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时间:2022-09-27 01:47:06

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摘 要:中美贸易摩擦耐人寻味地表现了美国政府保护落后夕阳产业的行为,传统的经济贸易理论很难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更多的文献从政治角度分析原因,但夕阳产业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假设似乎也很难成立。本文的研究顺延政治原因的线索,但不同的是笔者给出了政治决策一个更好和具有可信度的微观基础。即从效用理论“一元不等于一元”定律出发,提出和定义了“边际保护”的思想,该思想直接引致政府的福利加权计算,从而影响贸易政策偏向于保护夕阳产业,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

关键词:边际保护;加权福利;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F752.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4-0018-08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并且出口额在2006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如果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2008年我国的贸易总额将会超过德国而位居第二位,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超过美国。然而,与对外贸易大国地位相比,我国的国际贸易摩擦情况也是毫不逊色。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特保及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层出不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并成为全球贸易的焦点。这其中,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最引人关注,原因之一是美国是我国的最大贸易国,也是最大顺差国,中美贸易直接关系我国对外贸易的生死存亡;原因之二在于美国也是我们的主要贸易摩擦国,理所应当的会受格外关注。然而,我们知道,要解决好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首要的必须找到摩擦的原因,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

国内外很多文献研究了贸易摩擦的成因。国外方面,文献基本从保护主义的动机出发,指出贸易一方的贸易保护行为导致了摩擦的产生,这些文献大多从一般性角度研究问题,较少只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具体分析。如Sturm在他的论文“产品标准、贸易争端和保护主义”中指出,贸易进口国总是倾向于制订较高的标准,以保护国内产业,结果就是贸易争端不断[1];Yoshimatsu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动因。他的结论是,保护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动机是贸易摩擦的原因,且摩擦的程度与两国间产业相互关联程度相关[2];Bown就GATT框架下保护主义导致贸易争端的事实作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报复性心理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制定,从而可以解释贸易争端的存在[3];Irwin和Pavcnik分析了空中客车和波音两家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文章在假定离散选择、差别产品需求的情况下分析两家航空公司的竞争行为,同时估测了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争端情形,发现两家企业对于政府的游说和寻租行为导致了贸易争端的产生和激化[4];Baron的文献总结和归纳了企业行为对于贸易摩擦形成的影响,论文以柯达和富士胶卷的竞争为例,研究了企业的综合竞争策略(包括市场策略和非市场策略)与国际贸易争端的产生,作者指出,正是企业根据自己的综合竞争策略向本国政府寻求保护的寻租行为导致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争端[5]。

国内方面,基本将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归咎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方面,石磊、寇宗来认为,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不对称,从而贸易摩擦不断[6];陈泰锋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产业结构不协调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7];胡静寅指出经济民族主义是中美贸易摩擦形成的原因[8]。政治方面,李丽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和贸易政策制定的游戏规则引起了贸易摩擦[9];查贵勇、高凡也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性原因[10]。

以上的文献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犹如国外文献指出的,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总体来说也是美国的一种产业保护行为,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保护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但让人费解的是,中美贸易基本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互补型贸易,我国出口美国的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对于这样一种美国的夕阳产业,为什么还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如此重视,千方百计地去保护呢?保护落后肯定对于美国经济总体来说是不利的,同时这些夕阳产业及其从业人员也不应该会有很大的政治游说力量,那么政府的保护又是源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揭示的问题。

二、中美贸易及摩擦现状

我们首先来看看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统计数据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一致的趋势是中美之间贸易量在快速增长,且中国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这也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频繁不断的一个原因。

再看看美中之间主要的贸易商品,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以服装、鞋帽、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在美国这样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国家是处于即将被淘汰的夕阳产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快地淘汰这些产业是有利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但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夕阳产品对美国出口,受到了越来越强的贸易摩擦阻碍,从贸易理论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说,保护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事实却是中美贸易摩擦匪夷所思的喋喋不休。

