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进城返乡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城市和农村跨地区的转移。但是近年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再到目前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体现出中国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结合相关数据,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其予以分析,阐述了农民工返乡的经济学原因,并试图从政策层面给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二元结构;创业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13202

1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为了谋生就业,中国大量青壮年农民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务工,形成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目前中国约有2.3亿农民工,其中外出人员约有1.3亿。这支“劳动大军”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开始,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加大。由于外部需求显著减少,中国外贸企业订单也随之大幅缩减,这导致大批农民工返回农村。

2 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分析

从2004年的民工荒开始,对农民工的一些体制性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这次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诱因,几方面问题的叠加,是这次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根本原因。

2.1 制度方面

(1)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目前,城市对农民工是经济上接纳,制度上排斥。农民工进得来,留不住。地方政府总是把农民工当作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权宜之计,把他们视为城市的“暂住者”,这样既可以保证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可以在城市出现就业压力时将农民工遣返回乡。

在就业方面,农民工受到政府和用工单位的多方面歧视。其中主要是政府方面的制度性歧视,包括国有企业和正规就业部门的行业准入门槛对农民工的限制,而其他所有制行业虽无制度方面的歧视,但深受正规部门就业政策的影响,也多方面对农民工进行剥夺。

(2)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使农民工城乡迁移的推力减弱。农民工外出,首先是由于对外面打工的心理预期高于留在家乡。正如发展经济学中托达罗模型所假设的那样,迁移决策取决于潜在的迁移者对预期收入的估计,这种估计同时依赖于当前城市工资水平和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的概率,后者假设由城市失业率所决定。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城乡隔离政策,劳动力并不能自由的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并不是进入城市现代部门,而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正如刘彬纯教授所说的那样,托达罗的理论在中国遇到了阻力。由于非正规部门较差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作的不稳定性,使得在国家加大对农业投入的时候,例如,中国政府减免了农业税,增加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致使农业的收益相对增高,有可能部分收入太差的农民工的机会成本大于打工收入,这部分农民工可能会选择返回农村。

(3)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使农民工的城乡迁移的拉力减弱。新《劳动合同法》加大了对农民工的权益保证,致使企业用工成本增高,削减了企业的用工需求量。城市对农民工城乡迁移的拉力减弱。用工成本的提高,使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力大大降低,由此也减少了外出农民工的就业机会,这也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之一。

2.2 经济方面

(1)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是部分外出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容纳农民工的大部分产业为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主导型经济以压低生产要素、压低价格战胜他国产品,劳动力价格被一压再压,这使得民工多年来处于仅够温饱,而无法满足对自己及下一代进行投资的困境,形成低级打工者代际传递的贫困链条。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量锐减,致使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返乡。到2009年初全国已有近2000万农民工失业。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了转型期,而在金融危机影响之下,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已是时势所趋。事实上,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始于金融危机来袭之前,早期沿海地区的“用工荒”现象便是其反映。“返乡潮”与“用工荒”相比较,并非戏剧性转变,只是金融危机与产业结构调整等多方因素夹杂之下的“并发症”而已。

(2)企业用工需求减少。自1975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直接减少了农村中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减少了素质较低的农民工的市场供给。这样,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由于高校扩招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中学毕业生减少这两个主要因素,使每年新增适龄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村新增适龄外出劳动力的供给。在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对农村外出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农村新增适龄外出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是导致局部地区进而全国大多数地区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的重要原因。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上升,企业更进一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此外,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不适应现代产业结构转换。

3 大量农民工返乡对中国城乡经济的影响

大量的农民工返乡,给高速发展的中国城乡经济带来重大的影响。这里面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影响。

3.1 消极影响

(1)放慢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从某种角度讲,是一种逆城市化运动。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正像融合与分解一样,本身就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还很低,远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率,正处于提高城市化率的阶段。中国改革开发后,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而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2)降低了农民增收的幅度。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同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均年收入6471元,年均寄带回家3411元。据此推算,2004年农民打工总收入约12942亿元,寄带回家的收入约6822亿元。这部分资金使落后地区获得了发展的外源力量和造血功能,对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国家各项财政支农资金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农民工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农村收入的主要渠道,而金融危机使大量农民工返乡,无疑对农村收入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

(3)增加了原有的人地供求的矛盾,对新农村建设带来了相应的影响。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是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之一。而大量的农民工的产生,本身就是人地矛盾紧张的产物,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当前农村还存在着大约七八千万的剩余劳动力,总量虽然比前些年明显减少,但规模依然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非常规的大规模农民工返乡,会进一步加剧已有的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大量返乡农民工回乡,如果不能及时消化吸收,定会对新农村建设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不可能奢望将农民留在农村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其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3.2 积极影响

(1)回乡创业,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大量返乡的农民工在外面接收了新的思想、更新了观念、掌握了技术、提升了人力资本。他们大多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平,有些还积累有一定的资金、具备一定的创业能力。如果政府适当加以引导,从政策上和资金、技术等方面加以扶持,必将出现新一轮的返乡创业高潮。根据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1997年对中、东、西部22个低收入县(市)调查,打工回乡的农民工约有92万人,相当于当时外出就业劳动力的86%,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3%。回乡农民工已创办企业0.88万个,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7.6万人。他们除了在家乡实现自我非农就业外,一些打工者还在当地开办企业,带动13.8万人就地实现非农就业。还有2.8万人回乡成为了乡镇企业的技术骨干。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全国累计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近500万农民工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1/5。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返乡,尽管创业者的比例并不高,但总体上说,农民工进城以后,观念和劳动素质都有了不同程度上的提高,收入上也有了积蓄,有利于返乡后从事生产。

(2)返乡农民工,改善农村的精神面貌。大量农民工外出,带回家乡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带回了致富的信息和本领。农民工被李强教授成为是农村的“底层精英”,他们接受新生事务的能力较非外出的村民要强。农民工外出打工,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外出者通过改变原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仅可能改变其收入和消费水平,而且也可以通过新的环境条件下耳濡目染的学习,获得新的能力和思想。从外出者的自我评价来看,绝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的外出务工以后,语言和社交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正是由于回流的资金和返乡的农民工及创业者,才是农村焕发了生机,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不管是回流的农民工还是一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他们都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正是由于这种桥梁和纽带,才使中国的城乡差距不至于过大,使中国的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转换。

(3)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地区性调整。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扩展,沿海大量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停产。这些企业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加速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内地转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客观上为中国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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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翔(1985-),女,江西吉安人,江西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