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民工流失与财政对策研究

摘要： 农民工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劳动力，农民工流失将成为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通过分析得出在浙江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未来浙江籍农民工数量将大幅度减少，外地农民工返乡危机潜在，进而提出以农民工廉租房为突破口等财税对策，留住农民工。

Abstract： Peasant workers are the primary labou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the loss of peasant workers will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economy. This article obtained the Lewis Turning-Point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Zhejiang, and the number of Zhejiang cadastral peasant workers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the crisis is potential which ecdemic peasant workers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through analyzing,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finance and taxation measures to retain peasant workers taking peasant workers' low-rent housing as a point of breakthrough.

关键词： 浙江；农民工流失；财政策略；廉租房

Key words： Zhejiang; the loss of peasant workers; finance and taxation measures; low-rent housing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8-0177-03

0引言

农民工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劳动力，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人群。据估算，2009年底全省农民工总数约2000万人，占浙江总就业人口一半以上，其中本省籍农民工约占三分之二，外来农民工约约占三分之一。目前，工人不足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这种瓶颈约束还将进一步加重。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2010年9月对杭州、宁波、温州和台州等地企业用工情况抽查显示，大约有40.3%的企业招工困难，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企业，普通熟练工人缺乏严重。2009年下半年以来，浙江劳动力市场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之比超过二比一，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农民工减少和流失的危机。

1刘易斯拐点出现

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是劳动力的外部动力，因为产业间收入的差异性，劳动力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渐次转移，农业就业人员逐步减少，工商服务业就业人员不断增加。美国经济学者刘易斯（W．Arthur Lewis）提出，在单一的农业经济向二元经济演化过程中，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有限，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工业的快速扩张，带来劳动就业需求量的扩大，从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

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轻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村民除完成农业生产之外，大量的就近到村办企业、乡镇企业上班或自主创业，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是本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平台。

进入20世纪90年代，浙江等沿海地区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企业薪酬水平大幅度提高，内地与沿之间、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形成了较大的薪酬差距，导致内地到浙江、农村到城市、省内欠发达地区到相对发达地区的民工潮。20世纪90年代初期，浙江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大量私有化改制，村镇私营工业稳步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渠道。

而进入本世纪以来，浙江省现代物流、连锁经营、IT等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成了农民工就业的又一重要平台。1991-2006年，浙江省第二产业工人增加了615.5万人，从事工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从18.2%逐年提高到46.2%；浙江省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从13.1%逐年提高到22.8%，从业人员增加了185.1万人。[1]随着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多，家庭积累的财产迅速增加，在国家提倡财产性所得的分配制度的刺激下，浙江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多，房地产等投资带来的的收入远远超过劳动性收入，居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本地农民慢慢不愿劳动，外地农民工成了浙江企业特别是加工企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前几年长三角地区的"用工荒"说明浙江"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而今年外地来浙江务工人员数量的下降进一步确认了"刘易斯拐点"。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浙江有外来务工人员700万左右，主要来自安徽、江西、四川、河南、贵州等省份，其中安徽来浙务工人口最多，2010年外来务工人员明显减少。在杭州、绍兴、宁波等主要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地区，很多企业即使大幅度提高报酬仍然招不到员工。来自人力资源部门的消息，继沿海地区企业出现“用工荒”现象后，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如四、重庆等地也面临着用工需求剧增和劳动力减少之间的矛盾，出现“用工荒”现象，甚至出现一家四川纺织企业到浙江来吆喝招人。因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浙江的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农村转移劳动力将逐步减少。

2浙江籍农民工数量将锐减

2.1 老一代农民工将退休或返农根据黄祖辉和刘雅萍2007年的调查结果，现在浙江省籍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09岁，大多数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技术要求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高以及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农民工中男性远多于女性，男性占了70%以上，男性集中在建筑、工业等重体力行业；大多数农民工难以靠工作年限的增长实现工资报酬、职业身份与地位的上升，只能长期滞留在低声望、低技术、低报酬的层次。[2]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在建筑等行业的农民工将退出重体力岗位，受技术、经验、年纪的限制，这部分农民工在其它领域实现再就业比较困难，长大成人的子女也不希望父母再去辛劳为他人打工，因而预计5-10年后，上一代农民工将大量的退休。近几年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数量反而大幅度减少也说明农业人口不再批量进城，部分进城务工人员返回了农村。

2.2 出生率下降弱化了农民工持续供给能力在浙江，1963-1970年为第二次人口发展的高峰时期。以杭州为例，从1962年开始，全市人口出生率开始回升，1963年人口出生率高达41.59‰，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4.05‰，以后几年虽略有下降，但全市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在25‰和18‰上下摆动，农村人口增长快于城市，其它地市情况也差不多。目前在企业一线工作的农民工很大一部分是这一时期出生的，他们能吃苦，非常勤劳，但他们受体力和年龄的影响也将面临退休。1971-1985年为人口稳定发展时期，全国上下开展计划生育，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浙江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度下降，1985年分别为12.61‰和6.56‰。1986-1990年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略有回升，但1991年后两率开始下降，2000-2009年出生率都保持在10%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低位徘徊，最低的2003年为3.28%，最高的2005年为5.02%。低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弱化了农民工持续供给能力。

