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外资并购的相关理论分析

时间:2022-07-16 11:47:45

政府规制外资并购的相关理论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直接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它是对市场失灵最通常的回应。西方政府规制理论包括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部门利益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政府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理论是产业组织中的结构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

关键词:政府规制 跨国并购 政府规制外资并购

外资并购行为给我国社会经济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它与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目标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差异甚至冲突的地方。为了保证本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趋利避害,政府应当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以引导外资并购的正面效应,控制外资并购的负面效应。

政府规制理论

(一)政府规制的含义

日本学者植草益认为,规制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美国学者施蒂格勒认为,作为一种法规,规制是产业所需要的并为其利益所设计和主要操作的。美国学者史普博则为管制下了一个定义,即管制是由行政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直接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一般认为,政府规制是一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政府规制的主体是广义上的政府,政府规制的对象是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政府规制的依据主要是政策法规。

(二)西方政府规制理论

1.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西方国家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崇拜市场,强调竞争,政府作用范围有限,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市场失灵,公共利益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市场失灵的回应。该理论认为,政府规制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且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而不是某些特别利益集团,可以专一地追求公共利益这一目标。哪里有市场失灵,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就主张在哪里实施相应的政府干预,以矫正市场缺陷。而波斯纳认为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个是由于市场自身存在缺陷,在“看不见手”的作用下,社会并不能实现福利最大化;另一个是政府的规制行为几乎没有成本。该理论以福利经济学和市场失灵为基础,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以正统的理论在规制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

2.政府规制的部门利益理论。该理论最早是施蒂格勒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来的,他使用标准的经济供求分析来解释政府规制的存在,确立了一个以工商企业或消费者为需求方、政府为供给方的供求分析框架,从供求条件的变化就可以观察到规制政策究竟是为谁服务的。而后得到配尔兹曼和波斯纳的进一步发展。1976年,佩尔兹曼在对市场失灵、对政府规制结果的预测,以及进而推断政府在经济规制上的有效性等三个层次上更全面地阐述了该理论。他认为无论规制者是否获得利益,被规制产业的产量和价格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其主要差别只是收入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部门利益理论的直接派生物是政府规制俘虏理论。他认为俘虏政府规制即促进政府规制的,或是规制对象本身,或是其他有可能从中获益的人。政府规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不如说是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

3.可竞争市场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以及帕恩查和韦利格等人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82年,《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该理论的形成。可竞争市场理论通过企业进入无限制、退出无沉没成本的完全可竞争市场假定,说明了如何形成一个高效率分配资源、有利于社会福利提高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可竞争市场理论存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现象。只不过在进入威胁下,在位企业无法通过垄断性定价,攫取超额利润,最成竞争性价格。

4.激励性规制理论。在放松规制的背景下,不可能全部取消规制,那么如何在保持原有的规制基础上,改善服务质量,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率,西方国家纷纷采用了激励性规制措施,激励性规制主要借鉴可竞争性市场理论的合理之处,运用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前言理论和分析方法,来解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效率和信息租金的矛盾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设计出既能充分激励被规制企业,又能有效约束其利用特有的信息优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激励规制合同或者机制。该理论还进一步指出,在设计高效的激励规制合同或机制时,要考虑被规制企业的成本类型、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种类、绩效评估的依据等重要因素。西方国家的经验主要有两类:一是给予竞争刺激,使企业提高经营效率;二是给予企业提高经营效率的诱导,由此获得的成果是给予企业的报酬。

外资并购中的政府规制理论

(一)外资并购的政府规制理论和政策研究阶段

外资并购的政府规制理论和政策研究基本上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利用新古典的方法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政府干预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市场的不完全性。第二阶段,对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的福利比较作为规制的依据。有关规制理论持续深入的研究大大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施蒂格勒和植草益等人的研究为政府规制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方法。

(二)政府对跨国公司进行规制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政府对跨国公司进行规制的前提是对外资并购行为的社会影响进行判断,而对并购行为的判断是建立在两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它们是产业组织中的结构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是运用微观经济理论分析厂商和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该理论具体研究产业内厂商相互间竞争与垄断关系,它既鼓励市场竞争,又要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低效率。该理论成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政府制定市场竞争与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及政策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结构理论是指以梅森和贝恩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的结构理论。该理论对产业组织的研究、分析框架,通常是假定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再决定市场绩效。并且大多数的分析是直接从结构到效果,或从结构到行为、绩效的组合。结构理论通过对完全竞争和垄断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构的比较,发现垄断的市场结构会阻碍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企业内部低效率的产生。一个产业的集中度与竞争程度成反比,如果少数几家企业占有了某个行业的大部分市场份额,那么,它们可能引起相互之间的合谋垄断行为。因此,为了矫正市场绩效的扭曲,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市场结构上,这也是政府制定反垄断政策的依据所在,产业的市场集中率越高,政府采取反垄断措施的理由就越充分。

