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与创意学问

1979年，我在斯坦福大学休假，不意触及几何平均与算术平均的问题，虽然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不能确定自己的了解无误，就去问我的一位数学家朋友萧荫堂教授，他简单地确认我的了解还算正确，但是告诉我，如果想进一步知道有关数学统计的问题，可以看某本波兰人写的书。萧荫堂教授随即就把那本书丢给了我。

我读了一大半天，经过一个多礼拜，连第二页都无法翻过去。整本书密密麻麻都是公式，所以只好掷笔三叹，承认隔行如隔山，回去跟萧荫堂教授讲，实在没有办法看得懂。他听了大笑，告诉我说，如果先看过另外一本书，那就看得懂了。于是我就跑去图书馆借那本书来看。果不其然，这本书仍然是天书，我只能仰天长叹，觉得自己天分何以这么有限。过了几天，我又去找萧荫堂教授说，实在看不懂。他又笑笑说，如果您看了一本统计学概论，而在那之前学过微积分，那么就看得懂了。我说这岂不是要花个两三年工夫，我才能真正知道“数学平均”的奥秘。他说看得懂那本波兰人写的数学统计的书，就有博士班学生的程度了，所以是要一些时间，但也不至于要那么多的功夫，大约一年多就够了。

这件事已经过了三十多年，我也一直不曾有计划或系统地读有关数学统计的东西。但是按照萧荫堂教授的说法，要看得懂数学书，只需用一支笔、一块橡皮擦和一些纸，花一些时间，这就够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更不需要什么仪器或工具。对他来说，这才是数学家的真正境界，简直就像哲学家或艺术家一样。有些数学家用计算器来推算圆周率的数值，虽然可以推到小数点后的几百万位数，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拿计算器这个工具反反复复的“机械”工作，完全没能达到创意的境界，不算是真正值得学的数学。

说起铅笔，说起仪器，这些都是工具。对什么是“工具”，我是一再地反复思考。显然，在萧荫堂教授看来，越不用工具，创造性才越是彰显；用了很多工具的，往往都只是替人家作注解。像爱因斯坦的理论，人家必须用复杂的天文工具来证实，但他可是在邮局做事时，用包装纸写出来的。如果用库恩（Thomas Kuhn）的话来说，爱因斯坦是创造典范的人，其他很多物理学家做的不过只是继续发展这个典范，是做“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的事。后者便常常借用许多不同的工具，而不像前者只靠一支简单的笔。借用大量工具来做学问的人，工具一旦被控制、被剥夺，他就如同丧失了自己，变成了“我不在，故我不思”了。不思了，当然失去创造力。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被迫和他的工具疏离，因为工具被资本家控制了。这就是有名的“疏离”的观念，是马克思年轻时就提出的，是非常深刻的分析。能控制工人维持生活的工具的，最主要是国家或是大资本家。无怪乎梭罗（Thoreau）反抗麻州政府的税制时，跑到波士顿城郊的瓦尔登湖，逃避缴税。他亲手造铅笔谋生，同时写作著名的《湖滨散记》。他依赖铅笔维生，带有充分的象征意义，对一个作家来说，铅笔是不可剥夺的重要工具。

人被迫和他的工具疏离，这是资本家控制“无产阶级”的方法。因为阶级的剥削，遂种下共产革命的种子。人很怕失去工具，不愿随便让人家控制工具。而资本家要控制人，他就必须先垄断他的工具。

数学家瞧不起工具性的研究，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或许不能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论述，但是现代科学仰赖工具的情况日益严重，像原子加速器，或是纳米的实验室，这些都只能仰赖资本家或国家（或学阀）的力量才能建造，缺乏这样的“工具”，许多实验无法进行，对学术和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

许多学科必须通过仪器或机器的使用来进行，因此谁控制了“工具”，谁就控制了该学科的内容和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常常在想，仰赖仪器或工具的学科，真是与艺术、哲学或数学这些充满创意的学术有天壤之别。上面说，只要一个人循序自修，阅读教材，他不只可以完全了解哲学或艺术作品，而且甚至于可以达到数学研究生的程度。但是他如果想要了解高温物理，或是一般的工程知识，那么就必须有使用各种设施及仪器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无法真正了解教科书的内容。这就使得这些学科充满了工具性。这两样看来不同的学术，其差别竟然是工具的取得与否，好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差别大概在17世纪以后被凸显出来。因为笛卡儿的影响，我们往往以为科技知识一般人读不懂，而人文艺术的知识则是一般人可以读得懂的。其实读得懂或读不懂主要在于工具的掌握，而不在于学问的本质。

资本家、大学或国家控制求知的工具，美其名为高等的知识，是一般人所读不懂的，甚至于说不经过他们指定的老师或专家来教便学不会。许多知识就这么被垄断了。具有创意的学科，反而常常被认为不是专业知识，人人都可以自由发挥，而只要花点时间都读得懂。

当然，知识的累积不能不循序渐进，仰赖工具的使用与发展。但另一方面，正如我的朋友所说的，真正有创意的学问只要纸和笔就可以了，而且只要你肯花时间，便可以读得懂。我做中国教育史，随手拈来便可以提到像“解额”、“南北榜”、“省试”或“蒙求”这些名词。它们看似高深莫测，但是只要花一些时间也就看得懂。然而，历史的知识毕竟还是必须通过掌握基本数据才能得到初步的认识。另一方面，只要借用工具书，却又很容易看得懂它们。工具的掌握的确很重要。但工具本身当然不算“学问”。

由此看来，定义学术的本质不应该以工具的使用为标准。一门好的学问应该是如何能在不受工具的限制之下，仍然发展合乎理性的思维，以让那些具有追求之心灵（inquisitive mind）的读书人容易了解，并且读起来有趣，一辈子都受益，不断地想再读它，而且会因年龄长大而了解越为深刻，这才是最有创意的学术。

也许可以这么说，天下的学问都是相同的，但必须对现有的成果尊重，并努力探索如何可以突破。只依赖垄断工具，不加思考地认为使用越复杂的工具的学问，才是真正高深的学术，这是资本家或政治机器控制人的创意和独立思考的托词。探索伟大的自然和其中的奥秘，人一定要仰赖工具，并不断改善它的使用，但是人的最大挑战就在于避免工具的被控制或垄断。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反省这些课题时，认为科技知识仰赖的不外是“工具理性”。虽然他说的和我这里讲的并不完全相同，但韦伯的用语却很有趣，非常生动地替科技知识作了贴切的描绘。

（作者为国际知名学者、历史学教授 转自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