2.3 浙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高校的扩招，新生代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城市化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城镇人口，相应减少农业人口。在城镇规模扩张过程中，随着浙江房地产的火热，农民被征用的房地产得到了较高的补偿，郊区农村房地产租售也有很好的回报，即使不劳动，这些补偿费和租金也可以够他们生活一辈子，农民不想再务工。高校扩招，农民的子女因上学而"农转非"成了城市户口，他们大学毕业后不愿再当工人，更不愿从事重体力劳动。近几年，浙江高考毛录取率都在80%以上，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数超过了当年的新增人口数。2004-2008年浙江人口分别自然增长23.16万人、24.59万人、24.03万人、24.15万人、23.31万人，2006-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计划招生（包括单考单招计划数）22.1万人、24.5万人、27.6万人、28.1万人、26.95万人，按这样的招生规模和人口增长速度，以后农民的子女也可以都上大学，可以农转非，新生代农民数量将趋向为零。

浙江籍农民工越来越少是不可逆转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做好职业教育，如何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大学毕业生愿意当工人，也能做好工人的工作。

2.4 分配制度不合理影响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在分配中更多地强调效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贫富分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财产所得，使得富者更富，穷着更穷。个人收入中财产所得的比例过高，劳动所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房地产的收益远比上班挣工资来得快，严重的削弱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许多居民收入就靠炒股、炒房或买房收租，平时打打麻将，不思劳动。如何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维持和体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和经济科学发展值得政府思考。

3外地民工返乡危机潜在

3.1 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近20年来，浙江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没有根本性提高，加之住房、物价等生活成本加大，导致多数农民工不愿到工厂干活。以绍兴的纺织企业为例，如果按照8小时22日工作制计算，很多工厂月平均工资实际上只有七八百元，而且这些工厂根本就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员工普遍上班时间达到12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拿到1300元左右的收入。而外来务工人员背井离乡来打工根本目的就是工资，从目前企业的缺工情况看，待遇低的企业缺工较为严重，而待遇好的企业，招工状况相对较好，个别工资高、福利好且劳动制度健全的企业和行业不仅不缺工，农民工还要托人进入企业。

在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开始向内地转移，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四川、重庆等地成为加工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作为农民工主要来源地的这些地区的农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实行就地就业。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回家种田或创业。突如其来的金融经济危机导致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倒闭或歇业，农民工大量返乡，目前，这部分返乡农民工很多都没有回来。

尽管近几年浙江各市最低工资标准几经调整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但是1千多元的月收入对于现在的农民工特别是本地农民工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民工荒"将成为制约浙江加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因素，将加速一些劳动密集型微利企业的倒闭或转移步伐。

3.2 外来农民工的诉求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人们所熟知的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类需求有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除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外，浙江企业很少考虑外来务工人员的其他需求。在目前的物价水平和价格上升趋势下，目前的工资水平使生理需求都将难以满足。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对社会保障、城市生活、公共服务需求更高，在追求权利的平等方面将会比其父辈产生更加强烈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的农村新青年，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家庭负担沉重不同，其打工的目的不仅仅是养家糊口，他们大多有着中职或高中文化，除工资薪酬外，他们生活质量和开支更高，更加注重职业前景和权利保障，更加渴望受到尊重。父辈的打工经历给他们留下了的印象更多的是负面的，农民工干最苦、最脏的活，报酬也是最低的，还不一定能按时拿到这不多的工资；子女上学只能到条件极其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生、老、病、困得不到社会保障和当地政府救助，挤最简陋的房，还常被本地人瞧不起。留下老人和孩子外出打工，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下来，省吃俭用，钱没有余下多少，却愧对子女和老人，甚至耽误了子女的健康发展。老一辈农民工为了家庭可以忍辱负重，但也逐渐觉醒，如果再把新一代农民工当作廉价劳动力，不仅会出现企业劳动力流失，可能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目前，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外来劳动力问题，一些企业也在改变原来的做法，为外来民工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但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民工没有真正享受到新市民的待遇，他们的子女就学、经济适用房保障、住房公积金、职业培训、公共卫生、文化生活、户籍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一些地方官员还停留在城市化发展的理念上。

4财政扶持策略

农民工流失将成为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目前，政府需要为农民工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打造同城待遇，努力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居住、就学就医等社会环境方面提供与本地职工相同的待遇，使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安心在浙江工作与生活，促使他们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如何解决农民工缺失问题，从财政的角度，农民工应作为财政惠及的重点之一，逐步实现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户籍均等化和一体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除了目前对农民工的财税支持外，以下几点是关键。

4．1 建设农民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缓解农民工住房难改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保障发展思路，将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保障范围，重点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以留住农民工。针对农民工的特点，建设小面积、结构简单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财政部门与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农民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保障条例，对享受对象作出严格界限，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政府资金来源以政府性基金收入为主。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购买住房实施补贴，允许农民工按揭贷款买房。

