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中国”的法治意蕴

[摘要]自提出建设“平安中国”以来，各级政法机关以“平安”和“法治”作为工作中的基础性工程，与此同时，各地党委、政府也围绕“平安”和“法治”开展工作。据此，本文尝试从法学的角度探讨“平安”的意蕴，从而说明“平安中国”建设应当坚持的法治路径。

[关键词]平安中国；风险；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83-02

自2013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以来，连续两年提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与以往单纯地强调“法治建设”相比，将“平安”与“法治”联系起来，是一种新颖而深刻的理解。在法治的视野下，“平安”是“风险”的对应状态，达成“平安”也就是要实现对“风险”的控制，而这恰恰也是法治的内在需求。本文尝试从“平安”和“风险控制”切入，说明“平安中国”的法治意蕴。

一、平安、风险与法律

从词源上看，“平”有均等、安宁、无争之意，亦有协调之意，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五声和，八风平。”“安”则指代平稳、安全、舒适的状况或环境，如《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可见，“平安”意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有理想化色彩，同时又是可欲的，所以达成“平安”既是目的，也是路径。从正面来说，“平安”意味着“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衣食住行有保障”，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对“平安”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从反面来看，“危机”是一种时间最紧迫，程度最严重的不安状态；“危险”则是程度严重，时间具有一定持续性的不安状态；最后，“风险”则是在时间和程度上都可控的不安状态。因此，实现“平安”的前提，就是控制“风险”，这是对“平安”的法学解读。

按照常识理解，“有风险”意味可能遭受损失，所以控制风险也就是控制受损的可能性和弥补损失的可行性。因此，法治对达成“平安”状态有两个功能，一是防止侵害，二是给予救济，它们都以损失发生的时间为标准，前者是损失发生前的预防，后者是损失发生后的弥补。进一步说，前者是没有事故的理想化生活秩序（乌托邦），后者则是存在事故的现实生活秩序（法治国），如果我们放弃想象接受现实，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事故共和国”。

那么，事故何以产生？在人类文明早期，事故主要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未知，无法解释的现象自然也就无法预测、预防、阻止。而近现代以来，虽然世界上依然有许多未知之谜，但和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知识已经涉及方方面面，此时事故往往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近现代治理术的核心，就是从象征政权疆域、能力等外显要素的人口政治，转变为代表社会保障、生活水平等内在环节的生命政治。基于此，现代政治被称为人权政治，以抽象平等个体为基础。

在人权政治背景下，理想生活秩序首先是可欲的生活秩序，即法治国。于是，控制风险就以个体间相互关系为基础，从而达成“平安”状态，简而言之，就是将“主体间性”作为法律治理的核心。

二、“风险”的来源：以主体间性为标准

以“主体间性”为标准来分析日常生活中的风险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人”的行为视为“不可度量”的要素并带来风险。在我看来，“不可度量”体现在“未知”、“宏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对于“未知”和“宏观”，可以用社会保障来弥补损失，而对于“微观”，则直接体现了法治的功能。这是因为，人们承担的风险一般只和其生活经验和环境有关，也就是和与其联系的“他人”有关。因此，“风险”包括了三种状态，即“缺乏可预期性的混乱状态”、“缺乏信任伦理的背叛状态”以及“缺乏事后调整的具文状态”。

“缺乏可预期性的混乱状态”，指混乱的行为规范导致人们无法预测他人会怎样行为，这种不确定性会增加风险系数。在这里，行为规范的混乱并不指个体行为规范的混乱，比如今天和明天不同，心情好时和坏时差异大，而是包含了两种混乱。第一种混乱是指不同的人，尤其是不同的阶级、群体的行为规范不同，并且，它们之间是相互隔绝的。从法学角度说，这是法律公开的功能，之所以法律能调节所有人的行为，就在于法律是公开的准则，而不是阶级、群体内部的秘密规范。第二种混乱则由行为规范的缺失造成，由于法律制度本身无法脱离习俗、民情而存在，所以当社会变迁过快时，完全依靠公开的法律并不足以实现可预期性，而是需要运用道德、惯例、甚至乡规民约来进行预测。因此，建立并完善法律制度，也就是以民情、习俗等要素为基础，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可预期性。

“缺乏信任伦理的背叛状态”，是指虽然有系统的行为规范，但人们却不相信他人会遵循这些规范。这是因为，信任法律通常意味着不论法律制度对自身有利还是有弊，都接受法律的规制，因此所谓信任法律，也即法律具有权威。于是，基于法治建设而促使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也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完善法律制度的创设，使得法律制度至少能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好的调节，从而使得人们都能够接受法律的规制；二是加强法律制度的实现，不将“认可”作为法律衡量的标准，并通过严格执行逐渐塑造法律权威。

