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和革命史上的失踪者――周文(上)

1952年7月1日，周文猝然离世。那时他正值盛年，刚过四十五岁生日。

周文死在一个新世道诞生的第三年。那曾是他梦想一世，奋斗半生的世道。

周文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2007年，周文诞辰百年之际，我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他的研讨会，后来去拜访了周文在重庆《新华日报》的下属，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先生，他们夫妇俩说，当时都听了关于周文之死的传达报告，有一个八字批示：“自绝于党，弃之荒郊。”由此，“自绝于××”之说诞生，死亡开始成为最后一项罪名。

周文瞬间失去一切，他失去了穿干部服的资格，套了一身古怪的黑寿衣，被草草葬在了京郊一个普通墓地里，没有墓碑。周文夫人郑育之死死记住了这个无名墓地的位置。数年后，当郑育之也将被赶出京城之前，她偷偷来到这里，将周文遗骸转移到万安公墓，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何开荣。那是周文在老家的原名。

周文迅速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知道周文。

初识周文

那时，我和他那个叫李虹的、但从未谋面的外孙女相识了。一次闲聊中，她说她有一个姥爷，叫周文，是一个作家，30年代在左联工作过，当过左联的组织部长，是鲁迅的学生，给鲁迅抬过棺。那时候，自认为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已有些了解的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

李虹说，很长时间，他们第三代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姥爷。

周文重新被提起，始于“”初期，周文这个被封存已久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央党校的大字报上，一些知情人和群众组织开始质疑周文之死。被“周文自杀”事件压抑与牵连了多年的郑育之――一个30年代初期入党，有着许多传奇经历的上海滩上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不屈不挠的为丈夫寻求之路。但一直未果，反倒又吃了许多苦头。一直到了波谲云诡的1975年，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和邓小平，一起为周文恢复了名誉。1976年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不久，李虹拿来一份装订成册的复印文件，首页是一份中共中央文件，整页是大字体的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十月三十日。”

后面是中共中央邓办发出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周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调查》及邓小平给的请示：“主席：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组织部对周文同志的复查报告，同意中组部所拟三条和善后处理意见，现送请批示。邓小平十一月二十八日。”随后附有在延安时期给周文的数封亲笔信和郑育之给的申诉信。然后是追悼会上的悼词和一大片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名单。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周文的文字材料。

周文是在惶然、悲怆、痛苦与绝望中离世的，那是周文对这世界最后的情绪。在那之前，周文努力过，挣扎过，苦苦思索过，甚至违背周文一贯的做派，违心地反省过、自责过、检讨过。但都没能得到解脱。

1978年，周文从未谋面的外孙女李虹成为我的妻子。于是，周文与我也有了某种关联。周文与我另一种更深刻的关联是，我们有着同一种终生热爱的职业――写作。

80年代开始之后，我陆续读到了重新出版的周文作品。那是他在30年的一批杂文，随笔，评论，短篇、中篇、长篇……可以说，周文一生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作品，在他三十岁前后都写完了。那时，从文学领域发端的白话文运动兴起还不到二十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只受过十多年旧式教育，进过两三年新兴学堂的年轻人，周文无疑是极具文学天赋的。更可贵的是，在左翼文学中常见的那些毛病――狂热、教条、偏执、功利、廉价的浪漫主义、空洞的鼓动宣传，甚至直接用文学来组织群众发动革命……这些，周文都很少沾染。本来，对一个从偏远边城来的“左”倾文学青年，这些都是极易受到蛊惑的。周文走了另外一条踏实的路，写他熟悉的，写他心中的，由此，我们才看到了像《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镇》、《烟苗季》等一大批内容独特，风格迥异的周文式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幅幅不可取代的社会生活画卷。雪域高原，羊肠古道，险关狭谷，挑夫马帮，军阀土匪，山民烟客，家族倾轧，同仁暗斗，帮派火并……读周文的小说，常让我想起凤凰城下的沈从文、呼兰河畔的萧红。

