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观点的形成原因分析论文

摘要:积极主张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对此曾做过大量的论述。但是,他的这种思想还没有上升为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衡量他是否形成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应注重几个方面的条件。虽然一直积极主张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但受国内、国际、实践的局限性和本人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他最终未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

关键词:;对外开放;对外交往

积极主张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对此曾做过大量的论述。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坚决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民主革命时期,在同斯诺、谢伟斯、福尔曼等外国友人谈话时多次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的投资。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并做到“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新中国成立前夕,继续强调,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56年4月,他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金•阿•格瑞杰生时,明确地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1956年,为了探讨从中国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著《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1964年他提出“洋为中用”地对待外国文化的方针,并于1965年9月会见来访的印尼客人时再次表述了这个思想。的以上论述都表明了他反对国家封闭,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积极与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

但是,我们认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还没有上升为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不少学者曾经著文谈“全面对外开放”思想如何,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衡量是否形成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起码应注重如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要把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看作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二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当代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开创了世界经济开放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虽然也认识到,一国要发展,应该加强对外经济文化联系,要争取外援。但他并未认识到这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条件;他只是认为,我们搞经济建设有这样一个外部条件更好,没有,我们自力更生地建设也完全可以。

因此,一遇国际关系局势紧张,他便极易产生否定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思想。所以,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基本上局限于同外国做生意、互通有无,而不可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系统理论,更不可能在他的领导下制定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次,对外开放是与商品经济紧密相联,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仍处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由于害怕发展商品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因而全国上下对商品经济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只是满足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满足于“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徘徊不前的状态。虽然也强调开展对外交流,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相差甚远。最后,对外开放要求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而建国后我国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虽曾对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种种弊端,企业缺乏应有的自,职工缺乏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阻碍了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

虽然一直积极主张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他最终未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国际环境看

事实上不存在我国进行对外开放较为宽松的外部客观条件,这是未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即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之中,自1950年10月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政策长达20多年,联合国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项目多达500多种,从而限制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根据当时国际形势,我国选择了对苏联东欧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政策。实际上“一边倒”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冷战背景下,东西双方都谋求对方,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易使西方国家产生逆反心理,他们认为,既然新中国完全倒向了社会主义苏联一边,我们决不能再向它提供任何的援助而要联手制裁它。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认为既然西方国家与我为敌,他们即便提供援助,我们也坚决不接受。1951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陡然比上年下降了27.7%,对美出口基本停顿,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当局致力于在东西方国家间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共同阵线,对新中国持一种日甚一日的敌对态度。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撕毁600多个援助项目和合同,撤走全部专家,致使我国在这期间同苏联东欧的交往也降到了最底一层,而西方国家仍然对我国实行封锁制裁政策,上述原因迫使我国不得不在实际上被孤立、被封锁状态下进行经济建设。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算起,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三年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13.1%、22.9%和9.3%。以后10年的平均增长率仅1.3%,比前10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这段时间世界贸易市场增长率为9.0%,其中日本为17.5%,南韩39.6%,台湾为24.6%。[6]整个60年代,我国对外交往的步伐大为减慢,幅度大为减小,再加上国内其他一些因素,生产力发展滞后,逐渐扩大了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7]邓小平这段话不仅指出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未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思想及系统理论的外部客观原因,而且说明了这一原因在中国走向封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从国内因素看

事实上也不存在促使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思想的国内条件晚年一直未放松阶级斗争的思想,且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左”的思想的发展,不断地将阶级斗争的思想和实践扩大化,“”中发展到极点,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搞阶级斗争、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上,而没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和交往上,从而阻碍了他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从1949年到1956年,和党中央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虽有欠缺,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之后在复杂变幻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下,又重新认识到“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逐步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西方国家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失误乘机掀起了主义浪潮,这使对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得特别重。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我们更加强化了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并号召反对“单干风”、“黑暗风”,这都使我们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主题,更谈不上进行对外开放和交往。随着我们党和本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1966年夏季之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逐渐形成,并支配了国内全局。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说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就连一直倡导的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也完全抛弃了。

三、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促使其逐渐放弃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的思想,更不可能再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从1956年开始,由于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使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对应,他对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疯狂地反苏浪潮;美国继续到处制造紧张局势,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上述原因交织在一起使深切感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威胁的严重性,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一再强调世界处于紧张局势之中,强调存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强调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的根源,战争还是和平已成为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60年代对世界战争危险性的估计更加严重。客观上,我国面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除了两大阵营对立状况没有改善之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挑起事端对我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印度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我国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国迫不得已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战。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之后反华之心不死,在对我国东南沿海形成半包围的同时,又发动侵越战争作为向我国大陆进攻的跳板。在这些情况下,对世界战争的危险性看得特别重,他认为世界战争已不可避免,越来越近,迫在眉睫,号召全国上下各条战线做好早打、大打战争,打核战争的准备。7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对世界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基本的战略认识没有更改。在此背景下,逐渐放弃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从而也就放弃了其全面对外开放思想形成的可能。超级秘书网

四、实践的局限性影响了全面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

一方面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一生只出国两次,且都去了苏联,从未到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感性认识,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高度文明、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没有切身体会。不仅如此,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即使当时主要的中央领导成员也没去过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理只是于1954年到过日内瓦),对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发生巨大变化的西方世界也无感性认识,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提供一些活生生的例子供参考和借鉴。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主要通过看材料、听汇报,在与西方对抗的冷战背景下,有些材料和汇报不免失之偏颇。这都使对外交往的视野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也受到某种影响。

另一方面,适应性的成功产生的错觉也影响了全面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成功的,领导的维护国家、恢复经济建设也是成功的。但这两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国情”适应的成功。由于和平建设的成就相对于长期战乱破坏有隔世之感,特别是在缺乏国际经济发展横向比较的情况下,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从而把适应的经验全看成建设的经验。

受多种条件的限制,最终未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但他一直倡导的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为后继者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开放提供了思想依据和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胡绳.党的对外开放路线的形成与发展[J].党史通讯,1983,(11).

[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707.

[3]刘向东.继承对外经济交流思想,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发展[A].外交思想研究[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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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贺同新.试论的经济思想的开放性及其历史局限[J].思想论坛,1992,(3).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7.