“缺乏事后调整的具文状态”，则是在“背叛状态”下，人们无法确定他人会为背叛行为承担责任。这包括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形式上的责任承担是指法律制度所给予的“谁对谁错”的答案，而实质上的责任承担则是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失，前者指审判的公开和公正，后者则是指判决的实施和执行。一般来说，对背叛行为进行司法惩罚，是通过“威慑”来使人们不会背叛，如果放任背叛行为，则会使法律成为“具文”，另一种法律成为“具文”的情况则是人们都不接受法律的存在，从而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因此，“放任背叛”和“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都会带来风险。

三、“风险控制”的途径

前面曾经提到，因“未知”和“宏观”造成的风险损失，几乎只能用社会保障来进行救济，这是因为法律制度不可能超越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智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调节，而且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在面对上述“微观”方面的三个方面，应当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人们愿意利用法律制度来进行调节，第二个原则是人们善于利用法律制度来进行调节，前者指赋予法律某种功能，而后者指实现法律被赋予的某种功能。具体来说，与上述三个“状态”分别相对应的是三个法学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法律解释问题。实现可预期性一般依靠法律的公开性和周延性，但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法律的这两种属性并不是百分之百达成的。就法律的公开性来说，虽然法律条文都是以公开为要件，但在法律实施时，会有许多人并不了解的程序，这不仅包括法律执行机关的内部规定，也包括各地依据不同民情、习俗而造成的法律地方化。同样，法律的周延性也只是一种“希冀”，社会不断发展和变迁而带来的新事物，总会引发出新的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法律总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我们一般用法律解释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可以消除法律理解的“争议”，也有助于“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还可以通过有权机关的解释对有关内部规定或者地方性知识进行解答。所以，实现可预期性的有序状态，不仅要依靠立法，更要重视法律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法律认同问题。人们之间的互信和对法律的信任，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建构法律权威。而法律认同的实现，又往往取决于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法治建设不应当建构在想象之上，而是要不断地回应需求，以现实为土壤。近年来有一些律师和法学家，将法律视为一种手段，当法律规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诉求时，就坚称法律的公正，而当法律规定相反时，就说法律制定的不合理，并将此作为他们辩解的理由。应当说，这种法律工具主义的策略本身就是在削弱法律的权威和认同感。

第三个是司法公正问题。在法治体系进入人类思想的最初，司法问题并不是法治的核心问题，直到孟德斯鸠论述三权分立，才在有着特殊国民性格、地缘特点和时代背景的美国开始实践。但孟德斯鸠简单地认为“法官只是法律的传声筒”，这种对司法的机械化理解已不符合近现代社会的情况，就连被公认为“三权分立”实践地最好的美国，也不断地遭受“法院解释宪法”的合法性质疑，美国建国时期的宪法文本虽然没有更改，但不断通过修正案和违宪审查，已经几乎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实现判决的公正与执行，不仅取决于法院或者法官的权限，还与法院的内部实践和社会定位有关。归根到底，防止法律条文成为“具文”，关键在于处理“背叛行为”的盖然性，并不是其严厉性。

四、建设平安中国的三个细节

前文并未述及如何具体的建设法治进而实现“平安”，只是尝试说明从“风险”的角度看，“法治”提供了控制风险的重要路径。基于这一点，可以将建设“平安中国”的内容细化为三个与法治有关的“平安”。

第一个“平安”是“确保社会安全”，一方面，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另一方面，深入排查、重点整治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治安问题，全力保障社会治安稳定和公共安全。这实际就是控制不安全的风险，并对风险损失进行弥补。

第二个“平安”是“化解社会矛盾”，要“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不仅是为了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扩大，更是为了迅速便捷地解决纠纷，纠纷解决得越快，人们印象里法律实施得就越好，也就更能实现法律的“盖然性”，从而促进司法公正。

第三个“平安”是“加强社会管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表面上这种社会管理并不涉及到法治建设，但“党委领导”体现了共产党应对可能性危机的责任和使命，“政府负责”则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这两者都是对法律调节正常状态下社会失序的补充；而“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更是直接体现出法律制度的创设和实施乃至法律的权威，都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综上所述，“平安中国”是一个可欲的社会秩序，而其核心就在于形成一种能够“控制风险”的机制，毋庸置疑，这种机制的形成必须依靠具有灵活性、回应性和盖然性的法治建设。因此，“平安中国”的提法包含了深刻的法治意蕴，这一法治意蕴也进一步体现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因为“推进依法治国”正是实现“平安中国”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