表2是近年来美国向WTO提出的贸易争端申诉情况,表3是我国入世以来美国对我国发起特保措施的案例情况。另据WTO网站的贸易争端统计资料显示,从WTO成立以来至2007年4月底,美国作为申诉国共提出了88项争端案件,而作为应诉国共被提出97项案件;其中,中国向WTO提出的美国贸易争端案件1项(DS252),美国则提出关于中国的贸易争端案5件。这些中美贸易争端案件中,美国基本都是针对我国对其出口较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出的,这无不显示了其贸易保护的动机。

2007年1―4月,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这些受调查的产品也基本都是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或者是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业处于全球分工链的底端,由我国来生产和供应对于世界总福利的提高是有益的,但美国还是会以贸易摩擦的形式进行保护。从2004―2007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总量以及针对中国的调查案件数来看,我国受调查的案件数几乎占到了总数的1/2。美国之所以没有把摩擦的矛头瞄准和其有同种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而却把摩擦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身上,虽然说这可能有对我国贸易量大的缘故,但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具有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倾向。

表52007年1―4月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情况

以上的一些具体数据,给我们展示了中美之间贸易及摩擦的具体情形,与此同时,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南北国家典型的不同产业层次间互补性贸易问什么还会遇到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如果说发展中国家采取保护措施,那是因为他们要实现本国产业结构提升或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但发达国家完全是没有必要来保护本国的夕阳产业的。为了解释该现象,以下将提出笔者的猜想和证明。

三、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摩擦的形成

实际上,现有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原因的文献似乎都没有很好地解释美国保护落后夕阳产业的原因。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对我国出口挑起贸易摩擦和争端,其原因肯定是该项措施能够增加美国的福利,至少是能够增加美国政府的福利,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政治性原因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而考虑到夕阳产业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弱势群体,这就决定了很难让人想象他们会具有如此大的政治游说力量。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美国政府制定保护落后产业的政策措施,笔者以为这是加权福利和不同群体收入边际效用差异化力量在起作用。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边际保护”(Marginal Protection)的概念。所谓边际保护,有着多层含义,它既是对于现象的描述,也说明了其背后的原因。首先,边际保护可以理解成是对夕阳产业的保护,因为边际产业本身就是落后夕阳产业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际保护的概念是对贸易摩擦原因的一个现象描述。其次,在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说当我们持续消费同一件物品时,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量,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增加程度是递减的。按照这种原则,对于一个社会和国家来说,个体收入的基本平均就会有利于提高整个国家国民的总福利,而收入的差距过于极化不利于总福利的提高。正是这样的原因,一国政府往往会更多地关注穷人和低层次劳动力的利益和收入状况,因为他们的“一元”能够产生比富人的“一元”大得多的总福利,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一元不等于一元”命题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元就是一元”命题,其认为对任何为单纯促进平等而对富人和穷人实行差别对待的制度的方案来说,都存在着另一个不采用差别性待遇的方案,它不会使任何人境况恶化,且能够实现相同程度的平等,还能够增加政府的税收从而使每个人的境况改善。该类命题的具体分析参见参考文献[19]。。由此,政府往往就会更多地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美国夕阳产业的从业人员一般应该相对是低收入群体,对于他们的保护也就无可厚非,从而美国保护落后产业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边际保护的概念还有保护收入边际效用较高的群体所在的产业的含义,揭示了贸易摩擦的原因。

加权福利的概念也是起源于福利经济分析,它的起初构想应归功于Harberger,是指在经济政策中,特别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中,明确地将分配问题考虑在内,应用分配加权,从而使一元钱对富人的价值少于对穷人的价值[11]。加权福利的思想后来又被运用到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成为加权的社会福利贸易政策。该观点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对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计量,但由于每一元的得益或损失对不同的社会集团不一样,所以在计量中不同集团的权数就不同,有的较大有的较小。结果,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就导致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偏爱的集团倾斜。在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政府政策的偏向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富裕的发达国家,政策往往偏向低工资工人;有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政策常常有利于城市工人而不利于农村[12]。