周文踏入中国文坛不久，就被鲁迅先生看做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约，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入选二十三位作家，周文名列其中，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也推荐给了伊罗生。我后来常想，如果周文就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又会如何呢？30年代他的许多同道师友――胡风、巴金、聂绀弩、靳以、萧乾、黎烈文、萧军、萧红、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周文会成为哪一个的相似者？

由西康边城到十里洋场，周文成为一名作家的同时，也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这两种身份，编织了他一条奇特的命运线。

回望中国漫漫百年，怀想周文传奇一生，突然发现，他一生中有两次出川，神秘地画出他两道古怪的命运曲线。

第一次出川是1930年年初，行川江，过夔门，下江南。那一年他二十三岁。

这一次是苦闷、忧愤、孤独而出，自信、睿智、从容而归。

第二次出川是1940年年初，越秦岭，出剑阁，赴陕北。那一年他三十三岁。这一次是豪迈、热情、坚定而出，但却归去不再来……

第一次出川

1907年6月17日，川西，山水林木深处的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荣。踏入文坛后，他给自己改名为周文――周，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本姓，文，他钟爱一生的文学。

一百年之后，我来到周文故乡。飞抵成都，行驶三百多里到美丽的雨城雅安，再驶数十里，到群峰环绕的荥经。我想，百年之前，在这样偏远闭塞却又物产丰饶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会囿于故土，终老一生，特别像何家这样有房有地有店铺，家道还算殷实人家。四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十五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十六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十八岁，到表姐夫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二十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从上面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他算是顺遂的。他有一个能干果决的母亲，有一个稍有权势的亲戚，还有几个慧眼识才的师长。就这样一个原本可以安宁平庸度日，或升官发财娶姨太太的边城青年才俊，突然决意出川，浪迹天涯了。

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是他出走的第一推动力。中国五四之后的作家、革命家名单中，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而走上新路的人不在少数。周文兄弟三人，他是长子。周文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在他五岁时患肺病去世，母亲独自撑起家业，养育失怙三子。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孤儿寡母有许多的凄凉、苦楚与无奈。周文的父亲离世之后，母亲便让孩子们对她以“爸爸”相称，并寄希望于长子周文，希望他早日成为家庭栋梁。在他十六岁的少年时光，周母便主持周文完婚。新人是邻近一户小地主家的女儿。紧接着，母亲让周文到表姐夫的部队里任职，周文离家赴职，也算是一次对无爱婚姻的逃离。但是对于一个单纯、善良、梦尚未做完的知识青年来说，部队血腥、鄙俗、冷酷、弱肉强食的生活，无疑是另一种地狱。那一段日子唯一的收获，就是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独特又鲜活的素材。

他不断地变换职业，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渴望寻到生活的意义，也渴望真正的爱情与婚姻。

在川康边政训练所时期，周文遇见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个人：一位叫刘伯量的老师，一位名叫骆枕寒的青年友人。周文后来说：“我一位同学的弟弟骆枕寒和我很要好，他也不满于家庭和军队生活，坚决离去，在上海流浪，他的个性很强，人很正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上海经常和我通信，叙述他流浪的苦境，也叙述他的快乐。那种苦我是不怕的，在我觉得倒是一种快乐。我能够离开我的家乡，能够离开周围一切我所痛恶的……”

婚姻没有感情，两人都被深深伤害。母亲渴望家族早日兴旺，周文的小弟不幸夭亡，母亲太需要男丁，周文只得生下一个孩子――可惜是一个女儿，在母亲要求下，妻子又怀孕了。周文不能够再忍受下去，编了一个谎言，从母亲那儿要来了二百银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骗来了二百银圆。于是，1930年3月，他抛家别子，跋山涉水决然出川了。

往后的十年，是周文一生中可圈可点日新月异的十年。那是一次痛苦，艰难而绮丽的羽化，他破茧为蝶。

3月出发，5月到上海。骆枕寒的哥哥接待了他，告诉他上海太过奢华，不能久留，带他去到南京，住在四川会馆，与骆枕寒等一批川籍流浪青年开始了一段艰苦又浪漫的生活。有钱大家花，有饭一起吃，读书论世，桀骜不驯，看《阿Q正传》、《拓荒者》，看花花世界，新生活。这天地人三不管的日子倒也很自在。但等到大家的钱都花光了，还得去找寻吃饭的行当。

