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诚信原则在物权法中的类型化

【摘要】诚信原则作为民法中的“帝王法则”，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这条公认的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着一般化重于类型化、重客观诚信轻主观诚信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确保诚信原则与民法其他原则实现更好的衔接，就必须关注如何实现诚信原则的类型化、规则化，尤其是在物权法领域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词】一般化 类型化 主观诚信

一、诚信原则概述

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有良好的主观心理状态，一切民事法律关系，均应依正义衡平的理念加以调整，从而达到平衡市民社会成员间利益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安全价值的目的。诚实信用原则实质上是伦理学上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民事法律规范的反映，是具有最高自律性的道德与作为最低行为标准的法律相结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诚信包括道德诚信和法律诚信。道德诚信主要是一种道德规则，简单而言，就是要求人们无论从内在品质还是外在行为都应做到“一诺千金”；法律诚信则将道德诚信的内涵进一步延伸，力图实现民事主体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均衡。

如上所述，诚信原则的核心概念是“平衡利益”，因此诚信原则的作用在于要求当事人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去对待他人事务，保证各方当事人都能得到其利益。当发生特殊情况使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调整，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诚信原则的现状分析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已被世界各国的民事法律普遍认可，且这一原则有向其他法律部门蔓延的趋势，如行政法也开始讲求行政行为的公平、诚信。但总的说来，诚信原则的地位在民法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另外，我国合同法、保险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也都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然而，诚实信用原则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诚信原则缺乏普适性和权威性。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是制定具体民事法律制度和规范的基础，应贯穿整个民事立法的始终，民法的部门法律理应遵循这一原则。然而在民法学界存在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将诚信原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承认其统帅全部民事关系的法律价值；另一方面把诚信原则排除出物权法的适用范围，仅将其局限在债权法的适用领域，使诚信原则名为基本原则，实为具体原则。其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受到了质疑。

其次，存在重客观诚信、轻主观诚信的现象。学术界近年来有种观点，诚信原则可两分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主观诚信，是行为主体对自己以及与其相关的相对人行为符合法律或具有合道德内容的个人确信或信赖；客观诚信就是要求主体依法行事。前者关注的是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对别人行为的一种信赖；后者更关注于行为人的外在。很明显，客观诚信的判断标准要比主观诚信直观得多。正因如此，在实践中客观诚信的适用范围比主观诚信宽泛。而物权关系中的公示、公信原则等，更多地需要关注的正是主观诚信。这也是为何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不能在物权法中适用的原因之一。

最后，诚信原则的一般化重于类型化。所谓一般化，是指诚信原则的内容抽象、涵义模糊和不确定,可依社会的变化而随时赋予新的意义。这一特点使得诚信原则具有无穷生命力，可与时代变化同步，同时也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很强的灵活性。但正是由于诚信原则的外延模糊，使得法官造法的权力可能无限扩大，若使用不当，必然导致司法专横。鉴于此有必要对诚信原则进行类型化处理，即诚信原则在民法各具体领域、具体法权模型下的表现。其最重要的是在合同法、物权法领域的具体化、类型化。然而，目前是诚信原则的一般化色彩明显重于类型化。

以上是诚信原则在现实情况下存在的一些问题，纵观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牵连关系的，要使诚信原则具有普适性，使主观诚信得到应有的重视，关键在于在物权法中承认诚信原则的地位，更进一步来说，是使诚信原则在物权关系中能够类型化。

三、诚信原则在物权法中的类型化

要使诚信原则不流于形式，使之成为具有具体指征特点的“帝王条款”，并克服当事人滥用诚信原则增加讼累、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造成主观擅断等弊端，就必须从债权关系和物权关系两个领域真正贯彻诚信原则的类型化。

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实现其类型化也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简单来说，诚信原则的类型化主要体现在合同法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以及合同的附随义务中。对于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法采取列举+概括式的立法方式，一方面赋予了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以最后一条作为兜底条款，防止了在实践中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况。而最后一条“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揭示出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特征正是以维护诚信原则为立法归依的；对于合同的附随义务，包括了先合同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通知、保密、协助义务以及后合同义务。这三种义务从根本上看，都是根源于诚信原则，显示出了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消灭阶段，当事人应该恪守的保护对方当事人人身、财产利益的共同要求。

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的类型化已有一定的成就，然而，在物权法领域中诚信原则的地位仍存在很大争议。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物权法领域有诚信原则的存在价值，且诚信原则的类型化在物权关系中有实现的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权法中的公示公信原则

物权法的首要任务就是明晰产权关系、确认财产归属，以达到定纷止争、促使当事人自觉维护诚信的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对动产的交付及对不动产的登记来实现的，即物权法中的公示原则。公示原则为第三人及时了解物权变动情况提供了便利，使第三人对公示的内容产生个人确信，这种信赖体现了前文所提及的“主观诚信”。与此同时，公示行为要求公示人真实地提供自己的物权情况，使自己之行为处于公众监督之下，在此过程中是对行为人客观诚信的类型化要求。

当行为人通过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将自己的物权状况公诸于众之后，会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即即使该物权存在瑕疵或该物权不存在，只要有信赖该物权并与之交易的第三人，法律就承认其与真实物权存在同样的效果，此谓公信原则。公信原则是公示原则的进一步延伸和结果，也是诚信原则更为具体化的体现，公信原则以公示所表现出的客观诚信为基础，继而赋予第三人的主观诚信具备合法性。总的说来，两者都是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一种保护，是诚信原则类型化在物权领域中的运用。

（二）善意取得制度

在学术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客观诚信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诚实信用，而主观诚信由于更多关注人的内心意思，因而被冠之以“善意”。善意的一层含义为“不知或不应知自己的行为无根据”，如善意占有，另一层含义为“不知或不应知他人无处分权”，如善意取得。而在物权法领域，善意取得制度正是对主观诚信的最好反映。我国善意取得制度采取了统一的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的模式，《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在交易过程中不必花费精力调查交易相对人财产的来源，不用担心其从无权处分人取得的所有权为他人所追夺。第三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具有了行为的正当性，符合诚实信用的要求。另外，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无权处分人有处分权从而与之进行交易，也符合主观诚信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对诚信原则的类型化做出了具体阐释。

（三）取得时效中的善意占有

将占有按占有人的内心真意进一步划分为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并对两者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恶意占有人要负担沉重的赔偿责任等。使主观意志介入到客观的事实状态，从这点本身就可以看出主观诚信在占有制度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四、结语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中的帝王法则，理应是适用于民法各个层面和领域的普遍指导思想。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首先，诚信原则的适用领域不应仅仅停留在债法中，而应进一步扩展，使调整财产归属关系的物权法领域，也能强调诚信原则的重要作用；其次，诚信原则既是一个抽象概括的大原则，使之能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延展性，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中，通过立法条文的形式、一些具体规则的拟定，使诚信原则能在运用过程里实现类型化的转变，使之具有可把握性；最后，传统观点认为，诚信原则在公正与效率的价值选择中，更偏重于公正，而忽略了效率。其实不然，诚信与效率在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法领域，其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诚信原则更多地是在自由与公正之间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但诚信原则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保障市民生活中的个人预期，都在无形中促进了交易的效率，诚信原则的未来，是更好地平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在今后对诚信原则的研究中，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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