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影响分析

作者简介：朱聪，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法研究所，12级硕士研究生，

陈柏安，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法研究所，12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修改的亮点有：删除了污染环境罪的空间限制范围，扩大了污染环境罪的污染物的范围，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明确确立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但不足之处在于其所保护的额法益存在争议，没有明确本罪的罪过形式，建议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为过失类犯罪，对故意污染环境的添加经济刑。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环境权；罪过形式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保护的法益争议

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后，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否同样发生了变化呢？目前在学术界还是存在一些争议。

1、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没有发生变化，依旧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其理由有：首先，该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没变，依旧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子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必然包括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其次，“严重污染环境”应以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衡量标准，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为该罪所保护的隐形法益。

2、有学者认为发生了变化，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权。其理由是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后，该罪所保护的焦点由“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变为“严重污染环境”。

3、“严重污染环境”应包括二种情况，第一种是单纯的严重的破坏自然环境。这意味着污染行为只是破坏了自然环境而没有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第二种是污染行为既破坏了自然环境又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第二种情形是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最主要的情形。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后，说明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已经扩大化，提前化，不再单纯的只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更加注重对环境本身的保护。

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要提出相关质疑。区分法益和明确法益的目的在于区分此罪和彼罪，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此时笔者认为所保护的公私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的法益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彼罪的区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此时会出现两种情况构成此罪：一是违反国家环境保护制度会构成此罪；二是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构成此罪，而此时之所以会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显然是因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制度所导致的。所以不管是有没有造成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都不影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其他罪的区分。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权与其间接保护的国家环境保护制度。首先污染环境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子罪名，子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受类罪名的限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个类罪所保护法益是社会管理制度，具体到污染环境罪应是指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制度。其次，污染环境罪依旧是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违反的规定就是指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制度。所以，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权和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制度。再次，由于是否侵犯财产与人身安全不能有效区分此罪与彼罪，不能将之作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同时，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后，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入罪门槛。这意味着只要行为人的污染行为单纯的严重的破坏自然环境，即使没有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事故，同样构成污染环境罪。

二、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影响分析

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理论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有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①。第二种是有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或者故意②。第三种是有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③。第一种观点是主流学说。第一种观点的理由有：首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事故类犯罪，事故类犯罪的主观罪过一般都是过失。其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较轻。较轻的法定刑只有与过失犯罪相称才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再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过失犯主张的是结果无价值论，本罪是结果犯，故本罪的主观罪过是过失。最后，罪过形式的不同是区分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根本。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超过过失的主观意图就是故意，故意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第二种观点的理由是：由于法律没有明文的规定，故本罪的罪过形式即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第三种观点的理由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是故意，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本罪罪过因其不明确和重要性，却是一个值得探讨与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为过失。

第一，从正常经济主体角度出发，任何一个理性的主体，设立各种形式的单位进行生产经营，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污染环境的后果往往是经济利益的附加品。若将其认定为故意犯罪，实践中难以确定区分间接故意与过失，根据对犯罪人有利解释原则的运用，可能直接要求单位加大经济赔偿数额以赔代罚，更为司法寻租提供了温床。而且《刑法修正案八》修改本罪的目的在于降低定罪门槛，加大保护环境的力度，将该罪罪过形式认定为故意，只可能更多的遗漏污染环境者，与立法本意相违背。

根据刑法第十四条④和第十五条⑤的规定，刑法以行为主体对于刑事犯罪结果发生的态度作为区分过意或过失的条件，违反国家规定是故意，但并不代表犯罪是故意。

第二，主张过失论的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较轻，较轻的法定刑只有与过失犯罪相称才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这种理由是有问题的，它混淆了定罪和量刑这两个基本问题。定罪解决的是犯罪行为的事实问题，而量刑解决的是犯罪行为的责任问题，我们不能用责任问题反推限制事实问题。对于一个犯罪行为，一般只有先认定事实问题，才能确定责任问题，不能先确定责任，再认定事实。虽然支持过失论，但该理由不能推出此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

