒”。

姚奠中：诗、书、画、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能表现中国文化以“中和”为美的基本思想，从中可以陶冶情操，使人格得到升华，丰富内在的精神世界。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汉书・桓荣传论》中说：“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为人”的意思是，向人卖弄、炫耀，以求取悦于世；“为己”则是，阅读典籍，研究学问，目的是为了自身的人格修养。这种东西西方没有，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人类非常宝贵的一份精神财富，无论如何都应该重视。

我高中毕业时，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前途发生了争论。一位说：“你应该走美术道路，一定能成为大家。”一位却说：“不，你读古书多，文字好，做学问才是正路。”我没有管这些，只是不由自主地二者并进，以学问为主，但并不妨碍在艺术方面的追求。在伯父的严格要求下，大小楷10年不间断。上中学起，每学期回去都要交作业；从小爱画，见甚画甚，常从旧小说插图中描人物。初中时期有两位李老师、一位张老师，对我在书画上帮助很大。他们有不少从上海购置的名家复制品，开阔了我的眼界。同学中有几位爱好书法的，大家常互相评论、批评。那时给人写字、画画不少，还应一个卖画老头的要求，作了些冒充名家的伪作。后来从北方到南方，见得多了，随时吸收各名家的优点。对坏作品，我也会揣摩它坏在哪里，如何去改。进章门后，得到了太炎先生的指点。章先生提出“汉碑头”《天发神谶碑》《三体石经》《石门颂》《郑文公碑》《张迁碑》《曹全碑》等碑刻，说要放得开，收得住。我从练习实践中体会其中的道理，结合我用过力的颜楷，觉得大有益处。画喜欢米芾、石涛，不喜王石谷，印喜“汉铜”，不喜纤巧一派。等到从教后，书、画、印都作的少了，只是遇到有同好的朋友，才相互切磋创作。诗，在初中时写七言歌行，订成一本。到高中，专写五古，发表过几篇，抗战初才写五、七律、绝和词，功夫不深，不过都属于感时抚事，很少风花雪月。喜欢旧小说中常说的“怎见得，有诗为证”，就是作诗证事的。只偶尔作一两首，自己刻有一图章，文曰“未能高咏”，不敢以诗人自居。

姚奠中先生是如此谦逊和仁厚。在当前很多学者追求“著作等身”的大环境下，姚先生基本上是属于“述而少作”的学者，他的《讲习文集》五卷也只有170万字左右。他无意为文而文，为文也多是为了清除在理解经典文本与经典作家中存在的障碍。他不为空论，不为大论，不为高深之论，而是应时而发，要言不繁。他旨在把握中国文化的要义，丰富自己的内在精神，铸就君子人格，并以之影响后学，使中国文化精神得以传承。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博学鸿儒的君子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