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刘伯量老师，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的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有吃有住，月薪五十元，这一类查毒禁赌的肥差，还有许多额外进项，像他这样的外来流浪打工者，该是非常满足了。但周文身上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传统文人与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都视为身家性命的道德追求，就像学者张宁指出的“他与周扬、丁玲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周文的不同，并非来自独立思考，而是来自独立道德”。这一点，让他不见容于所谓的旧社会，同样也不见容于他曾经以全副身心去拥抱的新制度。

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到任几个月后即慨然辞职而去。

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地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四十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

在修水期间，周文知道了红军，知道了共产党，并心向往之。他隐约觉得他的好友骆枕寒是一个可以帮他找到共产党的人，又远赴广州去找他。

在广州，周文找到了骆枕寒，但是没有找到共产党。没有工作，衣食无着，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南京。时局动荡，刘伯量愿意出钱送他回四川，母亲也来信要他返乡，但是周文都拒绝了。靠着刘伯量偶尔的接济，周文和骆枕寒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做着极其壮丽的梦。他们互相温暖互相鼓励，读一些社会科学书刊，了解十月革命。这样激越又罗曼蒂克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依然难以为继。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五十元的小康生活。

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处有一个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是厅长的弟弟，叫叶元烁――就是日后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以群。许多年中，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大都读过他那本大名鼎鼎的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当时在编一本叫《安徽学生》的刊物，当他无意中发现周文那儿的一本禁书――苏联小说《一周间》时，他开始注意周文，并把他也调到秘书处一块儿编刊物。这份工作比较清闲，让周文有时间写那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周文的文学生涯由此发端，同时，他的革命生涯也由此发端――周文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人。以群成了周文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这一点是那位乐善好施的国民政府林政司长刘伯量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周文死后第十四年，1966年8月，“”高潮中，以群在上海跳楼自杀。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刘伯量这个人，在周文的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周文在自传中这样说道：“刘伯量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革命相当同情。我的亲戚――过去当副司令的那位，名贺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来，他对革命无所谓。文艺界如：老舍、马宗融、罗念生、谢文炳、刘盛亚、李人、陶雄、萧曼若、刘开渠、厉歌天、叶鼎彝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作家，对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现在还在通信。”可以看出，在周文那里，“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还说得过去的褒义词。

周文这段话中提到的刘盛亚，是刘伯量的儿子，在南京期间，周文曾与他一起筹办文艺刊物。刘盛亚后来留学德国，纳粹上台，刘盛亚写过十多篇揭露纳粹的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抗战开始，刘盛亚毅然返国共赴国难，被聘为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1957年，与时任川大农学院院长的父亲一起，双双被划为。1960年，刘盛亚死于峨边沙坪劳改营。这一点，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刘伯量们始料所不及的。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工资，生活靠自己去挣，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难与危险靠自己去承担。这些都满足了周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证了他道德独立的自我期许。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时和那些底层的穷苦百姓一起挤在混乱肮脏的轮船上，火车里，会有一种融入劳苦大众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贫穷与不幸感到伤痛。这些，成为他创作的道德背景。

1933年4月，周文到左联数月之后，他的生活里进入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日本归侨的女儿，当时还在上海一个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女性就是多年之后我叫她“姥姥”的郑育之。

郑育之，1913年生于日本横滨，1919年归国。父亲是一家金业交易所会计科科长，在当年上海滩上，该算中等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这样人家的小姐，都醉心于革命文艺书刊。郑育之的人生嬗变，与一位当时著名的“左”倾女作家有关，那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丁玲。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一天，丁玲由一位地下党身份的老师请到郑育之班上讲课，这是少女郑育之第一次与丁玲相遇，从此，她与丁玲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谊。