第三，过失类犯罪一般主张结果无价值论，并将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定罪的基础。从该罪的文字表述中，我们并不能明确的得到该罪是否将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定罪基础，但是2013年6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⑥，可以看出我国司法机关将犯罪结果认为是本罪的成立要件。

当然也有人提出该解释第一至第五项没有提到具体的污染结果，该罪也可能是一个行为犯。但是行为犯与过失犯罪的区别在于，行为犯根本不考虑结果发生与否，但是过失犯罪将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其实解释第一至五项，主要考虑到环境污染危害结果的长期性潜伏性，有必要对部分与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当因果联系的行为，即使该污染危害没有以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也应该将其认定为犯罪。否则，等到显现出来时，那个污染企业可能早就不在了。

环境污染危害结果还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也是各种因素导致的，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即使是鉴定机构也能难区分污染企业行为导致危害的原因力大小。而且我国虽然存在环保三同时制度，但是实践生活中治污往往是边污染边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很难分清到底是哪个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利用恶劣行为推定结果，从而定罪也是基于当下司法实践的权宜之举。故而，我认为该罪应当是以结果发生作为成立条件，属于过失类犯罪。

三、故意污染环境的定罪分析

我们提出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问题，若某个企业为了追寻经济利益进行排污行为，放任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发生时，应当定何罪？为此，我们必须先了解两罪的区别。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污染环境罪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侵犯的客体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法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污染环境罪侵犯的法益是公民的环境权和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二是主体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污染环境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三是行为方式有所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行为是行为人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实施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质投放在公共场合，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罪中，行为人的行为是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有放射性的废物、含有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以及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四是犯罪对象不尽相同。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对象是放射性的废物、含有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以及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犯罪对象是危险物质。有害物质的范围明显大于危险物质的范围，这意味着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对象比投放危险物质罪宽广。五是两罪发生的场合不同。污染环境罪多发生在公司、企业及个人生产、经营过程中。投放危险物质罪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六是罪过形式，在投放危险物质罪罪过形式是故意，而污染环境罪罪过是过失。

上述六点区别中，客体的区分是相对的，某种意义上说侵犯环境权也可能涉及公共安全，因此客体对于区别两罪意义不大。两罪的行为方式在理论上界限清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只有根据犯罪发生的场合和罪过不同来区分两罪。

以江苏盐城水污染事件为例，分析不同利益主体为自身利益所做的利己的认定。江苏盐城水污染事件的基本情况是：2002年5月，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经盐城市环保局审批建设年产500吨氯代醚酮项目（公司位于二级饮用水保护区，盐城市饮用水取水河癖蛇河上游）。2004年8月通过验收，系“零排污”企业。根据验收报告的要求，母液应外售，钾盐水、酸性废水、间接冷却水均应经过中和、吸附后回用，但标新化工自生产以来，从未使用过活性炭处理设施。除在2006年至2007年部分钾盐废水（共50吨左右）外售至阜宁新宁助剂厂外，标新公司生产产生的钾盐废水及其他废水均直接通过明暗管道排放至厂区北侧或东侧的河中，导致盐城市城西水厂、越河水厂等水源遭受严重污染，近20万盐城市居民生活饮用水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供水被迫中断66小时40分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32100元，并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将此案判决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该案一时成为热议，也引发了法学界对于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思考。

主张污染环境罪，主要是认为主观罪过形式难以确定为故意，即使故意的情况下罪责刑不相适应，根据“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的司法原则应当认定构成污染环境罪从重处理。而主张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要认为该事件性质比较严重，危害到公众利益，而且在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的情况下，故意进行环境污染并不构成本罪，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进行处罚。

就所了解到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应当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确定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并不能仅仅以主观罪过不能直观确定，而鲁莽的依据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推理认定为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指引着行为人进行犯罪行，我们只需要从犯罪行为中即可有效推断出罪过。

