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的银粒子,就像浩瀚宇宙的星云

318国道，上海到的樟木，一万八千公里的旅程。2006年，摄影记者骆丹辞去了长达9年的报社的工作，将镜头对准中国最长的国道上的沿途景象。

他的想法源自美国影片《逍遥骑士》，全世界公路电影的开山鼻祖。影片通过两个横穿美国的年轻人的旅程，还原了当时美国社会的面貌。农场主、流浪汉、嬉皮士……不同层面的人推杯换盏般地游移，但很多年轻人只是“过着公式一样的生活”。

骆丹想，能不能通过摄影的形式，通过个人的体验、旅程，表达他对现实的各种看法。他一路走走停停，留下了一千多卷的照片。

上海十六铺站在断壁残垣的两个男孩，安徽潜山和木料一同端坐在公路旁的金身佛像，湖北武汉巨大的鸟笼状凉亭中休息的人……这些照片几乎都笼着一层灰色。骆丹曾经非常反感这种颜色，他成都的家经常是灰蒙蒙的天气。但后来，骆丹在灰蒙蒙中找到了丰富的色彩，它们带着同一个基调、同一种情绪。骆丹主观地对现实进行阐述。不同地域的现实，却带来了同样的伤感；《318国道》骆丹个展的策展文中曾写道：

“在上海，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人们戴着厚厚的盔甲在路上来去匆匆，如同置身于城市的沙漠。这个连氧气都缺少的地方，却处处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久违了的温暖。很遗憾，这样的温暖也将随着物质的发展慢慢冷却下来，似乎是必然的趋势。”

《318国道》展览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一个人站在山顶向下俯瞰，山下似乎是水泥颜色的县城，绵延到远处，和灰蒙蒙的层次暧昧的厚重的云混为一体。这场苍茫的照片会给人很多的想象，但回到现实，那个人只是因为要下雨，站在山上弯腰找羊。骆丹说，照片中的人就是自己，自己和现实有一段距离，他要站在一个位置上观察这个现实。

他觉得这个人是神派来的。“他从天和山之间哗地冒出来，一站在那儿，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下。”

“我所讲的神性，并不是玄妙虚无的，首先是一种能让自己的灵魂安稳、平和的东西。”安徽青阳的一个乡村小教堂里，一群农民长在过复活节。骆丹作为陌生人走进去，有人随手抓了一把糖果放在他的手上。“这个很小的举动一下就触动了我，让我体会到有种爱在里面”。

回到成都，骆丹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他的父亲的朋友带给他一本圣经，他觉得，“我们有电脑，我们有互联网，但看起来只是在物质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人的精神，人的精神状态，却没有超出这本书（圣经）的内容。”

“我觉得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好的，我这么勤奋地去做事情，他不会让我饿死的。”

6个月零6天的318国道拍摄行程结束后，骆丹的物质生活进入到窘困的阶段。《318国道》曾作为三个提名之一，入选当年12月份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但落选。还好骆丹的《318国道》已经为他带来了一定收入，他快马加鞭地开始了另一个为期8个月零8天的拍摄计划。

他从四川成都出发，依次到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再回到陕西，然后到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最后回到四川，共走了两万六千多公里。这次的主题名为《北方，南方》，作为《318国道》的延伸，骆丹的意图更明确，他的关注点更趋向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扬尘燃烟的集会、盘旋且停工的高架桥、穿着军大衣和带着化装舞会面具的青年……而北方南方的生活习惯的差异性，并不是骆丹捕捉的重点。

“在一次次的偶然相遇中，我寻找着必然，在东西南北游走过程中，用我的方式收集着细节和片段，我希望从这些细节和片段中，能够显现出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大多数平凡的中国人，被忽视的中国人呈现出的普遍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存在，他们被割断的历史，和并不清晰的未来。”

《北方，南方》的最后一张照片，内容是迷雾当中的大海。“波涛平行着画面，一浪一浪的，幽怨而争相的推过来。当时我一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多像我们的世界。”

