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性分析

摘 要：本文在分析制约农民收入增加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农民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数据就不同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来自于农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和来自于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两个定理并推导出相应的推理。

关键词：农民收入；农地使用权流转；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4-0012-06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农村社会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时期同样的发展滞后问题，尤其是在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土地、资本及劳动力各要素的流动呈现出结构性扭曲：稀缺的土地与资本要素快速外流，众多的农业人口及劳动力要素缓慢外流。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表明我国人地紧张关系的基本国情不仅没有通过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增长得到缓解，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态势。这种负面效应提示我们：靠有限的土地资源来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步履维艰，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农民收入与农地使用权流转具有互动作用：即农民收入增加会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会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在坚持土地公有权和稳定土地承包权前提下，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推动农户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从而催生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又一基本内容：“搞活土地使用权”，促进农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在现代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增收效应

从农户户均经营规模来看，我国农户户均经营耕地规模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这种下降趋势是同耕地经营规模扩大趋势交替进行的。由表1可以看出，从1986―2003年，农户户均经营规模有四个时期呈现下降趋势，它们分别是1986―1987年、1988―1990年、1991―1997年以及1999―2000年；另外四个户均经营规模扩大交替时期分别是1987―1988年、1990―1991年、1997―1999年以及2000―2003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规模出现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增长导致户均经营耕地规模的减小；二是耕地占用导致户均经营规模的减小；三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地流转导致户均经营规模的扩大。

笔者2006年所获得的样本户抽样调查表明，2005年浙江省全部样本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规模为2.43亩/户，人均0.67亩/人；湖北省全部样本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规模为6.84亩/户，人均1.72亩/人；四川省全部样本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规模为4.61亩/户，人均1.22亩/人。从样本户的人均经营规模来看浙江省仅为0.67亩/人，明显小于湖北省的1.72亩/人和四川省的1.22亩/人。[1]

尽管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农业不是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益的产业。如世界银行对肯尼亚小农场和大农场的对比研究发现，规模在0.5公顷以下的农场的每公顷单产是规模在8公顷以上农场的19倍，前者的劳动用量也是后者的30倍。在印度，规模在2公顷以下的农场的每公顷土地收入比规模在10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1倍多；在巴西，每公顷土地的纯收入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加而递减，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场每公顷土地纯收入比规模在1到10公顷的农场高出几乎2倍，比规模在200到2 000公顷的农场则高出30倍。科尼亚对15个发展中国家不同规模农场中各种农业投入、土地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农场规模与农业投入和每公顷单产呈反比；普罗斯特曼和里丁格使用117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每公顷谷物产量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是小规模农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山东农业大学1995年对山东358个农户的调查表明，规模经营农户与小农户的单产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万广华等(1996)根据农业部与澳大利亚阿德雷得大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我国谷物生产几乎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益，计量分析表明，玉米的规模经济指数为1.169，晚籼稻为0.967、；冬小麦为1．107、早籼稻为0.985、薯类为0.904。金和辉等人(1989)基于1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表明，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呈相反关系。但也有少数学者的调查研究结论刚好相反，如江苏省农业现代化试验区领导小组(1994)基于典型地区的分析认为，规模经营农户的单产比一般农户高。瑞定杰、康赛优(2003)的研究表明总体上小型农田的面积在逐步增加到4公顷的时候生产率保持上升态势，但非常小的农田尤其是面积小于0.5公顷的农田的生产率是很低的，而且不会高于套种农田的生产率，当种植面积超过4公顷之后，农业生产率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而下降。因此，梅建明认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2]。

以上的统计和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人均经营耕地规模还是户均经营耕地规模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经营面积太低，这说明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具有超小规模经营的特性[3]，而同样人多地少的日本为1.4公倾，韩国为1.2公倾。与此同时，我国农户的经营地块比较分散。可见，我国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是严重偏小并分散，这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农地流转使农地适度集中，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地制度的必然选择。

笔者的调查样本中[1]，东部地区的浙江省，虽然人均耕地只有0.67亩，但人均农业收入水平却是3 631元，高于湖北省的2 782元，这就是说样本户浙江省的土地收益明显高于湖北省的土地收益。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浙江省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大部分农户都从事非农业生产，农地流转规模大，使一部分农户租入大量的土地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提高了土地的配置效率。但从我国的总体上看，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收益明显偏低，而且耕地的投资收益率低于非耕地的投资收益率，严重影响了农户的农地经营投入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居民的农地经营规模小且分散，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投资积极性，而且对于吸收社会资金以提高农地的投入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并严重影响了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实现，进而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这一农地流转制度目标产生负面影响[4]。偏低的农地经营收益水平既与农业生产的技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水平有关，也与严重偏小的农地经营规模相关。农地经营收益与农地经营规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超小的农地经营规模与严重偏低的农地经营收益的互相作用，使我国的农地经营趋向恶性循环，农地经营规模进一步缩小，农地经营收益进一步下降。由此，从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目标的角度考虑，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农地（特别是耕地）经营收益的提高显得至关重要，国家在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方针，进一步降低土地承包费用的同时，必须通过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产品销售补贴和加快农地使用权流转等一系列举措实现农地经营收益的根本性转变。