“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进入动荡年代，郑育之等几个向往革命的学生已经无心念书，她们希望找到共产党，数次努力未果，三个十几岁的丫头竟冒昧地给当时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两个月之后，当她们几乎失望的时候，丁玲委托以群给她们复了信。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接纳她们三个女生进入左联工作。

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郑育之第一次与周文这个曾经天远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

郑育之一边念书，一边为左联做一些工作。她当时已经是一名地下青年团员。

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以群和与郑育之一起给丁玲写信的姑娘梁文若。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在四川北路，周文租住的一个亭子间，说完革命之后，大家各自叙说了自己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婚恋情况。周文如实说了自己的家庭，经历以及婚姻和逃婚。梁文若则宣告，她已经和以群同居。

浪漫时期的革命情侣常常走不到头。梁文若和以群最终分手。但是数十年后，都选择了同一条不归路，“”中，梁文若也跳楼自杀。而郑育之却从此与周文风雨相随，一直到周文倒下。

像我们在电影中常常看到的一样，他们两人拉上厚厚的窗帘，通宵达旦写文件，刻钢板，拟集会上用的口号传单，与上下级秘密接头……

革命，爱情，文学……编织成了周文在上海时代的色彩斑斓的背景。这种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危险的。也是浪漫的，自由的，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就在这样如火如荼的1933年里，除了改写了《毁灭》、《铁流》、《没钱的犹太人》这三部长篇名著之外，周文还创作了《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等大量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这一年，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说《雪地》，发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军旅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述说了那些军阀部队的士兵们不堪忍受军官欺压奋起反抗的故事。小说写完后，周文将它寄给鲁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这篇小说的复信，说已将它转给茅盾。与《雪地》同期，还发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鲁迅、茅盾将《雪地》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推荐给伊罗生。由此开始，周文进入了中国30年代文学史。另一件事，则让他进入了现代革命史。

1933年9月27日，上海福州路上，一家在当时看来很气派的大旅社，入住了一对衣饰华贵的新人。这对新人就是周文与郑育之。这是他们结合半年以来，最像新郎新娘的一天。从第二天开始，他们陆续购进了锅、盆、碗、碟、茶杯、刀叉、汽炉，以及许多罐头、汽水、苏打水等食物，还有两只硕大的樟木箱，里面装满面包。看起来，像新人为新生活添置的一应居家用品。这是他们为一次重大的秘密会议做的后勤准备。

此时，由英国萧伯纳、马莱爵士，苏联高尔基，法国古久里、罗曼・罗兰，中国鲁迅、宋庆龄等发起参与的国际组织――“世界反帝大同盟”，派代表团来到上海，准备召开远东反帝大同盟会议，由于当局阻挠与监控，会议只好转入地下，中共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负责筹备此次会议。周文夫妇购买的那些饮食器具，就是为这次会议准备的。

会期临近，地下党交通员前来带领周文夫妇将一应物品运送到开会地点。这对新人上车，直到确认没有盯梢，周文半途下车，他的新郎角色到此结束，因为他还要去起草刻写此次大会的宣传品。到了会场有别人继续扮演新郎。

多年之后，郑育之回忆道：“……天已蒙蒙亮了，暗号声才传来，引进一位穿黑旗袍的妇女，一看是宋庆龄先生。当时敌人对她监视很严，出门就有特务尾巴跟着，那天她好不容易才甩掉尾巴来到这里。”

第二天，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就在这幢小楼里主持召开了上海远东反战大会。会议决定由宋庆龄、两名英国人、两名法国人、一名比利时人共同调查中国被侵略的实情。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工农代表、中央苏区派来的红军代表和其他爱国军队的代表一百多人。

那次会议上被选为名誉主席的鲁迅先生没有参加会议，稍后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会开完，人是不缺一个地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后来给他们弄去了，因为近来的捕、杀，秘密的居多，别人无从知道。”

1933年，是周文凤凰涅的一年。新的一年又要来了。

其后几年中，周文依然过着这种风雨飘摇或曰风雷激荡的日子。让人感慨不已的是，他竟然总能在这样的日子里不断写出一些作品来，甚至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想，这是因为他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自由与崇高。

