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本土化背景下的性别平等促进

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1-0084-04

2008年11月4～7日，“第三届中国与北欧妇女／社会性别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本届研讨会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别与参与式工作室承办。来自丹麦、瑞典、挪威、美国、英国等国和来自中国国内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45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和小组交流。与会中外学者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性别视角，对以下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一、中国和北欧国家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社会性别主流化、相关政策／制度

中国和北欧国家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纳麒教授基于民主政治的内核，审视和分析了中国民主政治中的性别平等促进的历程，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平等战略以及民主政治与性别平等的关系。他指出：成功的和可持续的民主政治，不能不考虑怎样消除任何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同样，有效的和可持续性的男女平等促进，只能依赖于成功的民主政治的推动。挪威特隆姆赫大学的凯莉。默尔毕教授也介绍了北欧社会性别制度的发展演变情况。

社会性别主流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希尔达，罗梅・克里斯坦森副教授介绍了她对21世纪欧洲社会性别主流化和妇女运动的研究情况。欧洲目前已成为世界实践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实验室”。社会性别主流化被看作是通过妇女非政府组织和跨国跨区域机构(像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共同努力的一个富有创新的对策。目前，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欧洲是一个正在被接受但又充满争议的概念，很多不同的观点和定义同时并存。她在会上介绍了其中一种被她称为“包含了一些复杂概念”的定义：“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性别视角去审视政策的全过程：政策的制定、实施、监测与评估是否推动男女两性的平等。它意味着评价政策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生活的影响，也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去回应两性之间出现的不平等问题。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种使社会性别平等成为具体现实的途径，它可以在机构内部或是某个社区内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成为现实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全国妇联妇女研究副研究员蔡一平从“妇女组织推动性别平等的政策／法律倡导”的角度，论述了2005年以来中国妇联组织和民间妇女组织推动性别平等纳入法律／政策取得的进展，探讨了其中的策略和得失。

妇女的政治参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珠德・达尔汝普教授指出：随着国内和国际社会要求提高妇女政治发言权的呼声日益增强，目前大约有100个国家的政党和议会采用了在选举中指定按性别比例人选的方法以作为回应，这一做法成为全球政治选举中的新趋势。由于社会中存在直接的或结构性的妇女被歧视问题，所以社会性别配额选举是对性别歧视的一种纠正。她的研究结果发现：选举中的社会性别配额方法更接近于提供一种真正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有助于在各种政治制度中取得社会性别平衡，而这正是民主发展的本质。由于社会别配额方法改变了在选举中通常男人只和男人竞争的情形，所以它甚至可以提高选举中的竞争力度。

社会性别与法律。西北工业大学的郭慧敏教授基于性别政治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现阶段法律文本的复杂性别政治。她指出，法律文本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不能涵盖性别平等，而法律话语(有关法律的知识体系)主要是由男性尤其是强势男性的一揽子建构的。男女平等在中国法律的标准表述是“女子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某某权利”，在这一表述中，妇女的特殊权利不仅以生理性别为基础，不可能批判法律内在的社会性别机制，也将妇女沦为社会福利的照顾对象。使妇女陷入平等与要求特殊保护的二难困境，成为性别歧视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之一。而妇女则以自律(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四自”)作为取得国家保护的交换。这样，以男性标准对女性的改造(以男性的权利标准为标准)、妇女的“幼稚化”(妇女儿童在国家话语中的并列)、妇女的弱势化(妇女权益保障法，并列于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保障法)就成为必然。

社会性别与福利政策。丹麦奥尔堡大学的安妮特・伯乔斯特教授介绍了斯堪的纳维亚(包括瑞典、挪威和丹麦三个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这几个国家常以其“对妇女的友善”而闻名于世，妇女在政治上的地位多年来一直处于世界前五名当中；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也很较高；国家采取了全福利政策。扩展了公众对再生产任务(诸如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但是，这几个国家福利政策中也有许多缺点，例如它没有考虑妇女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少数民族妇女及外来妇女还没有获得与主流妇女同等的话语权等等。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汪琦副教授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和北欧福利国家，都产生了类似的“享受福利群体”：在中国，是城镇户口注册人群；在北欧，则是本地人。这些“享受福利群体”的成员，不论男女，都享有国家的保护和福利服务。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迁徙，造成了人们跨区域、跨国界的重新安置。在中国严峻的挑战是如何安置这些不属于国家指定的“享受福利群体”、而又身处城市并实际在城市工作的人群；而北欧国家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将不同民族不同的移民，纳入到本地人引以为自豪的北欧长期的福利和公民体系。