“从318国道刚出发的时候，还是希望看到不同的东西，拍摄到后期准备这几年的时间，我看我自己的照片，总会有痛感。”但现实总有意外，骆丹的最近一次的摄影计划，为他找到了痛感的出口，找到“让灵魂安稳、平和的东西”。这一次，他来到了云南怒江福贡县，他拍摄了许多既“像是一百年前”的、也像是“一百年后”的作品。

“在峡谷很陡峭的斜坡上，一群简易的小房子，你能看出那是个村落。在这些山腰的村落里，总会有个房子比周围的房子大，是白色的。它的白墙特别显眼，我知道它是教堂。”骆丹站在云南怒江福贡县的大峡谷中，用望远镜往远处望。

福贡县位于怒江两岸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夹江形成南北走向的峡谷中，峡谷横向大约有七八公里的宽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跋山涉水来到这里，传播了基督教信仰，和当地的傈僳族村民一同生活。1949年中国解放，传教士纷纷回国，而基督教的种子却已在当地生根发芽。如今，怒江地区70%的人口是基督徒。如此的现实吸引了骆丹的脚步。

骆丹的活动范围大概是怒江峡谷南北100多公里的村落，他住在村民家。当地的傈僳族村民穿着古朴的衣服，远不如其他少数民族的华丽精致的工艺服饰。骆丹说，在基督教义里，要克制对物质世界的欲望。村民过着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非常辛苦。很多村民住在半山腰，他们的耕地可能在山脚或者山上。“我在那边看到过五六岁的小孩背着竹篓爬到很高的山上打猪草，我后来提了提那个竹篓，我觉得我背着这个竹篓是没法爬山的。”

每到周日，村民会停下所有的劳动。“上帝告诉他们，这一天应该休息，放弃为生计而奔波的忙碌。”他们来到教堂，“反思自己一周以来的生活，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上帝对话、交流。”

在简朴的教堂里，村民用自创的多声部和声唱赞美诗。“那种和声透过教堂的穹顶，在整个峡谷里回荡着，非常的和谐。我当时听得泪流满面。”

因为信仰，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回到了峡谷里，虽然故乡闭塞贫穷。“我在当地拍摄的时候遇到很多到东莞、深圳打工的年轻人。外边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差别太大了，外边人的理念和他们的信仰有着非常强的冲突。我和一个小伙子聊天，他去过我们成都打工，去修新机场。他到礼拜天不干活，他要休息，他要看圣经、唱赞美诗。他那些工友完全无法理解，你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赚钱，周日这一天为什么有钱不赚？他就和工友解释，为什么要在这一天休息，和他们讲了很多耶稣的故事。他相当于在那传书，但那些工友叫他‘农民工耶稣’。”

当地的年轻人都有手机，他们有的一边用手机播放着圣经音乐，一边种地。

骆丹看着取景框中的影像，深深感觉着神性的存在。为了传达这种超越时光的神性，他采用了湿版摄影法。这种古老的摄影方法来自19世纪，需要在干净的玻璃上涂布火棉胶为主材的溶剂，再浸入硝酸银，取出趁着湿的时候进行拍摄，然后显影，定影。骆丹完成一张照片，最快也要40分钟，“我钻到我那个用面包车改装成的暗室里面准备玻璃底片的时候，摄影对象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而缓慢烦琐的拍摄过程，恰恰让拍摄对象从一开始的诧异，慢慢回到原始的、原本打动骆丹的状态。

当地的水和药液的杂质，流动的水渍，诸多操作之中的瑕疵为照片形成了不可预期的诸多细节，给人浑然天成的质感，“穿越时间的力量”。拍摄完第一张作品，骆丹看着“一颗颗银粒子随着不同的光线而产生观感上的微妙变化”，一下子头皮发麻。扫描修图的时候，他将每一处细节放大，那些颗粒给他的感觉“就像浩瀚宇宙的星云一样”。

《素歌》的最后一张照片，不同于《318国道》的在山顶苍茫俯瞰大地的男子，《北方，南方》的混沌的大海，而是一个站在树荫之中的小女孩。女孩周围都是跳跃的光斑。

“阳光洒在她身上，她就像是一个天使。”

“心存希望，回归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