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VS逆全球化

时间:2022-08-28 12:34:35

曾经预言2008年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把当前的世界形势称为“新病态”(New Abnormal)。近两年,无论是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特朗普现象,都指向一种迥异于过去二十年“世界是平的”之判断。特朗普提出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的口号,德国9月17日更是爆发反对TTIP大游行,多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极端党派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潮流再次兴起,TTP、TTIP等排他性区域化机制不断浮现。显然,全球化进程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和发展阶段,全球化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代表资本主义运动进入全球化的全面扩张期,随后全球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都进入加速的跨国自由流动,由此给全球治理和国家政策选择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其中既包含机遇,也蕴藏有危机,但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变化已经存在多年,为什么在近期掀起这么大的波澜?高柏的文章指出,根本原因是当全球化出现危机,人们普遍期待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护时,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以更大的力度开放国境,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恐惧并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弹。全球化逆转的政治动力来自于下述这组矛盾:危机环境下要求政策范式转变的急迫性,和政策制定者们总是用新自由主义的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强大惯性。

与高柏的观点不同,郑宇的文章提出:尽管全球化的现实与新自由主义的预期相距甚远,但全球化并没有逆转,只是遇到了减速路障(Speed Bump) 。发达国家的低迷走势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趋势减弱了全球化持续扩张的动力――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个绷紧的橡皮筋的确应该放松一下,否则发生断裂的可能性会很大。与此同时,各国都应该对其国内政策重新审视和评估,并制定更合理的全球治理的游戏规则,让全球化的分配更公平合理。

王湘穗的文章则从长程历史的角度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经历过数个周期,每一个周期,都会经历一段从萌芽、壮大到衰落的过程;每一个周期的主导国家,都会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发整体性的危机。目前这一轮逆全球化进程的实质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开始出现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未来的新型全球化,本质上是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也能够平等加入的全球化,但其需要通过多极化、多元化、多中心的过渡,先经历一个区域化调整期,然后才能进入“以全球为全球、以天下为天下”的新全球化。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参与全球化所获得的红利是显著易见的,而未来中国应该在全球化格局中处于何种位置,如何思考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跨境投资和人员流动的发展规律,如何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可能演进机制,以及它可能遭遇的挑战和困境。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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