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几个问题

【摘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力度及由此引起的市场收益预期下降的影响下，今年4月份以后房地产投资增幅稳步回落。1―3月、1―4月、1―5月、1―6月房地产投资与...

一、上半年投资增长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总量增长变化与宏观调控预期基本趋于一致，正逐步接近合理、平稳的区间

2005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7967亿元，同比增长27．1％，增幅回落3．9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259亿元，同比增长20．8％；第二产业完成投资11939亿元，同比增长35．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15769亿元，同比增长21．6％。从各月累计投资增速看，1―2月、1―3月、1―4月、1―5月、1―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4．5％、25．3％、25．7％、26．4％和27．1％。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5月、6月间投资增速均较上月有小幅度回升，但这很可能与去年同期基数前高后低的走势有关，再考虑到近年来我国月度累计投资额有逐步前倾的趋势，可以判断，目前整个投资增长正呈现明显回落，逐步趋于合理、平稳增长区间的态势，与宏观调控所预期的方向基本一致。但目前投资总量运行仍处于较高位，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一些导致经济下行的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开始浮现，使得未来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

（二）行业投资结构趋向合理，但教育投资增长乏力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冶金、有色金属、建材等国家重点调控部门的投资增速明显放缓，而煤电油运等瓶颈部门的投资增速则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增速，行业投资结构的均衡度进一步提高。煤炭开采与洗选业投资同比增长81．7％，电力、热力生产与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37．4％，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同比增长36．2％，铁路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48．0％，卫生投资同比增长34．8％，均明显高于城镇和全社会投资的平均增速。但令人担忧的是教育投资增长乏力，1―6月教育部门的投资同比增长仅为10．3％，教育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已从去年同期的3．1％下降到2．7％。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力度及由此引起的市场收益预期下降的影响下，今年4月份以后房地产投资增幅稳步回落。1―3月、1―4月、1―5月、1―6月房地产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32．9％、30．2％、26．6％和25．3％，逐月回落的态势明显。应该说，由于房地产业对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带动作用很强，房地产投资回落到合理平稳的增长轨道对整个投资实现“软着陆”至关重要。宏观调控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对房地产的调控是否能恰到好处，使之既起到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吸收相关产业产能释放的积极作用，又能避免因过快增长而给国民经济及金融系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与风险。

（三）地区投资呈现西高东低格局，部分省市投资增速仍然偏高，少数地区投资出现明显下滑

今年1―6月，我国东部地区完成投资15810亿元，同比增长24．4％；中部地区完成投资5858亿元，同比增长33．0％；西部地区完成投资5849亿元，同比增长30．3％。东部地区投资比重下降，而中部与西部地区投资比重均有所上升，三大地区投资结构的均衡性增强。

各地投资增长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仍有一些地方投资增速过快，存在反弹压力，如内蒙古、辽宁、河南、云南等地投资增速仍在高位运行，今年1―6月增幅超过30％的有10个省份。二是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如、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投资增速低迷，将对当地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这些欠发达地区受出口与内需消费水平的制约，经济增长似乎更加依赖于投资的增长）。三是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由于房地产投资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较大而出现明显的投资下滑，增幅回落较多，新开工项目个数和计划总投资均在下降。

（四）从投资的所有制结构看，民营投资表现最为活跃，外商投资下降

2005年以来，随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的出台，民营经济（包括股份制、联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看好，民营企业投资在整个投资增长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在不同所有制投资中，各类民营企业投资（特别是私营企业投资）表现得最为活跃。今年1―6月，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增长27．1％，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增长39．1％，联营企业投资增长34．9％，而私营企业投资增长高达61．9％，同时，所占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9．6％上升到12．2％。目前，民营经济投资占全部投资的份额已突破50％大关，达到51．7％。

值得关注的是，外商投资近来有由升趋降的趋势。1―5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33．66亿美元，同比下降4．75％。对比1―6月与1―5月的数据可以看到，外资到位资金6月份出现了明显下滑。1―5月在各类资金来源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30．2％，而1―6月却只增长了23．1％，降幅达7．1个百分点。外资增长的下滑可能会对我国投资总量与结构的变化造成一定的影响。

（五）从资金来源结构看，银行贷款增长过快得到控制，企业自有资金比重明显提高，直接融资仍是“短腿”

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的变化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一是资金来源总量增幅明显下降。1―6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来源总计33593．6亿元，同比增长26．5％，资金来源总量的增长正趋于合理的水平。二是由于“双稳健”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国家预算内资金和国内贷款增长明显回落。1―6月份国家预算内资金同比增长27．0％；国内贷款同比增长11．8％，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明显回落。三是企业自筹资金的到位情况趋好。今年1―6月，自筹资金增速达到35．4％，高于资金来源总量增速8．9个百分点，自筹资金所占比重由此上升到53．4％，比上年同期提高了3．5个百分点。四是直接融资增长呈现下滑状态。1―6月债券融资30．82亿元，企事业单位发行股票融资15．02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52．8％、－57．2％，直接融资对投资增长的贡献度进一步减弱，成为各类资金来源渠道中明显的“短腿”。