二、社会性别研究视角下的“全球化”，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性别”

妇女／性别话语申的全球化。上海大学的闵冬潮教授认为：目前在国内全球化研究主流中，绝大多数的有关“全球化”的定义集中在经济方面，妇女／性别的话语在全球化研究领域是“少而弱”。与此同时，在妇女／性别研究领域，对全球化的研究可以说是“大而空”。妇女／性别与全球化有何关联?这些关联在哪里?如何看到及为什么要看到这些关联?这些问题亟待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论和概念进行认识论上的反思。她从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两个特征“流动的空间”(全球化)、“消失的地域”(地方)，来重新思考全球化与妇女与性别的问题；同时还以云南多年来的跨国女性主义的实践为例来讨论全球化的具体过程。

全球化与社会性别分析的多元视角。奥尔森大学的安多特，克里斯坦恩教授以“全球化视角下的所属与非属”为题，提出了“归属”的概念。她指出：归属――谁被群体容纳或排斥――这是现代民主的焦点；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这一议题显得更为重要；近年来有多位学者将这一概念看作构成性别、公民身份和全球化等的重要方式。因此，女性主义研究者们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认同和归属是在与社会性别、阶级、人种、种族和其它社会分化的相互作用中构成的。英国伦敦的妮亚，余娃一大卫教授从“全球化”一词展开讨论，并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探讨了全球化与当代附属政治之间的关联及对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及其反作用。她认为，一方面，全球化使妇女得以进入之前许多社会对其关闭的领

域，由此缩小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在社会构建中的距离；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当地附属政治的影响最终在许多地方形成了多种新保守主义和宗族主义，从根本上扩大了男性与女性构建的差别，以及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中的总体权力关系。北京林业大学的方刚讲师认为：全球化为男性气概的改造提供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在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过程中，男性自身参与的愿望仍然非常不够，应该从制度和个人两方面鼓励男性参与。他通过若干事实分析了传统性别文化对男性的伤害，提出了“男性觉悟”、“男性解放”、“男性觉悟二重性”等概念。主张应该让男性觉悟到自己和女性一样，都共同受着现有性别文化和体制的伤害，以唤起男性积极主动地去颠覆“支配性男性气概”，进而同女人携手推进性别平等；使男性参与成为男性的自我要求。而不是女性研究者的“要求”。同时他也指出，这种觉悟与解放应该同时认识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女性的压迫比对男性的压迫更重，才能保证其对两性平等的推进。

三、全球化过程中妇女的流动和工作劳动状况

妇女的迁移和流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兼英国政治经济学伦的丝奇雅，沙森教授(沙森教授因突然在北京生病而未能亲自在会上宣讲，但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在论文中，对近期在经济体系的顶端和底部开始形成的全球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分析。沙森特别指出：在低层面的劳动力流动中，妇女在若干方面成为关键的劳动力的供给来源；在全球劳动力流动中，妇女的作用特别是作为移民的妇女的作用，成为新的经济布局形成的关键因素；女性移民成为全球性城市的组成部分，成为全球性城市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形式。丹麦尔堡大学的波特。希伊姆教授指出，随着全球化而不断增加的移民，从理论上、常规意义上和政治上代表着对社会性别平等的挑战，因为它加剧了各国内部、各国之间、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不平等和多元化，给国家和全球层面上调节政治和社会一经济问题的公共政策带来了新的问题。她特别指出，虽然北欧国家一直被看作是社会性别平等的楷模，但是，这些国家却没有将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作为平等的公民，融入到国家的民主、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中。挪威科技大学的安一玛格瑞特，杰森教授以“北极的泰国妇女”为题，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从泰国到Arctic Svalbard(欧洲大陆到北极之间的中部地区)的移民过程中，先到者和后来者形成了一个“移民链”，后来者没有先到者的帮助不可能到达，但是“帮助”往往踏进了剥削的边界，来自穷国的人变成了在富裕地方对同乡的压迫者。