二、农户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农户从事非农职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而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户从事非农职业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也为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提供了前提条件，并使之成为现实。农户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农户从事的职业、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的差异，进而导致农户不同的农地流转行为。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第二，来自于农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第三，来自于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本节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从全国不同收入水平影响农户租入与租出农地的行为进行分析，第二和第三部分是从样本户的角度即样本户的收入来源情况对农户租入与租出农地行为进行分析。

1．不同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本部分从全国总体情况出发，以历年来农户经营耕地规模为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耕地流转行为。

第一，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转入和转出土地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农户转入农地的行为与农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即收入水平越高转入的土地数量越多，收入水平越低转入的土地量就越少。这或许是因为，处于高收入群体的农户，也处在具有较发达的土地市场地区，并且经营土地能够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益，所需要的土地能够通过土地市场等各种渠道得到满足。而相反，处于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收入水平也较低，经营土地的比较效益低，使低收入者既无能力也无吸引力转入土地，所以转入土地的数量也较少。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转包出土地不象转包入土地那样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转包出耕地中，次高收入的农户变化最大，尤其是在1993年，这可能是由于1993年粮价下跌，使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无利可图，所以不同收入组均表现出强烈的转出土地的愿望，而在其他年份，则转出土地的农户与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不大，表现出比较平稳的变化，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农民转出土地的愿望有所增加。

第二，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经营耕地面积的影响。

由表4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与农户经营农地面积负相关，即经营的土地越多，农户的收入水平越低，而相反，经营的土地越少，则收入水平越高。这可能是由于在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虽然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农户经营土地的面积大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农户经营农地的面积大于东部地区，但是，由于农地使用权流转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户农地的经营规模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整体上看，在现有的生产状况看，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经营农业并不能使农户致富，在现有农地经营规模的条件下，经营农地的规模越大，农户却越贫穷。[4]同时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民的大部分收入来源是依靠农业，而现有农产品价格低，生产成本高，使经营农业的利益非常少。

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低收入农户还是高收入农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户耕地转包入和转包出面积都是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以1996年为基期，1999年低收入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和转包出速度分别为214．29%和122．22%，中等收入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和转包出速度分别为233．33%和176．92%，高收入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和转包出速度分别为129．03%和147．37%。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明显快于转包出速度。根据表1和表2相关数据计算，80年代末农户耕地转包出规模略大于转包入规模，1987―1989年3年农户平均转包出耕地规模为0．41亩，而转包入规模为0．34亩。但是到了90年代，农户平均转包入耕地规模明显大于转包出规模，1997―1999年3年农户平均转包入耕地规模为0．27亩，而转包出规模为0．19亩。

2．农业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文中所称的样本是笔者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全国22个省市就“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与价格体系”所做的抽样调查提供的数据整理所得笔者非常感谢挚友邓大才同志对本论文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及充分的详实的第一手调查数据，我的论文能够利用大量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与他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笔者从500多份样本中经过加工整理，精心筛选了基本上能够代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块的浙江省、湖北省和四川省的51户、43户和48户共计142个样本户来进行研究。由于预计研究的目的决定了所调查的样本是参加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农户，也就是说，大部分样本户均有租入或租出农地的行为。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本文仅以浙江省的51个样本户为例进行说明。

农业收入水平主要指农户从事农业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水平，这里主要包括农户从农、林、牧、副、渔等所获得的收入水平。农户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动机，他会在有限的资源上进行合理的配置，以求得效益最大化。当农户从事农业获得较高的收入时，农户具有扩大经营规模的冲动，这时农户就有意愿转入土地。相反，当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益较小甚至是亏本时，农户就有转出土地的意愿。典型调查样本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定理一 农户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有意愿转入土地；农户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水平越低，农户越有意愿转出土地。

从调查的样本户中，农户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水平高低与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可以证明这一点。

