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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曰“礼”多指礼貌或者礼节，古人曰“礼”则不止于此。唐初大儒孔颖达认为“礼”起于天地未分之前，于《礼记正义序》篇中云：“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于治则与天地俱兴。”儒家不仅将“礼”看作是天地人之间的自然法则，还将之与政治相联系，认为如若掌握并充分运用“礼”，政权即可长治久安。春秋时期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学生，此六艺后被奉为“六经”。及故后，其弟子记录先师关于“礼”之言行，或阐发己意，或互相辩论，形成后来之《礼记》雏形流布于世。至西汉年间，因篇目浩繁，太傅戴德将各篇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85篇，即今之《大戴记》，亦名《大戴礼》。稍后，其侄戴圣又删戴德之书为46篇，谓《小戴记》，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增《月令》《明堂位》《乐记》3篇，合49篇，成为今日所见之《礼记》。
梁启超谈及清代学术时，论《大戴礼》曰：“旧惟北周卢辩一注，疏略殊甚，且文字讹脱不少。乾嘉间戴东原、卢抱经（卢文（chāo），号抱经）从事校勘，其书始稍稍可读。阮芸台欲重注之，未成。而孔巽轩著《大戴礼记补注》，汪少山著《大戴礼记补注》，二君盖不相谋，而其书各有短长，汪似尤胜也。”戴东原即戴震（图1），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进入扬州卢见曾幕，并在此结识惠栋，惜两人交往仅一年，惠栋即归道山。东原于卢见曾幕内前后4年，与卢文合校订正《大戴礼记》，并于乾隆二十五年由卢见曾刻入《雅雨堂丛书》。卢见曾于是书序言中云：“余家召弓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诸梓。”
卢文亦于此书有跋，云：“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经术迪后进……独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chuǎn），训至不可读，欲加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与休宁戴君震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戴君丁丑年所见余本，即元时本耳。自后余凡六七雠校，始得自信无大谬误。刻成覆阅，又得数事，今附见于后。”此跋语写于乾隆二十五年，收入《抱经堂文集》卷八。今检寒斋架上之雅雨堂丛书本《大戴礼记》，开卷第一页即卢见曾序言，次为韩元吉序、郑元序，次接凡例及目录、接戴东原序，后接正文。惜吾藏之本非为全帙，仅存上册，内容则1～5卷，无法得知全文卷末是否附有其他跋语。
吾藏之本虽非全帙，却喜卷中有墨笔通批（图2），卷前钤有“武昌柯逢时收藏图记”朱文方印，说明此书曾为柯逢时旧藏。柯逢时（1845～1912）字逊庵，一作巽庵，号息园，湖北武昌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曾官翰林院编修、陕西学政、两淮运使、湖南布政使、广西贵州巡抚等职，家富藏书，藏书处曰柯家山馆、息园，与叶昌炽相熟。柯巽庵去世前两年曾于武昌创办医馆，广招学员，并刊刻过《大观本草》《妇幼新书》《太平圣惠方》及《圣济总录》等书。其殁后藏书分归二子，长子得子、集两部，次子得经、史两部。至1927年，次子以万二千金将书售归北京邃雅堂，其中不乏善本。吾藏之本是否为彼时自邃雅堂流出，今不得而知。
是书归来之初，吾一度以为卷中墨笔通批为柯逢时手迹，以其卷前钤有柯氏藏印之故。及至细读其中批校，发觉旁征博引，校者必为精通经术之人，并且长于考据。纵观柯氏生平履历，虽富藏书、刻书之盛名，却一向于经术并无深究，用力之所在于仕途及医术。故吾初断，以柯氏之学问，实在难以写出如此精深之校语，若卷中批校之语确为柯氏所书，则必为其过录他人校语也。然则，其过录者又为何人之校语耶？
由戴震、卢文合校订之《大戴礼经》于乾隆二十五年刻入《雅雨堂丛书》后，两人并未就此罢手，而是不断覆校。乾隆二十六年夏，戴震曾致信卢文议及《大戴记》校勘事，并介绍友人程瑶田前往拜谒：“……其《大戴礼记》一书，今正复检一遍，又得若干事。后因穷处，多繁杂，未及订定。兹略举大致，以乞教正……”乾隆三十八年，戴震以特召入四库馆，于四十一年再校此书，四十二年夏，武英殿据东原四十一年校本，以活字重新摆印《大戴礼记》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然摆印之前一月，东原驾鹤西归。