1934年开始后，随着日寇侵华的脚步声一阵阵逼近，随着国共两党较量的升级，上海滩上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

左联的工作方针调整之后，受到的破坏迅速减少，成员渐渐增加，胡风调来任宣传部长，各项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周文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越来越坏，肺病复发，痔疮加重。

这期间他两次被捕，一次是误捕，他们夫妇和彭柏山一起去霞飞路巴黎大戏院看苏联电影《循环》，因为衣着太差，被一俄国商人指认为偷了他钻石的窃贼。虽然没有定罪，但是吃了许多皮肉之苦。一次是接头人被捕，他们被守候在那儿的巡捕抓住。这两次最后都由郑家出面，花钱具保化险为夷。

周文向组织请假，得到了批准。他一边写作，一边用写作换来的稿费养病。周文后来说：“因为肺病，因为两次的被捕，因为一次挨了毒打，我便作较长期的休养。为了文艺工作，也为了生活，这以后的一年半我完全是在写小说，而我这时期的小说也特别写得多，有二十篇之多，当时曾被傅东华在文章上说我多产。其实我还开始了写长篇《烟草季》。至于我们这一年多党的关系仍然是由路丁同志和我们发生联系的。”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周文几乎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批作品。80年代后出版的几个集子，收录的也大都是这些。其后的岁月中，他虽然又写下了各类文字数百万，我想，今后能留下来的，还是那几年的。那是他一生中任情率性的一段岁月。许多文学界老人都记得他和傅东华的那一场“盘肠大战”。

傅东华该算是周文的前辈了，周文出道之初，傅东华已是著名的学者、编辑、翻译家，1935年，傅东华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周文的《在山坡上》，小说中写道，一场血腥混战之后，战场死伤一片，夜半，一个腹部刺破肠子外流的士兵醒来，发现与他肉搏的敌手也受伤未死，于是又是一场残忍的带伤厮杀。傅东华认为这一细节不真实，未与作者商量，擅自删去与此情节相关的两千字。这本是一桩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的事情，再说傅先生主持《文学》以来，已发过多篇周文的作品，似乎并无个人嫌隙在里面。但有着战场生活并亲眼见过类似场景的周文较真起来，写了文章为此辩解，对傅的删稿表示抗议。傅东华也迅即回应，周文再作反驳，你来我往，刀光剑影，紧接着，又有观者参战，拥傅的，挺周的，有的说文学与生活，有的说作家与编辑，有的由两人的身份背景牵扯到各自的文学派系……一时间，上海滩打起了一场文坛“盘肠大战”。这官司就打到鲁迅先生那里去了。

鲁迅先生亲自向日本军医了解腹破肠出，是否仍可继续搏斗，得到肯定答复，但又担心周文过于执著，陷于长期纷争，反误了自己的写作。1月29日，胡风、鲁迅、周文几人在陶陶居吃饭，鲁迅先生对周文说：“创作应该是艰苦地、不断地、坚韧地去做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嚷的太厉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转身去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

周文深受启迪，感动至极，将这一场大战打住。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依然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到延安，受鲁迅先生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带到西安，转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交通员，联络斯诺去延安采访，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在上海，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周文则在掩护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我后来才知道，当年读中学时，那感动过我们的《清贫》、《可爱的中国》，也与周文夫妇有关。当读过这两篇文章的学生们已经进入中年时，郑育之回忆了当年的往事：“1936年，冯雪峰同志来上海后，有些东西交给周文保管，周文管不了，就交给我保存。王稼祥同志来前，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存放的许多文件除由冯雪峰同志拿走外，其余都烧毁了，只有卷成一卷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两份手稿，冯嘱我暂存……”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时间里从冯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参与先生的一应后事，治丧，守灵，下葬，是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又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其后鲁迅的每一个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一切，周文都很少说起，也很少见诸他的文字，连到了延安之后写的长长的自传里，也一字未提他与鲁迅那些足以耀人的私交和地下党时那些重要活动。周文是一个自尊的、内敛的甚至是慎独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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