二、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一）过分依赖投资扩张的增长方式使投资增长成为一把双刃剑

虽然历时一年多的宏观调控正将过热的投资拉回到理性增长的轨道，但导致投资增长粗放、高耗低效的体制性因素并未消除。目前以投资与出口的高增长来拉动经济高增长而同时伴随着高能耗、高环境成本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投资增长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高储蓄与高投资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这种过于依赖投资扩张的增长方式容易造成增长效率不高（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已经进入了一个下降通道），造成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或不足而引发经济的冷热病，也给资源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影响经济增长的平稳与可持续性。因此，未来宏观调控的重点不仅要“调总量”，更要“调结构”与“转方式”，不仅要治理短期内的“冷热病”，更要着手消除造成经济易于过冷与过热的长期性、体制性“病因”，通过推动与深化改革，解决地方政府外部性监管缺位、资源价格低估、公共投资软约束、资金市场“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只有赋予投资增长以应有的质量与效益，才能真正将投资拉回到适度增长、均衡增长与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

（二）经济增长出现下行趋势，下一步宏观调控有可能面临更大的“两难选择”

近期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预示经济可能出现下行、甚至陷入通缩，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企业利润出现明显下滑，特别是石油、钢铁、水泥与建材等几个上游行业。今年5月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7．9个百分点。利润下滑将降低企业对未来投资效益的预期，同时也意味着企业自筹资金能力的下降，从而既影响企业未来投资的意愿，也影响企业未来投资的能力。二是在信贷方面，出现了“宽货币、紧信贷”的局面，银行出现了惜贷倾向，企业流动资金面临紧缺局面。5月份M2和M1同比增长了14．6％和10．4％，而信贷增长12．4％。信贷紧缩趋势也将影响未来投资。三是随着造成经济过热的两个“热源”――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投资回落，其上游产业的产能过剩的隐忧已经出现。四是下半年出口增长在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外部条件制约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放缓。以上这些迹象似乎显示，未来一段时间投资与经济向下运行的趋势已经出现――我国经济昨天似乎还在担忧过热而今天已不得不思考如何防下滑、防趋冷、防通缩。

当前经济形势中出现的这种新变化使宏观调控似乎面临着更大的“两难选择”：面对上行与下行两股力量同时并存的局面，到底是针对“热”的趋势防投资反弹呢，还是针对“冷”的趋势，防投资回落与下滑过快？如果此时放弃紧缩性的调控政策，则刚刚取得成果的宏观调控可能前功尽弃；而如果继续紧缩，又有可能真掉进通缩的阴影里，结果治理起来更加困难。这无疑增加了宏观调控政策抉择的复杂性与难度。

（三）随着我国经济外向度的进一步扩大，来自国际上的外部条件的制约正在加大

近来关于我国影响世界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地见诸于报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在加大。我国外贸依存度近年来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产品依赖于对国际市场的出口，而许多资源与技术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纺织品出口增长过快遭遇“反倾销”，引起中外贸易摩擦的频繁化、常态化（过去两年我国承接的反倾销诉讼占到了全球反倾销诉讼的一小半）。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而一些国外投机性资金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热钱”炒作，给金融与房地产市场调控带来了新挑战。因此，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取得初步成果、国内经济增长趋于平稳的情况下，还要特别注意防止外部因素的冲击，要密切关注来自国际的外部制约条件，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由“外因”引起的经济与投资增长的波动，防范、规避金融风险。总之，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非中国因素”在加大，应予以充分关注。现在到了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外需”与“内需”之间协调发展的时候。

（四）教育等社会“瓶颈”领域投资不足，投资增长明显滞后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公共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资源配置不公平的现象较为严重。今年以来，虽然国家不断强调要加大对教育等薄弱部门的投资力度，但教育投资仍然出现明显的下滑迹象。1―5月教育部门的投资同比增长仅为6．7％，比上年同期下降28．6个百分点。教育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从长期看，各个国家之间竞争力之争最终取决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而教育事业无疑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教育投资的不足，从长期看将会对一国科教水平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本来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可是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今天，教育投资却不升反降，这确是一个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而且，目前教育投资一方面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合理，即教育投资过于向高等教育倾斜、向发达地区、名牌重点学校倾斜，而中小学义务教育、广大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教育投资比例则明显偏低，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使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更加处于“边缘化”地位，加剧了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而造成教育投资下滑的体制性原因，还是跟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有关，与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重经济、轻社会”的政绩观有关，结果是对教育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在实际工作中，削减、挤占教育经费的现象却屡禁不止、时有发生。因此，只有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各级政府切实转变职能，让公共财政在扶植基础教育，特别是在推进落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保证教育投资均衡、持续、平稳增长的长效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三、对策和建议