3．非农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经济行为必然是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非农产业的比较收益优势对农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般来说，农户参与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家庭非农收入越高，则农户可能倾向于将人力物力更多地投入到非农产业，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家庭小规模土地耕种效益低，对其吸引力减弱。[5]因此，那些劳动力不富余、非农收入又能够维持当地体面生活的农户，往往会把部分或全部土地转让出去。反之，参与非农活动机会少，非农收入比例小的农户，为了提高家庭劳动生产率，则有转入土地的意愿。而对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自然、经济条件差，家庭小规模耕种土地收益非常低，相比较外出打工收入高于种田收入，因此，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较普遍，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也较强，流转数量也较多。由此可见，非农收入无论对土地转入还是转出都有明显的影响，这说明农户参与非农活动是促进土地流转的重要动力之一。典型样本农户非农收入与土地流转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定理二 来自于非农收入的水平越高，农户越有意愿转出土地；来自于非农收入的水平越低，农户越有意愿转入土地。

从浙江省样本户的非农收入水平与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量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基本上符合定理二。首先，从农户租入土地与非农收入的变化趋势看，农户的非农收入水平越高，农户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小，即二者存在着负相关。随着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单位农户租入农地数量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少。表6的第2、3、4、6和7行的变化情况是符合上述定理的。但第5行和第8行的变化与上述定理不符。这是因为笔者所计算的是样本数的平均数，不否认个别农户租入行为的变化对总数及平均数的影响。在收入为20 000―30 000元组中共有4个样本户，其中有一个农户的年非农收入为21 500元，而农业收入为19 800元（同上注），该农户采取兼业的形式，既可以从农业中取得将近总收入一半的收入，又可以从非农收入中取得多余总收入一半的收入。而经营农业对于他来说，也是有效益的，所以他租入农地45亩，从而使该组的单位农户租入农地的平均数增加了。在收入为50 000元以上的样本户中的变化情况与上述相同，这里不再累述。其次，从农户租出土地与非农收入的变化趋势看，农户的非农收入水平越高，租出农地的可能性越大，即二者存在着正相关。从表5中可以看出，从总的变化趋势来看是符合上述定理的，但由于浙江省经济比较发达，人均耕地少，在总人数越多的组，单位农户的耕地数量就越小，由于样本户的户均耕地数量为2．43亩/户，租出土地的数量小，所得的单位劳动力租出土地的数量必然会小，在第2行和第8行（同上注）就是这种情况，但这并不影响总体的变化趋势。

以上笔者探讨的出发点是考虑到总样本收入水平变化对农户租入和租出农地行为的影响，从上述的分析中，笔者发现，从总收入的变化中探讨问题并没有完全说明单个样本户的情况，在单个样本户的收入构成中，他的非农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水平都很高，这时他租入或租出农地的行为就与总体变化存在着差异，即他的租入或租出土地的行为不完全取决于该农户从农业或非农业获取收入的绝对水平的高低，即从农业获得的收入高，他不一定选择租入土地的行为，从非农业获得的收入水平高，他不一定选择租出土地的行为。而是取决于该农户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的优势能力、投资偏好和过去的经验等，如果从事农业生产更有利于增加收入，他就会选择多租入农地，相反，他就会选择租出农地的行为。这里作为定理一和定理二的补充可以得到如下推理：

推理 农户的投资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从农业或非农业获得收入水平的高低，他的优势能力、投资偏好和过去的经验等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农户从农业和非农业所获得的收入都很高时，从农业得到的收入越容易，农户越愿意租入农地；从非农业得到的收入越容易，农户越愿意租出土地。

例如浙江省的第19个样本户（同上注），在他的总收入构成中，来自于农业的收入为60 000元，来自于非农业的收入为60 440元，即农业和非农业的收入水平基本上相等，并且无论是单个的非农收入水平和单个的农业收入水平都已经明显高于大多数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他选择租入或者租出农地的投资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投资偏好、特长和能力等，如果说经营农业对于他来说更有利于他增收，他会选择租入更多的土地，相反，经商对于他增加收入更有利，他就会选择租出土地，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商业中去，从而获取更高的收入。在该样本户中，该农户选择了租入更多的土地为15亩，从事农业生产作为进一步增加收入的手段。

三、结 论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农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民增收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要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而要增加农民收入当务之急必须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增加农民收入是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克服这些制约因素，从而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刘艳．农地使用权流转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7．

［2］ 梅建明．再论农地适度规模经济――兼论当前流行的“土地规模经营危害论”［J］．中国农村经济，2002，（9）．

［3］ 刘凤芹．农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组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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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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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S］．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11］ 国家统计局．浙江省统计年鉴2005［S］．北京：中 国统计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