至此,笔者的思路就已经非常的清晰,由于夕阳产业工人处于低收入层次,对于他们的保护能够增加全社会的总体福利,所以政府的边际保护想法促使他们在进行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时,给予夕阳产业利益更大的权数,这样加权福利结果得到的政策就是挑起贸易摩擦和争端,抑制他国的出口,保护本国产业。笔者用图1来描述该贸易摩擦形成的过程。

四、模型分析

笔者的模型借鉴Brander和Spencer[13]以及Bagwell和Staiger[14]的方法,不同的是,由于分析的需要,笔者将舍弃三国模型,而建立两个国家,一种商品的局部均衡模型,同时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在模型中引入边际保护参数。笔者假设两个国家为本国H和外国F,两国各有一个代表性厂商h和f,它们生产一种同质产品,两个代表性厂商是一种竞争关系(没有合作),其中厂商h在生产该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且它向F国出口,两个厂商在F国市场上竞争。由于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结构环境,两个代表厂商均不能控制该同质产品的世界价格。笔者以上所作的假设基本是根据我国向美国出口贸易的情形来确定的,这样推导的结果将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一般地,笔者设定厂商h的供给和利润函数为Q(Ph)和∏(Ph),这里Ph表示H国出口到F国的产品价格,同时也表示该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同理,设定厂商f的供给和利润函数为Q(Pf)和∏(Pf),这里Pf表示F国国内该商品的价格。笔者再假设F国对于该产品的需求函数是D(Pf),这里的Pf是F国国内价格。由需求和供给函数的基本定律,有D′(Pf)0和Q′(Ph)>0。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构下,应该有Ph = Pf,但笔者假设,F国出于保护本国边际产业,会采取一定的贸易措施,制定贸易壁垒τ,假定这是一个大国模型,则该贸易壁垒使H国出口价格下降,而使F国国内价格上升,也就是Pf = Ph+τ,这里τ≥0,如果τ=0,则表明F国没有设立贸易壁垒,也就是没有贸易摩擦。这样,在局部均衡框架下,令厂商h的产品全部是用来出口的,所以有以下的市场出清条件:

为了使分析更加易于理解和方便,笔者遵照Bagwell和Staiger模型的方法,引入一个具体化的函数例子,这样可以使笔者以下的均衡分析有一个具体的解析形式。该具体化的函数是从一般均衡结果推导出来的,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是Q=(L)1/2,这里L是劳动,再假设劳动供给具有无限弹性且劳动工资为单位量1,这样厂商的最大化行为由以下规划确定:

再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C-C2/2)+N,这里C和N分别表示贸易商品的消费量和基准商品基准商品是指价格定为1,并作为一个基准的商品,其它商品价格以其为标准来确定的商品。这里的基准商品是指一国内非贸易商品,并将其价格设为1。(Numeraire Good)的消费量,这样,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形式为:

上式(5)中,笔者没有把两个企业f和h的比较优势状况区分开来,这样的假设下似乎两个企业是对称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笔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F国国内贸易政策制定,而不用将分析集中于两个企业的收益多少,故而为了分析方便,假设了对称的企业,这不会影响分析结论。再由市场出清条件(1),可以进一步计算出:

要让贸易能够开展,必须满足P*f >P*h>0,所以0≤τ<2/3。笔者再来分析政府对于福利的计算方法,假设F国政府在计算本国福利时,认为本国边际产业工人收入的边际效用高于其它产业,所以出于边际保护的目的,他们会采用加权福利计算法。受到Baldwin[15]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6]以及Bagwell和Staiger政治经济变量引入法的启示,笔者引入加权福利变量β,这样两个国家政府的福利函数分别为:

这里,笔者只取了一个加权福利参数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其大小表现了政府对于厂商收益的关注程度和边际保护动机的强弱。而由于边际保护的存在,政府的福利计算中肯定会给予厂商的福利更大的权数,也就是β≥1,当β=1时,表示政府没有给予该边际产业保护,而如果β>1,则边际保护存在。式(7)中,笔者认为F国的总福利包括三块,∏(Pf)是厂商的收益,∫1P*fD(P)dP是消费者剩余收益,而τQ(Ph)表示由于F国的贸易壁垒带来的政府转移收益如果该贸易壁垒是关税的形式,则该部分是政府的关税收入,如果是配额或者其他非关税壁垒形式,我们可以认为该收益是出口国妥协措施或者出口企业寻租行为给进口国带来的收益。。将以上(5)和(6)式中的具体函数代入(7)式,可以计算出以下结果:

以上笔者已经计算出了均衡状态下F国将选择的贸易壁垒强度,由上式,很显然,当β=-2时,F国将选择自由贸易,不再设立贸易壁垒,这个结果似乎有悖常理,其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比较厌恶该类产业的存在,或者说该产业是一种污染环境等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产业,抑或这种产业已经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时候政府会给予其-2的权数,政策选择就是引入完全竞争,让其走向破产。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β=1时,也就是政府没有边际保护的动机时,τ*=6/21,说明政府天然就具有保护国内产业的激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笔者的模型设计不够准确。但无论如何,显然根据(9)式有以下的结果:

这意味着,τ*随着β的增加而增加,随着β的降低而降低,即如果政府的边际保护动机越强,则实际的贸易壁垒强度越大,也就是贸易摩擦越剧烈。至此也就说明了,边际保护的动机引致加权的福利计算方法,又导致了贸易摩擦,或者是引致了贸易摩擦的加剧。(10)式中,笔者得出β

β>220>0>0或

1

实际上,笔者可以把(9)式中的结果变换为τ*=4822-β-2,这样可以很容易地画出β和τ*之间的函数图形,通过图形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同时,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可以得出结论一。

结论一:一国政府具有天然保护本国产业的动机,只要该产业不是具有负外部效应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利,政府就会采取保护措施;同时,边际保护和加权福利增强了政府的保护动机,边际保护程度越高,则实际制定的贸易壁垒越高,贸易摩擦也就愈剧烈;这就证明了,由于边际保护的目的,即使是对于一国的夕阳产业,保护和贸易摩擦也会发生。

第二,我们再分析效率均衡的结果。

效率均衡就是从整个世界福利最大化角度来看的最优均衡状态。显然,世界的总福利应该是F国的福利和H国的福利之和,这里的福利计算是没有权数的。所以,效率均衡是由以下规划确定的:

上的结果说明,在全世界福利最大化均衡状态下,应该让τ*=0,也即F国没有设定贸易壁垒,是一种自由贸易的状态。这也再次证明了自由贸易是有利于全世界总福利的提高的,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全世界的共同发展。然而现实的情况,由于贸易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对称的收益,再加上边际保护等原因,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不大可能实现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是现实世界的常态。由这一部分的分析,笔者能够得到结论二。

结论二:在实现全世界福利最大化的效率均衡状态下,可以推出τ*=0,即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均衡,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必然损失世界的总效用;但贸易政策是一国单边的决策过程,单边福利最大化的结果决定了贸易摩擦不可避免。

以上模型分析的结果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边际保护和福利的加权计算法引起贸易摩擦以及加剧贸易摩擦程度的过程。至此,我们不难理解,虽然中美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且中国出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美国属于即将被淘汰的夕阳和边际产业,但美国政府为了保护该产业从业人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和收入,从而产生了边际保护的想法,制定较高的贸易壁垒,从而产生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