（一）下一步宏观调控的侧重点应从前阶段主要防通胀，转向通涨、通缩“双防”

我们认为，目前经济总体增长的趋势已有所放缓，但仍在较高水平上运行，未来一段时间内促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在目前促使投资良性增长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取向对未来投资增长仍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因此短期内宏观调控仍需保持一定力度，但同时应在基本保持前一阶段政策取向的基础上认真考虑如何使紧缩政策“适时”、“适度”而不会打压市场内生性的投资动力。下一步宏观调控的侧重点应从前阶段主要防通胀，转向通涨、通缩“双防”，信贷和货币收缩的政策在“松紧适度”的前提下可由“从紧”转向“从松”，土地政策也可进行结构性松动，适当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的供应量。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也应适度放松，以防通缩压力于未然。总之，应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趋势，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力度，使调控措施“顺势应时”、“不失先机”，而能达到“微调”乃至“预调”的效果。

（二）应将近期调控与长期改革结合起来

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既有短期性的，也有长期性、体制性的，所以须将近期调控与长期改革结合起来，才能标本兼治。要建立起促进投资良性增长的内在机制，就必须先改革政府的投资管理行为，转变政府部门片面的发展观、政绩观，真正代之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因此，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应成为未来改革的重点。

（三）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应兼顾“长期”与“短期”，把握好调控的“松紧”力度

对房地产等热点行业的调控应注意调控的时机与力度要恰到好处，避免过度调控而使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受到影响。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房地产投资过热的潜在风险，但同时也要看到房地产业保持一定的繁荣对相关行业乃至国民经济保持稳定繁荣的积极影响。而且从长期看，房价高企的问题还是应通过增加住房供给来解决。在近期内，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着重点应主要放在解决房地产投资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上，着重消除房地产业快速增长中的非理性成分（如减少投机性需求等），而对于其源于经济增长内生性需求的理性成分则不应打压。总之，对整个房地产业的发展还是应“兴利除弊”、整顿与鼓励并重。

（四）发挥政府在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应有作用

应积极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引导企业从“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旧增长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新增长方式转变，从而缓解制约我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与资源瓶颈问题。应采取各种财税激励与市场规制措施，一方面降低“低污染”与“低能耗”项目的投资成本和进入门槛，另一方面提高“高污染”与“高能耗”项目的投资成本和进入门槛，通过改变市场的赢利预期，引导市场主体的投资从使用高能耗、高排放的技术转向使用低能耗、有益环保的节能与清洁能源技术。在这方面，一些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增长方式改变的经验就很值得推广。如鄂州、三门峡等城市过去一度由于增长方式粗放，城市经济资源利用率低，导致环境污染严重。而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大了对资源利用、环保等企业外部效应的规制力度，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改造等措施来降低能耗，减少“三废”排放量。当地政府还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企业发展环保技术、循环经济技术，有效地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城市的自然环境也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五）加大公共投资对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

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低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软肋”。目前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技术对外依存度达50％。因此，应加大公共投资对科技进步，特别是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加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同企业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以此来有效带动企业界的技术研发投资，加速关键技术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程，从而推动企业向现代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拓展，提升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改变“中国制造”低技术含量、关键技术设备过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六）建立起鼓励社会资金投资社会事业领域的机制

在社会事业投资中，要提高政府资金与民间资金的结合度，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在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金、民间资金的导向作用，采取财政补贴、低息、定向定额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鼓励、引导全社会资金增加对教育、卫生、农业基础设施等社会瓶颈领域的投入，从而起到以少量政府资金“搭台”，来吸引大量社会资金“唱戏”的效果。

（七）建立健全政府投资的社会监督机制，提高政府投资决策的透明化、民主化程度

政府投资的软约束是造成目前投资领域诸多问题的体制性根源之一。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往往是导致各级政府投资决策约束弱化，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得以决策并实施，政府投资效益难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应广泛动员和激励社会各种力量积极参与到对政府投资决策的社会监督中来，增强公众在政府投资、公众投资中的话语权。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应逐步做到将政府投资规划、投资政策和具体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及决策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听取公众的意见，使政府投资决策更加符合“民意”。同时应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并建立起完善的政府投资项目公众利益申诉机制。政府部门内部的“纵向”监督、“横向”监督与“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对政府投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全方位的监督，从而增强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防止各种“寻租”行为的发生，保证公共投资的效率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