由此史实可知，雅雨堂丛书本《大戴礼记》刊成之后，东原于是书有乾隆二十六年、四十一年两次不同覆校。今读各家书目题跋及笔记等，则多见有藏书家于雅雨堂丛书本上转录戴氏校语之记载。其中任铭善先生记于196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及，曾于王欣夫先生处得睹是书，上有自武昌徐恕处过录之校语。任先生所藏之本虽亦有转录校语，然两本所校略有不同，虽属同出，却各自有异。得知徐恕曾有过录东原校语之《大戴礼记》。念及徐恕与柯逢时曾先后同居武昌，则吾藏之本会否自柯逢时之后，一度归徐先生架上，而由徐先生转录东原校语？徐恕（1890～1959年）字行可，号（yí），所交好者如徐乃昌、伦明、王大隆等，皆为精通版本目录之藏书大家，其治学则以经学为本，从小学入手，肆力于经史考证。若此书之校语由徐恕转录，则较柯逢时转录之可能性更大。
此念一出，亟寻各家转录之东原校语，与吾藏本之校语相比勘，以确定吾藏本之校语是否为东原二次覆校之转录。唯吾藏之本仅有上册，存1～5卷，故可比勘者唯有于前五卷中寻找。检资料书中所记，东原校语卷五《曾子制言中》有“日孜孜上仁”条，此处校曰：“日孜孜上，原本无注。案：上似当作上达解，仁似当作人。”复审吾本，此处非但无此校语，反而于下句“知我，吾无（xī，同‘欣’）；不知我，吾无悒悒”条，旁边另有校语曰：“案：论语《学而》章‘人不知而不愠’，无悒悒即不愠也。”读至此吾心大异，看来此批校非但不是徐行可先生转录，甚至不是东原所校。如此，则批者、校者为何人哉？且暂不论过录者为何人，其校语如此之繁密、精到，其人必为经学大师矣。好奇心至此而愈益强烈，吾非使之水落石出不可。
欲知其本末源流，吾又该从何处下手？对书静坐片刻，再次捧书由第一页细细翻看，钤章、笔迹、校语内容……忽见一段按语中夹杂三行极细微之小字：“凡篇中按语皆郝兰皋先生之遗著，不敢移一字。后学王维庭志。”读罢此语，吾大释而大愧，释者原来如此，一切迷惑皆迎刃而解，愧者则自己太过粗心，若从一开始即细读所有按语，则中间弯路皆可避之。王维庭，近人也，对其所知资料甚少，仅知其曾为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对《尚书》《诗经》《孟子》等研究精到，尤擅《墨经》，其人于1995年辞世，享年92岁。履历称其为山东烟台人，1932年至1934年间曾在北平民国学院中文系学习，彼时柯逢时部分旧藏已流入北平书肆，是书或于此时为王维庭所购。而以其对郝兰皋按语“不敢移一字”之谨敬态度推之，其应该不会录先贤按语于残帙，令其事半途而废，则是书归王氏架上时，应为全帙矣。然而叙述至此，吾亦想不起是书为何时自何处以何价归吾箧中。是书之中、下两册与此本离散之后，今时又归哪家架上？
王维庭所录按语（图3）之作者郝兰皋，即乾嘉间经学大师郝懿行（1757～1825年），其字恂九，一字寻非，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氏。其长于名物训诂及考据之学，尤精于《尔雅》研究，所著有《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易说》《书说》《春秋说略》《竹书纪年校正》等。《清史列传・儒林传》载有其小传，云其为人谦退，不轻易与人晋接，所遇若非知者，则相对竟日无一语；若谈论经义，则喋喋忘倦。所居之处四壁萧然，院内蓬蒿常满，童仆不备，而兰皋处之泰然，一意肆力于著述。其妻王照圆聪慧过人，博涉经史，亦为当时著书家，素以“平生要做校书女，不负乌衣巷里人”自勉，时人有“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之称。《清史列传》中亦附其小传，云其：“每与懿行持论不合，诤辩竟日，著有《诗说》一卷、《烈女传补注》八卷，附《女录》一卷、《女校》一卷。又与懿行以诗答问，懿行录之为《诗问》七卷。”嘉庆四年（1799年），郝懿行中进士授户部江南主事，王照圆随夫进京，深为同时之学者尊重，阮元室名“积古斋”原为“续古斋”，亦因其诗句“齐名积古从公定，室有藏书是母留”而改为“积古斋”。兰皋先生用时最久、用力最深之著《尔雅义疏》，曾数易其稿，直至临终前始毕稿，期间王照圆一边照料丈夫病体，一边帮其缮清整理，直到道光五年（1825年）郝懿行在京去世，照圆又回到山东专门整理先夫遗著。
兰皋先生一生著述虽丰，积蓄却极贫乏，仕途亦不显，道光五年以小京官之身病逝京城齐鲁会馆时，家中除却书仍是书，王照圆甚至无力为夫举葬，欲归原籍却寸步难行，只得羁留京师，不知所依，后来终于借到路费，始得扶枢归葬栖霞。同乡闻其凄苦若此，于《墓志铭》中曰：“古云金满，不如遗一经；今日抱书编，不如一囊钱。半生但信古人言，哭死方知事不然。不可生无书，哪可死无钱。呜呼！古人一瞑百不见，长使今人泪如霰。” 文人身后事，常是多风雨，后人读之总不免感慨，吾今读之亦不免。而有关兰皋先生之身后事，令人伤心愤慨者，今时比往日更甚。大约2010年春夏间，有友人告知山东栖霞县郝懿行旧居因阻碍城市化进程，被“社会闲杂人等”强行夷为平地。闻知此讯，吾深恨自己十余年前寻访藏书楼至山东时，为何未去到双莲书屋，今时书屋旧貌俱往矣。 责编 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