4．2 加大财政对民工子女教育和困难家庭子女教育扶持力度

财政投入教育的增量中，义务教育段以民工子女教育、困难家庭子女教育资助为重点，加大财政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舍投资和设备投资，减免学杂费，提供部分午餐补贴和住校补贴，做好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培训和引进，农民工子女与其它家庭子女一样可以就近升学，为农民工子女就学创造一个的良好的环境。

4．3 吸引外国劳动力浙江的经济发展可以借助国外提供的劳动力，政府要加强与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国家的合作关系，努力为外国人到浙江居住和就业创造宽松、便利的环境，提高国内劳务市场的开放度，吸引国外劳动力到浙江就业。同时，把产业的一部分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到人口多、工资低的国家进行生产，借助国外劳动力来发展浙江经济。

另外，将农民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允许农业人口落户城镇，让农民工享受同等政治权力。同时，通过财政干预和其它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运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减少产业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

5推进农民工廉租房建设的思路

廉租住房制度，已惠及我省数万余户住房困难家庭，但在农民工廉租房建设方面还没有突破。建议采取实物配租的办法推进农民工廉租房发展，即由政府和企业共建面积较小、造价相对较低、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普通住房或者收购现有旧住房，向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农民工家庭出租，并适当向农民工家庭收取低廉的租金。

5.1 廉租房建设资金来源目前，国家规定的廉租房建设资金来源有八个途径，浙江廉租住房建设资金主要有三个方面来源，即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计提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余额、按10%从土地出让净收益提取的廉租住房建设基金、地方财政廉租住房建设预算资金。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公积金管理部门巨大的运转费用挤占了廉租住房建设资金，土地出让净收益实际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资金也少得可怜，远未达到国家规定的不低于10%，因而廉租住房的大部分建设资金只好由市、县级财政安排。由于受财力所限，各地的廉租房受益范围主要是城镇困难家庭，基本上没有惠及到农民工家庭。

怎样解决农民工廉租住房建设资金问题呢？可以多途径、多渠道筹措和落实建设资金，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首先确保土地出让金10%的部分专款专用；二是改善住房保障重点，压缩经济适用房规模，改经济适用房为廉租房，规避开宝马、购经济适用房的不合理现象；三是加强管理，提高效率，降低公积金运转成本，为廉租房建设腾出更多的资金；四是调整财政支出预算结构，适当提高廉租房支出财政预算规模，把人力资源开发和引进的支出部分用于廉租房建设；五是通过与企业共享产权和收益，鼓励企业部分出资，解决本企业的员工住房问题①；六是廉租房租金收入。

5.2 廉租房保障对象范围目前浙江廉租住房保障以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实物配租只针对残疾、烈属、孤寡老人以及生活困难、收入条件改善可能性已不大且住房面积低于一定面积标准的老人。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主要保障对象是城镇低收入家庭，而刚刚踏入社会大中专毕业生、中等偏低收入家庭及进城务工人员则难以享受到这一保障。虽然近年各地廉租房保障对象逐步扩大，如宁波市2010年将廉租住房保障对象扩大到"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一年度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且"在市六区范围内无房或者住房建筑面积低于人均18平方米（已婚家庭）或36平方米（35周岁及以上的单身居民）"，但基本上涉及不到农民工。而农民工对浙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要留住农民工，需要将农民工纳入廉租房分配范围，并且作为重点保障对象。

5.3 廉租房享受资格确定农民工没有城镇居民户口，户籍有本地区的，也有外省外县市的，在本地的工作年限也不相同，家庭情况更是复杂万千，因而制定评价指标时要慎重综合考虑，以达到吸引人、留住人的目的。笔者以为，可以将工作年限、技术职称、家庭人口和本地自有房屋情况作为主要评价因素，工作年限主要考察在本地工作年限和在本企业服务年限。总的来说，不能以农民工的来源地限制租住廉租房，只要为本地区服务一定年限就能享有廉租优惠政策。但在本地拥有房产（含成套住房和商业用房）的农民工不能租赁，一个家庭只能租住一处与居住人口相当的廉租住房。设计评分指标，对申请廉租房的农民工家庭打分，通过计分制度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来确定享受廉租房的具体家庭。

5.4 农民工廉租房工程推进农民工廉租房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资金需要大，操作不好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出现社会问题。因而建议先在部分地区和企业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在全省普及；先在城市推进，逐步扩大到县城乡镇；先在杭甬等劳动力严重缺乏的地区试行，再推广到其它地市。

6结论

浙江农民工减少和流失是不可避免的，是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财政支持，在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户籍等方面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农民工能留下来。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控作用，促进浙江产业的转型升级，减少经济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

注释：

①由政府、企业和其它社会力量共同投资或筹集建设的租赁房称为公共租赁房（简称公租房），又称经济租赁房。

参考文献：

[1]浙江省统计局．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轨迹及政策思考．国家统计局（），2008-11-28.

[2][黄祖辉，刘雅萍．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农业经济问题，2008（10）.

[3]刘晓斌．选择我国应对危机的财税政策．企业研究，2010（6）.

[4]除文中注明外，数据主要摘自浙江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统计局等政府网站的数据或根据其数据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