流动妇女的工作和劳动状况。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副教授介绍了她对“宿舍劳动体制”这一中国特殊劳动体制的研究观点，她认为，这种体制是随着国际性的劳动力分工而出现的，同时造成了中国外来女工的生活现状，她们在工厂工作，并在工厂提供的宿舍中栖身。宿舍劳动体制是一种性别化的雇佣形态，它将工作和住宿一体化，生产全球化使劳动力的生产和日常再生产得以重新分配，而外资公司和私人公司几乎控制了所有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潘毅通过2003年4月对中国南方一家电子厂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宿舍劳动体制的运作过程，详细说明了它对提高工厂的产量和利润以及在工人与其雇主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

四、全球化背景和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民族文化

民歌中的社会性别关系。广西民族大学陈媛副教授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例，分析了在民族节庆国际化过程中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关系如何被现代性男权中心的社会性别关系表现和重构，其中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对唱山歌原本是壮族传统文化中两性子权关系的体现，而在首届国际民歌节上，演绎出600位刘三姐对1位阿牛哥现象。她认为这种现代化造就的“传统文化”，以招商引资为最终目的，过程中消减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再造“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以消费“女性”为其主要内容，呈现了社会性别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复杂关系。

全球化与民族女性文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郑晓云研究员指出，全球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将会产生冲击和影响，导致民族文化重新整合，同时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他从云南傣族妇女在发展中的角色为切入点，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重构问题。贵州黔东南传统知识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口新副研究员指出，全球化对于侗族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既有巩固的因素，也有消解的成分。侗族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比较接近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念，在侗族社会文化中妇女有着较高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有利的资源，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五、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旅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杨晶指出，GAD(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旅行，经历了从边远城市到中心城市、从点状到网络状、从民间组织到主流机构、从单一意义到多元解释的过程。这其间，境外资金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在这一推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尽管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呈现出一幅宏大的图景，其与中国实践之间还是一种疏离关系，理论并没有在新的土地上生长出新的枝叶。总的来说，这个词在与中国的语境结合时，其意义虽被吸收，但更多地是被消解。

对“妇女研究热”的反思，云南大学的章立明教授论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所经历的妇女研究热、妇女与发展热、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热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她指出：妇女研究热并不表明妇女学在国内学术界已经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学术空间，1949年以来，妇女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是缺席的，至今人文学科从一级到二级学科都没有妇女学的位置，从而使得妇女学在学科规划、人才培养、研究及教学等方面均处于边缘地位。这就是妇女与发展项目在热闹之余很难转化成知识、进入高等院校的知识生产体系、对主流学科形成冲击力的原因所在。

对社会性别与发展实践的反思。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赵捷研究员分析了云南众多来自全球有关机构和组织资助的社会性别与发展项目，强调它们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建构过程。因而，需要反思：关于“性别问题”――弄清楚谁在说比说什么可能更重要；如果性别分析仅只是工具，那就需要关注到使用者的立场和动机，而非只有项目活动；如果仅强调过程而非结果，那就有可能谁也不会对那些不良的结果负责任。对此，我们需要有所警惕，否则，新的强权控制格局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就有可能限制“本土化”的过程；也有可能恰好就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口号之下被复制和生产着。

国际NGO项目在中国的适应性。云南大学的沈海梅教授对国际NGO的云南项目进行回顾并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国际NGO项目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值得关注：充斥于国际NGO范式中的传统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把西方都等同于文明、发达、进步；项目的选取并非完全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情，而是得取决于他们已经达到的各项数字化的所谓发展的指标，以及在参照对比中产生的“差距”可能在资助者与受惠者之间构建一种意识形态、经济、权力的不对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