五、总结及启示

综上分析,笔者给出了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原因的一个解释,那就是边际保护动机导致了美国政府的加权福利计算,又引起了对于边际产业的过度保护,从而产生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正是这样的原因,美国政府会令人费解地保护对于本国经济长期增长并不利的夕阳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当然,笔者并不排除由于贸易过度失衡导致美国政府不满,但同时按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无论两国之间的贸易如何失衡,只要市场是充分发挥作用的,贸易对于两国经济都是有益的,这再次说明,也许边际保护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笔者提出的边际保护思想和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分析有着交叉的一致思路,那就是贸易摩擦是由于某种原因引起了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产生了偏向。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分析认为是企业的政治游说活动影响了政府,笔者的边际保护思想则具有更好的微观基础,那就是从收入边际效用差异出发,认为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边际效用高的原因影响了政府的决策,给出边际产业更大的福利计算权数,而最终制订更高的保护贸易政策,贸易摩擦也就接踵而至。

找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对于我们制定应对策略就会有很好的启示。

第一,贸易摩擦是美国政府的边际保护行为,该行为不可能因为简单的外在影响而消逝,所以我们应该能够预测到,中美贸易摩擦会长期的持续下去,只要我国对美出口保持较高的价值,摩擦不可避免,所以我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必须做好长期贸易战。

第二,解决贸易摩擦必须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只有当美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我国,也就是相互依赖程度基本对称时,美国自然就会考虑到贸易摩擦的后果而毫不吝惜地舍弃边际保护的目的。

第三,我国经济贸易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提高质量和提升结构是下一步的主要任务,从此意义上来说,贸易摩擦也许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激励和推动作用,让我们不得不腾出一定的空间和精力来发展较高层次的产品生产,这也才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所在。

第四,任何贸易摩擦不可能仅是一个原因和因素所引起和导致的,所以笔者的分析仅是给出一个方面的合理而有力的解释,不可能囊括所有,也不可能解释一切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深化。

参考文献:

[1] Sturm, Daniel M.Product Standards, Trade Disputes, and Protection[J]. Canadian Economics Association,2006,39(2):564-581.

[2] Yoshimatsu, Hidetaka.Social Demand, State Capability and Globalization: Japan-China Trade Friction Over Safeguards [J]. The Pacific Review, 2002,15(3):381-408.

[3] Bown, Chad P.Trade Disput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tection Under the GAT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62):263-294.

[4] Irwin, Douglas A. and Pavcnik, Nina. Airbus versus Boeing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Aircraft Marke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64):223-245.

[5] Baron, David P.Integrate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 The Kodark-Fujifilm Case[J].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1997,6(2):291-346.

[6] 石磊,寇宗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及中美贸易摩擦成因探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3-27.

[7] 陈泰锋.中美贸易摩擦根源的反思[J].国际经济合作,2005,(9):40-43.

[8] 胡静寅.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经济民族主义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6,(4):12-16.

[9] 李丽.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37-41.

[10] 查贵勇,高凡.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兼析中美贸易摩擦政治性原因[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7):12-18.

[11] Harberger, A.C. On the Use of Distributional Weights in Social Cost-Benefit Analy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86):87-120.

[12] 尹翔硕.国际贸易教程(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3] Brander, J. and Spencer, B. Export Subsidies and Market Share Rivalr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18):83-100.

[14] Bagwell, Kyle and Staiger, Robert W.Strategic Trade,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al Trade Disputes[J]. Economics and Politics,2001,13(2):113-128.

[15] Baldwin, R.Politically Realistic Objective Functions and Trade Policy[J]. Economic Letters, 1987,(24):287-290.

[16]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Protection for Sal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84):833-850.

[17] 王丽娜.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变化、原因及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63-66.

[18] Lun, Thomas and Nanto, Dick K.Chinas Trade with the Unites States and the World[J].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rder Coder RL31403, 2007/1/4.

[19] 黄有光.福祉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79-82.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上一篇:农民收入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性分析 下一篇: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