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官阶层的成形谈罗马法因素对英国法的影响

时间:2022-07-16 12:59:35

【摘要】罗马法复兴的风潮曾两度席卷欧洲大陆,其对英国法的影响却与同时代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迥然不同。英国法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集法学家、法官和立法者于一身的杰出人物将罗马法因素以间接而无形的方式有机的融入法律的架构与内容之中。

【关键词】法官阶层:英国法:罗马法

罗马法和英国法在世界法制史的发展历程上都具有重要作用。区别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英国在十一世纪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中似乎成为了一座孤岛。其如今发展了出了以案例的学习、经验的累积为特色,同时区别于大陆法系注重法的成文化与逻辑推理的判例法。而他们之间的划分是否就真的这样泾渭分明,如今多数学者都肯定了罗马法对英国法的影响。作为在判例法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官阶层,其萌生和专业化的过程对于罗马法因素融入英国法起到了的巨大的作用。

在十三世纪前,普通法刚形成的两个世纪里,其还能适应英国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日后英国的商业日益兴盛、纺织业逐步发展及社会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普通法便不再能满足各种层出不穷的社会需求,其适用的狭隘『生和救济的有限性使得更加机动灵活的衡平法呼之欲出。

当普通法发展至布拉克顿时期,随着判例制度的不断形成,罗马法对英国法的影响更多情况下表现为形式上的系统化和内容上的空白填补。而随着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普通法营养汲取方式的确定,罗马法因子渗入普通法的空隙似乎越来越小,若普通法沿着这条路继续发展下去,罗马法在今后的英国法中将无迹可寻。而事实却是普通法的僵化催生了衡平法的诞生,罗马法借由大法官之手在衡平法中获得了新生。

一、普通法的僵化与衡平法的诞生

在由封建贵族掌握的大会议室于1258年制定的《牛津条例》中规定了大法官在得到没有国王、豁议会大臣的同意之下,不得自主创制出任何的新令状。尽管1285年的《威斯敏斯特II号法令》对令状的创设有所放宽,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封建贵族、普通法法官与国王间关于司法权的斗争。这种限制导致了普通法法官们放慢了创造新法律的脚步,使得不能受理的案件积多,出现实质上的司法拒绝。而加之此时的令状种类、形式日趋“石化”,以及法律职业阶层以繁琐复杂的诉讼程序对其在诉讼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的保护,普通法渐渐走进了僵局。

此时,普通法已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诉讼案件得不到及时并且公正的判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于是,诉讼当事人开始直接向国王请求。国王不得不亲自出面处理那些普通法法院无法受理的案件,他不必依据普通法的规则,只是本着“良心”判决。逐渐随着请求的增多,国王把处理此类诉讼请求的任务派给御前大臣,也就是后来的衡平法官,即大法官。大法官判案与普通法法官不同,他们并不严格依寻普通法,而是根据教会法、罗马法,以及自己对公平正义的理解。至此,由大法官们建立起了衡平法与罗马法和教会法之间自然而然的关系。

梅因曾经说过:“……罗马法……常为下一代的衡平法官所借重,我们可以常常发现,从《罗马法大全》中采摘的整段原文,被几乎完全不加更改地收入了在他们的审判意见中,而这些来源是从不会注明的。”衡平法的产生使得逐步僵化的英国法又“活了过来”,然而却是罗马人最早在司法实践中应用衡平原则和方法。最高裁判官法就是典型的罗马衡平法。这种最高裁判官法即是:当市民法无法调节当时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有众多的外国人参加的社会关系时,罗马裁判官便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通过司法实践和颁布告示,制定了许多新的法律规范,作为市民法的补充。

二、衡平法院的产生及大法官的罗马法背景

衡平法院即大法官法院(Court of Chancery)是大法官庭通过自身职能一步步转变而来的。大法官庭原是英国王室政府的文秘机构,首脑是大法官(Chancellor),其下有一批职业官员相辅佐,主要职责是起草、签发、保管国王的法令、令状、特许状、条约协议、外交信函等政府机要文件。这些文件必须加盖国玺(Great Seal)才能生效,而大法官正是国玺的保管人。随着三大普通法法院的相继成立,大法官法庭在保持原有政治职能的同时,司法管理职能日益突出,因为他掌管着进令状——任何提交普通法法院的诉讼都必须从大法官签发起始令状开始(堆积于国王手中的案件过多,使其不胜其烦,于是将此项权利下放于大法官处)。除了具体制度,大法官法院所依据的良心原则也表明其深受罗马法的影响,尽管其本身是神职人员的创造,但其与罗马裁判官的善意概念非常相似。

在1396至1532年间,身居大法官之职的几十名教士中许多人拥有民法博士学位。如:埃德蒙·斯塔福德(EdmundStafford)、约翰·肯普(John Kemp)和斯蒂林顿(Stilling'ton)。

从十五世纪开始,大多数的大法官接受过民法训练,这些出身于传教士、甚至罗马法,并经过了民法训练的大法官,所审理的案件多为在普通法法庭求助无门,转而寻求“正义之源”——国王的“剩余司法权”的案件。因为判案不再受普通法的束缚,所以在审判过程中,大法官们自身的法律知识、经验积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旦当判例定型,通过判决所体现出的原则就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这些判决中所包涵的罗马法的精神、理念和原则也随之变成了衡平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罗马法的影响而言,应当承认的是,英国是西欧各国中唯一在罗马法之外发展起自己的法律体系的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说英国没有受到罗马法的影响。这之中,法官阶层的推动作用可谓是不可估量,在英国法律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发现他们的身影。

起初,作为国王的辅佐者,他们以其丰富的罗马法知识将杂乱的习惯法理性化、系统化,从而形成全国通行的统一的普通法,为国王集权服务。之后,随着法官阶层的专职化和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关注和服务的受众更广,也更加关心自身的利益。为之,从普通法的架构到衡平法的“良心”,法官阶层的成长引领着英国法走上了一条与全盘接受罗马法的大陆法风格迥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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