就本案而言，标新化工应当采取活性炭设备处理污水，而未进行处理，并不是一时而为之，是自投产运行以来，一直没有进行污水处理，足以明确其间接故意。

第二，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虽然从表面上分析故意污染环境与过失污染环境仅仅是主观罪过不一致，但主观罪过不一致就足以从七年有期徒刑变成死刑。本质上来讲，刑法惩罚重点的不是行为，而是意志。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与人不同，也是取决于不同的行为意志。故意与过失体现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程度是截然相反的，主要是频率所决定的，故意污染环境的频率远远大于过失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在实质性危害结果发生可能性相同的情况下，故意行为的危害必然大与过失。

从量刑上看来，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⑦与污染环境罪⑧的刑罚大体相当。即是认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与环境污染的危险程度也是大体相当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推测，没有将故意污染环境另行规定罪名，是为了避免故意污染环境与投放危险物质两罪的竞合，避免刑法适用上的不一致。

再者，危害结果的严重与否并不影响到定罪，这只是一个量刑情节。

第三，从犯罪场合来看，其实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包括污染环境罪的。污染环境罪犯罪场合是日常经营生产过程中，但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没有特别说明犯罪场合即为所有场合均可能成立投放危险物质罪。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有法律明文规定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某一行为构成犯罪，在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故意类型污染环境罪时，我们只能从其他与之有重合的犯罪中进行认定，故而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从法理上是成立的。

之所以对一个本无争议的犯罪事实会产生争议，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选择利益”的不同。该案的行为人为了自身利益，力主构成污染环境罪。倘若该行为被定为污染环境罪，他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仅仅相当于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刑事责任，总体上刑事责任较轻。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好是明确环境污染的罪过形式。

四、完善污染环境罪的建议

目前，随着我国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们生活造成的严重损害，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陷已引起法学理论界的普遍关注。通过修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来完善我国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规定，确立科学、合理的污染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机制，通过这种控制机制的正当运作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既是理论界的共识，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

（一）确认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权并且应当间接包括国家环境保护制度。污染环境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子罪名，子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受类罪名的限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个类罪所保护法益是社会管理制度，具体到污染环境罪应是指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制度。

（二）污染环境犯罪主观要件的完善，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类犯罪。即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对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持过失的心理态度。

（三）如果行为人基于故意，积极追求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行为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故意环境污染罪，所以应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

（四）适当的加大污染环境罪的刑罚处罚力度。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统一。在污染环境罪刑罚方面的完善中，首先要做的应是提高量刑标准，按照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以使罪责刑相适应。情节较轻不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其民事责任。这样才会使犯罪人因预见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无利可图性，而降低其犯罪的可能性。

（五）将故意污染环境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量刑上没有罚金。我国没有成熟的公益民事诉讼，污染治理机构无法获得民事赔偿，在法理上确有不足，我们还是有必要单独确定故意类型的污染环境罪。（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2] 张穹.刑法适用手册（下）.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3] 周道鸾.刑法的修改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

[4] 冯军.刑法修正案（八）立法评论与司法适用――污染环境罪若干问题探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5] 郭健安，张桂荣.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M].法律出版社，2009.

[6] 付立忠.环境刑法学[M].北京：中国方正山版社，2001.

[7] 杜澎.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山版社，2000.

[8] 刘红.环境权应为环境犯罪客体之提倡[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5）.

[9] 李卫红.环境犯罪论[J].烟台大学学报，1996（2）.

[10] 王秀梅.环境刑法价值理念的重构[J].法学评论，2001（5）.

[11] 赵秉志，王秀梅，杜.环境犯罪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注解：

① 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7页。

② 参见张穹主编：《刑法适用手册》（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页。

③ 参见周道鸾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页。

④ 《刑法》第十四条：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⑤ 《刑法》第十五条：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⑥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⑦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⑧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