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技术在权力制约中的优势与局限

【摘要】将信息技术嵌入公共权力运行过程，可以增强权力执行刚性、权力监督实时性和权力制约效能的优势，但同时也受到信息技术自身的局限以及现实政治生态的制约。合理开发和利用信息技术对公共权力制约的电子平台，有助于增强我国权力监督与制约体系的整体水平。

【关键词】信息技术 公共权力 优势 局限

随着信息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日益渗透和嵌入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之中，信息技术与公共权力的结合也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种趋势，将权力制约建立在信息技术平台之上，实行电子化监督，将会极大地增强权力监督和制约的约束力与效能，以技术来制约权力也越来越成为权力制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信息技术制约公共权力的独特优势

“信息技术主要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现代通信手段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存储信息、处理信息、显示信息和分配信息的相关技术。”①其具有信息处理与传输的数字化、网络共享化、快速高速化和数字智能化等特点，对公共权力制约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独特优势。

信息技术有助于压缩和整合行政层级，提升信息技术对权力制约的效能。信息技术以数码的方式、光的速度传送信息可以有效实现对时空的压缩和整编，从而使传统的等级结构遭到巨大的挑战。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说：“计算机将摧毁政治领域的金字塔。我们建立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的管理系统，是因为我们需要掌握下属的去向以及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而有了计算机帮助，我们可以采用平行联系的方法重新设计我们的组织结构。”②纵向层面表现为战略层和操作层的直接互动导致中间层由于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而逐渐减少层次和规模，使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扁平型发展。中间层级的减少也就意味着权力的委托者和者之间的信息往来距离的缩短，官僚在中间寻租的空间缩小，加快了政府及社会对腐败的反应能力。横向层面表现为信息技术一方面将支离破碎的、彼此分割的政府部门重新整合，以整体的、系统的方式按照业务流程开展工作，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合理划分和科学配置各部门的权力和职责，有效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

信息技术有助于压缩自由裁量权，增强权力执行的刚性。信息技术可有效改善“熟人社会”、“人情文化”对制度和规则执行力的消解，增强权力执行的刚性。首先，信息技术本身具有利益无涉性的特点，符合对权力制约的精细化和生疏化的原则，可有效减少主客体之间产生利益纠缠的可能性，有效地防止权力的“寻租”，保证了权力运行的公平与公正。其次，信息技术可将政务管理流程纳入计算机程序之中，权力的“线上运行”有利于实现权力行使的透明化和格式化，通过人和机器对权力的分享或分权，消除权力独断的机会，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业务操作和制度执行的刚性，使抽象的权力变得“可控”、“可查”、“可纠”，大大压缩“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私用的空间。

信息技术有助于提升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实现权力监督的实时性。信息资源被权力拥有者垄断与控制，信息沟通不畅且传递低效，是权力腐败产生和能够长期隐藏的重要原因。而信息技术可以突破传统监督方式的时空局限，把现代科技手段嵌入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保证公共权力运作的高开放性和高透明性，并通过大量信息数据在系统之间高速传递和相互印证，进行实时监控和有效预警。具体说来，信息技术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的效率，可以有效防止中间环节对信息的截留、篡改与屏蔽，从而使监督关口前移，将违法违规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信息技术还可以帮助实现资源共享，有效防止信息黑洞的出现，保证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社会公众和有关监察部门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新闻媒体等技术随时把握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动态。如此一来，不仅可以防止政府管理人员利用信息垄断搞权钱交易或暗箱操作，也会大大提高权力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可能性。

信息技术制约公共权力的局限性与限制因素

尽管信息技术在权力制约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但运用信息技术来制约权力属于一种技术主义思路，仍然会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以及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从而制约其对权力制约功能的发挥。

信息技术监督与制约权力的局限性。首先，信息技术制约权力的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难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理性对自然与社会过程控制的蔓延”③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信息技术虽然可增强权力执行的刚性，但技术手段的适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其更新也有一定的周期，这样就会导致信息技术标准化、规范化的优势在不断变化的问题面前可能会转变为劣势。④技术的非人格化所表现出来的刚性虽然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但是也恰恰失去了人处理问题所具有的灵活性和能动性。

其次，信息的公开性与保密性的权衡难题。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信息共享，但对被限制公开或豁免公开信息的规定又会导致大众对信息资源和政府权力分享的限制；另一方面表现为在促进信息公开的同时对人们的隐私权产生威胁。在线监控以及对电子网络中的数据追踪的能力能够很方便地获取个人的私密信息。这种威胁扩展到个人领域以外，将会影响到公众的自由。造成此状态的原因并不必然是对计算机系统的误用引起的，而是计算机系统本身就存在着这样的风险。

再次，信息技术运行的“后台程序”造成的权力垄断。信息技术运行的“后台程序”处于公众认知之外，几乎不受公众制衡与监督，因而就会容易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一种独占资源。拥有这样的资源也就意味着拥有了一种对于公众的强制手段和“暴力”工具。“权力的拥有者为了稳固自己的先占优势地位，还可以利用‘后台程序’不断地将社会资源强行纳入，划为‘己有’或处于自己的垄断性权力的控制之下，让自己占有的资源急剧增长。而社会其他成员所拥有的公共资源相应地就会越来越少。拥有这样权力的行为体在参与社会或经济活动时自然就成为居高临下的、有着最终决定权的参与者，而其他游戏者只能以陪衬者的身份存在。”⑤

信息技术监督与制约权力的制约因素。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任何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的技术研发与投入都是需要成本与收益的综合衡量的。正如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所说：“最佳限度的腐败不是零”，反腐败也会付出可观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反腐败斗争也可能由于搞过了头而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⑥。因此，一项能够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技术投入应用之前，必须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核算。

其次，政治体制的许可程度。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其价值常常受到运用它的人的政治偏好的影响，采用与否也往往取决于官僚的立场。也就是说，既得利益者往往会害怕其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而阻扰甚至反对信息技术的运用。在我国这种制约因素所呈现出来的负面效应更为明显。一是政府部门各自为政，对信息共享持消极抵制态度，使信息资源只能在本系统内纵向流动，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够；二是信息技术的运用与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产生冲突，功能先进的电子监察在某些地区出现闲置不用、双轨运行甚至虚假运行情况；三是运用信息技术制约权力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目前信息技术对权力制约主要涉及政务领域，较少涉及党务领域；运用对象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的中下层，对于高层发挥的监督作用比较小。

最后，传统文化取向崇尚价值理性，缺乏工具理性，表现在思想上就会拒斥和鄙视蕴含工具理性特征的科学和技术发明，甚至将其蔑称为“奇技淫巧”，即使在形势逼迫的情况下使用信息技术，也只是摆摆花架子，实际的效益不高。

综上所述，全面分析和把握信息技术对权力制约的优势与局限性，并结合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合理开发和利用信息技术对公共权力制约的电子平台，有助于增强我国权力监督与制约体系的整体水平。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民主技术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C810044）

注释

①郭建波，郭建中：《信息技术词典》，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②[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10～311页。

③[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型》，吴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④俞可平：《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⑤杨剑：《信息技术空间：权力、网络经济特征与财富分配》，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⑥[南非]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腐败》，杨光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7～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