动态竞争理论以熊彼特为代表,其重要的贡献是对竞争过程采取了动态分析的方法。该理论认为,竞争不仅从时序上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内部结构上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创新与技术进步的过程。竞争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创新与技术进步,而承担这一功能的主要角色是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在熊彼特看来,大企业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的垄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企业利润中包含的垄断盈利,是给成功者的奖金。该理论还认为,企业之间在管理效率方面的差异,并不会迅速地均等化,而会造成企业盈利水平持久的差异。由于存在企业的组织优势和其它效率优势,所以,企业之间的成本水平和产品质量会有显著的不同,成本低的企业可能会有高的市场份额。这样,高市场集中度将是更有效率的结果,而并非垄断力量造成的结果,是由竞争者之间效率水平的不同所造成的。因此,在规制并购行为时,有必要将在效率基础上产生的利润与垄断带来的利润区分开来。

由于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金融手段的创新以及放松规制的浪潮使动态竞争理论在许多方面显现出它的优势。应当综合吸收上述两种理论的优点,确定以动态竞争理论为我们设定并购规制目标的理论基础,建立以公平和效率为核心的有效竞争的并购市场秩序。

政府规制外资并购的研究方向

(一)规范外资并购行为并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宣烨等人以江苏为例,通过对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演变与并购态势的研究发现,并购虽然没有导致外资对相关行业的垄断,但并购后外资企业的市场支配力明显增强。政府应完善外资并购相关政策法规,对外资并购本土企业,尤其是对并购基础雄厚、市场份额较大、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本土企业要进行有效监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止因为并购导致外资对中国产业的垄断。

(二)由偏重对外资企业政策优惠转向扶持本土企业发展

吸引外资并购只是利用国外资本、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促使本土企业快速发展,增强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应调整外资政策,取消对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同时加大对本土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本土企业快速成长。

(三)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政府要把视野放到如何培育壮大国内企业、使其具备国际竞争力上面。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外资并购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抵制与回避都是徒劳的。形势要求政府必须加快完善制度的步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高外资管理水平和利用质量,在并购中实现双赢互利。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视野要放到如何培育壮大国内企业、使其具备国际竞争力上面。制定鼓励企业产业整合的税收优惠措施、金融支持、法律保障是提升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部保障。只有我国企业具备了与国际企业竞争的基本能力,才能够用市场的手段抵御外来企业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性并购。只有产业整合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才能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才是支撑企业创新所需要的持久力量。

结论

目前中国外资并购政府规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并购规则方面的不足,从政府规制体系上来看,我国法律规范的内容不完备,现有的规范分散、缺乏协调性,难以形成对外资并购规制的合力。我国学者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政府规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外资并购中的法律规制和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进行规制的取向等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既要强化外资并购规制,确保我国利用外资的最终目标,又要不断改善政府规制,规范政府规制行为,提高政府的规制水平。在确立我国外资并购规则时,应当遵循国际社会的一般惯例,如对政府规制体系的设计、政府规制目标的确立、政府规制的主要内容以及政府规制体系的设计、政府规制的具体制度安排等问题,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产业结构来确定外资并购规则;在外资并购规制的具体内容上,应该根据中国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具体界定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对重要行业的外资并购实行政府限制,对大公司的跨国并购加以限制,区分不同行业,对重要行业外国人持有的股权加以限制。基于以上分析,我国政府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规制的政策取向应主要包括:构筑和完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法规,健全产业安全和反垄断预警机制;加强国有资产评估规范;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采取不同政策;促进公平竞争,营造有利于外资并购发展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日]植草益,朱绍文等译.微观规制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美] 施蒂格勒,潘振民译.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刘恒.论外资并购的规制目标[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5.宣烨,李锋.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演变与并购态势:江苏的证据[J].改革,2006(10)

作者简介:

赵永强(1976―),男,河南内黄人,硕士学位,河南工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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